商 传栾保群

商 传：（一九四五年～二〇一七年），生前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职，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社会史室主任学术委；中国科院大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明长著有《永乐皇帝》代文化志等

栾保群：前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编辑，整理出版有《日知录集释》、《困学纪闻》等

作为史学家的张岱，他有坚贞的操守、真挚的爱憎、卓绝的胆识。我们可以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不能不钦仰他的史德，服膺他的史识。总观《石匮书》纪、表、志、世家、列传各篇的总论和史赞，约有十万余字，占全书篇幅的二十分之一，是张岱史学成就的集中体现，其中尤以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后集》论赞最为出色。喜欢张岱文章的读者，将从《石匮书》的论赞中看到这位文体大师与《陶庵梦忆》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文章风格。器局恢弘，声情并茂，一言既出，破石断金，史官文化的凛然正气溢于字里行间，而动情之处，真如烈士泣血，寡妇夜哭。人们喜读张岱散文，多由《陶庵梦忆》入手，我至今坚持《陶庵梦忆》中绝大多数文章写于鼎革之前，到了《石匮书》的论赞，早年的花月之情一变而为风霜之气，真喜宗子文章者，不可不读他晚年的史论……

张岱早已是为读书人所熟知的人物了，但他更多的是作为晚明小品文的杰出作家为人们所景仰。如果让张岱给自己定位，我想他大约不会接受「散文家」这个头衔，因为他终生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是做一个史学家，像司马迁那样以独立精神，完成有明一代国史的史学家，写一部像《左传》、《史记》、《汉书》那样「成于一手」的史学巨著。

早在万历末年，张岱年方弱冠，即开始编撰《古今义烈传》，历十年而于崇祯元年成书，而与此同时也就开始了《石匮书》的写作准备。张岱家中藏书甚富，对他的修史志趣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要修一代之史，他也感到「成、弘而上，杞宋无征；庆、历以来，文献不足」，于是向当地藏书家们发布《征修明史檄》。这年张岱三十七岁，此后直至崇祯末年，张岱的生活记录中多有征歌逐舞、游山戏水，修史之事虽然不是以全力为之，但也未曾间断。不管怎样，到明亡之时，虽然家中藏书尽毁于乱兵，张岱已经有了《石匮书》的初稿，所以他才能在兵燹避难之际「携其副本，屏迹深山」。

《石匮书》书影

弘光亡后，张岱先是参加了鲁王朱以海的浙东抗清，旋即败散。顺治二年，他避兵入剡；三年，隐身于山阴西南之越王峥，再逃至嵊县；四年，寓居绍兴项里，此间他疲于奔命，困苦劳顿，故旧视之如毒药猛兽，「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几乎「直头饿死」，「每欲引决，因《石匮书》其未成，尚视息人世」。至顺治六年，他移居快园，虽然生活困窘依旧，但总算有了个稳定的写作环境，所以五年之后的顺治十一年，在「五易

其稿，九正其讹」之后，《石匮书》终于成稿。此时明亡已逾十年，虽然东南、西南的抗清政权依然活跃，但崇祯一朝却是尘埃落定，已经可以着手续写了。正在张岱苦于缺乏史料的时候，顺治十三年，丰润谷应泰任浙江学政，欲修《明史纪事本末》，邀请张岱参加撰写。张岱为了利用谷应泰所藏史料，于当年至杭州，把参与《明史纪事本末》的撰稿与续写《石匮书》兼顾并举，居杭一年多，成书数十卷，基本上就是《石匮书后集》的初稿，至此，这部有明一代之史大体成为完书。

这是唯一一部以一人之力完成、完全以《史记》为模板写成的明史。张岱把一个垂老遗民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全部凝结在这部二百余万字的巨著中。他在这部书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最高的尊严和胆气，对清统治者不置一顾，没有一个字流露出对新王朝的归顺或让步。这是一部只要被发现就要获罪的禁书，所以张岱不指望能在有生之年会梓行于世，但他坚信这书终究能得见天日，为这部本来要叫《明书》的著作重新起名为《石匮书》，就是想让它和郑所南沉于古井的《心史》一样，藏于石匮，但总有一天会被后人发现而流布。

然而严格说来，《石匮书》实为未定之稿。这固然是因为《后集》中有些列传有目无文，但这可以以史料不足或有所等待而解释，并且有些卷目如马士英、阮大铖的行迹已经在《福王世家》中展开。除此之外，全稿还存在着不少本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张岱写传记的文字功力，我们可以从《琅嬛文集》中《家传》、《五异人传》、《王谑庵先生传》、《周宛委墓志铭》等篇中领略其风采，绝对是当时第一流水平，但他没能以生花妙笔施于全书、成一家著作，确实是一大憾事。张岱《与李砚翁》一信中说：「弟《石匮》一书，泚笔四十余载。」以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开始着手计算，此时最早也是康熙九年（一六七○ 年）之后，衰年老翁，仍然修订不辍，可是终究已是「漏尽钟残」了。

