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然翟 毅

张然：杜伦大学考古系博士后

翟毅：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

二〇一七年，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杜伦大学考古系组成联合考古队，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伊马角酋长与哈伊马角文化旅游发展局的邀请，在当地开展了为期七天的调查访问。这里的史前墓葬群和宫殿遗址的出土物显示出古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文化、技术的交流和人的互动，同时也是中世纪中国与印度洋和欧洲经济繁荣的见证。

一个明代青花瓷盘的「破镜重圆」

祖尔法（Julfar），位于阿联酋哈伊马角市（Ras Al Khaimah）西部的潟湖岸边，从新霍尔木兹王国时期（New Hormuz Kingdom）到葡萄牙人殖民时代（约十四至十七世纪）一直是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港口。虽然历史文献对于它的记载只是寥寥几笔，但是最近几十年在波斯湾地区的考古工作又把这个沉寂许久的古城带到了世人的面前：从热闹的街区到繁忙的港口，从不断扩建的清真寺到坚固的城墙，这些古老的遗迹仍然伫立在荒芜的沙丘