商传先生像

虽然如此，以一人之力，于颠沛流离、穷愁困顿之中完成这部二百万字的巨著，也足称为艰苦卓绝。列入「正史」的《明史》，清廷开馆六十年，网罗天下名士，聚集天下藏书，成书后公认良史，诸传尚且多有疎漏抵牾。但孟森先生以为，疎漏抵牾尚不是《明史》的最大不足，「根本之病，在隐没事实，不足传信」，或曲笔，或文饰，对于史馆诸公来说，也就是丧失独立的修史思想，一切服从朝廷，是非全凭圣断，尽其才学，充其量也就是「御用的史料编纂家，而不是史学家」。（先师王毓铨先生语。我问他什么是「史学家」，他说：「要有独立的思想，比如司马迁。」）由此也就看出张岱史学的优胜之处，正在于保持了人格和思想的独立，以事实为依据，以思考为论断，不徇俗，不偏党，不屈服于任何势力的干扰，不屑旁顾，一往直前，直抒己见，大胆论断。

嘉靖大礼议是明史中一大事件，其所以大，是因为一件本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事却引发了官场地震，结果成为影响此后数十年政治的一大变局。世俗之见以为：杨廷和是正人，那么持不同意见的张璁、桂萼就一定是小人。不问是非，先定正邪。「天下后世万口一词，皆是杨廷和而非张璁等。」（赵翼《陔余丛考》）张岱对此独持异见，曲原嘉靖帝出于父子之情而考兴献王，「杨廷和辈，不能将顺匡扶，执拗古板，遂致决裂而不可收拾」。（《大礼建言诸臣列传》总论）赵翼言《明史》中的传赞「协是非之公」，即举此案为例，谓「廷和等徒泥司马光、程颐濮园之说。……未准酌情理，以求至当，争之愈力，失之愈深」，以为传赞「足破当时循声附和之谬」，他当然不可能知道，张岱早在一百年前就有此识见了。不仅如此，张岱还在《张孚敬（璁）传》中特言其公忠，非谄佞希宠之徒，且赞曰：「孚敬相而中涓之势绌，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于朝，而黔首得安寝于里者，谁力也？」杨廷和辈辞朝之后，嘉靖信用张璁，未使权力出现真空而由宦寺乘虚而入，由国计民生大处着眼，这就是张岱史识的高明所在。

张岱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置于历史的大潮中分析判断。在正德谏南巡，嘉靖议大礼，万历争国本诸事件中，无论成败，正派士大夫的抗颜忿争愈演愈烈，皇帝的专制暴虐也随之加码升级，士大夫刚烈正直的名气越来越大，国步民生却每况愈下。那么士大夫以血肉之躯拼死忿争的究竟是什么？动辄叩阍叫号，声彻大内，心里想的是国家百姓，还是只博取个「万世瞻仰」的名声？张岱在《石匮书》的论赞中不严于「非君子即小人」之辨，却要深责「贤者」的历史责任，这与他在鼎革之后，对明朝由盛至衰以至于灭亡的思考是分不开的。虽然都知道《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但张岱这态度却未必能得到同时士大夫的认可，特别是张岱在《门户列传》中对东林党人的抨击，在友朋中能得到许可的不过一李砚翁而已。

张岱本人极重气节，一部《古今义烈传》贯穿了他半生的写作生涯。对东林前辈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张岱譬之元祐有苏轼、司马光。「光明磊落，出处昭然，不东林者有其节概否耶？」「以三君子言之，亦人负东林耳，东林何负于人哉！」而对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杨涟、左光斗等人，张岱许以「忠烈」，于传中特录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及倪元璐《左光斗行状》。东林在士大夫中名气渐大，诸君子遂高自标榜，互通声气，以致只认门户，不明大义，便给大量「为做官而入党」的投机者开启了方便之门，有野心而无节操的李三才辈，更是把东林当成腾身上位的政治工具；而像刘宗周、王思任、祁彪佳这些有识有节的士大夫，却因洁身自好而与东林保持距离。明末党争的鱼龙混杂，历史走向的变异百出，东林君子起码要负相当的责任。回首天崩地坼之变，张岱追究正人君子的亡国之责，甚至语涉愤激，也许会被人看成是不合时宜的，但如果把历史的责任往那些元恶巨憝和附恶者身上一推，剩下的人都是干干净净的正人君子，难道就对了么？

张岱本人就是正直士大夫的一员，看他为《古今义烈传》写的序，他的性格也是易于激动，一念之间就会舍身取义的，如果他身处大礼议的风潮之中，未必能冷静地不受群情裹挟。但若干年后的历史反思，必须不顾情面，跳出圈子来冷静思考。他对这个政治集团的斗争策略极不满意。他们在政治斗争中不审时，不度势，不能争取中间势力以孤立极恶的一小撮，反而把那些即使不能成为同盟者，起码也可以争取为旁观者的官僚推到敌对一方，甚至为了沽名售直，对极恶极凶的皇权死磕硬碰，最后鱼死而网不破，血肉狼藉，一败涂地，还自以为这就是可以流芳百世的名节。在事关国计民生的政治角斗中，那种宁折不弯，非我即敌，得志时互相咬啮，失势时自我放逐，对任何妥协和让步都要横加指责，必弄到朝廷一空、豺狼当道而后止，这就是对国家极不负责任的卤莽灭裂。对此，张岱是毫无回避地予以谴责，并追其本原，极端专制的皇权亦不能辞其罪。

作为明代遗民，张岱必须维持对前朝的尊崇，所以他在诸本纪中多有似是而非的溢美及假设之辞，但由全书来看，他对皇权凶残丑恶的揭露不但毫无忌讳，而且是竭尽全力。明朝士风的不振，在张岱看来，最终责任在于皇帝。特别是明成祖朱棣对建文诸臣的屠戮侮辱，「破灶扬灰」，把士大夫的忠义正直之气摧残殆尽。此后除了成化、弘治两朝之外，正德、嘉靖以至天启、崇祯，廷杖之惨，胜于凌迟，诏狱之毒，同于屠场，冤死之后，又诬以通敌贪贿，敲剥家属，株连宗族，必至赶尽杀绝而后快，惨刻寡恩几乎到了视如寇仇的地步，君臣之间还有什么恩义可言？崇祯亡国之后，「天下忠臣烈士闻风起义者，踵顶相籍。譬犹阳燧，对日取火，火自日出」（张岱《越绝诗小序》），也就是说，这些忠义之火是来自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并非激于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与黄宗羲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顾炎武之「亡国亡天下」之辨一样，张岱的忠义非由「君恩」，都是对皇权极端专制而导致生民涂炭、自身灭亡之后的反思。

《石匮书》当然不是完美的史著，由于条件所限，张岱为自己设定的「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稍有未核，宁阙勿书」，也很难全面落实。它的缺陷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不少，甚至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讨论。但今天来读《石匮书》，是要看它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可学习继承的东西，张岱的史学比同时侪辈有何优胜之处。

论者言及清初浙东史学，首推万斯同，他以布衣身份北上，立志为前朝留一信史，其诚可嘉，而且始终也不失遗民操守。但新朝的功令能让你留一部前朝信史么？在文字狱的罗网下，明廷的「一朝忠奸」或能评判，易代之际的事就难言之矣。论学问渊博，掌握和驾驭史料的能力，张岱自不能与万斯同相比，但一置身于矮檐之下，去取由人，一代大史学家就不得不最终成了皇室的数据员。有识必先有胆，张岱能够不受樊笼羁绊，海阔天空，敢想敢写，而且坚信其书必能见天日于后世，其胆其识先占了头筹。查继佐的《罪惟录》和《石匮书》很是相似，一样是私修的，不以示人，也一样坚信其书必能见天日于后世，所以于明亡之后仍用永历纪年，书满兵为虏为仇，痛斥投敌汉奸；但查氏其情可疑。康熙初年「南浔史案」，他是举报人之一，而且受了清廷嘉奖，分得祸主庄氏的部分财产，遂成暴富，人格之鄙，与吴之荣不过五十步百步之差，更无论其遗民操守了。亡国之后，张岱以贵介公子而甘于贫贱，冰蘗之操，皎如白日，而查氏蓄养家妓，耽溺声律，哪里有什么黍离之思、亡国之痛？《罪惟录》装点故国情怀，辞愈激而情愈伪，不过是为身后留地步罢了。顾亭林《日知录》有「文辞欺人」一则，借谢灵运、王维而斥责当代大佬：「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所指应是钱谦益、吴伟业之辈，查氏读此，不知心中有愧否。所以看查氏史学，只一个「伪」字，就先落入下乘。

作为史学家的张岱，他有坚贞的操守、真挚的爱憎、卓绝的胆识。我们可以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不能不钦仰他的史德，服膺他的史识。总观《石匮书》纪、表、志、世家、列传各篇的总论和史赞，约有十万余字，占全书篇幅的二十分之一，是张岱史学成就的集中体现，其中尤以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后集》论赞最为出色。喜欢张岱文章的读者，将从《石匮书》的论赞中看到这位文体大师与《陶庵梦忆》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文章风格。器局恢弘，声情并茂，一言既出，破石断金，史官文化的凛然正气溢于字里行间，而动情之处，真如烈士泣血，寡妇夜哭。人们喜读张岱散文，多由《陶庵梦忆》入手，我至今坚持《陶庵梦忆》中绝大多数文章写于鼎革之前，到了《石匮书》的论赞，早年的花月之情一变而为风霜之气，真喜宗子文章者，不可不读他晚年的史论。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商传先生于病重中改订此稿，一月后即辞世。本刊摘要登载，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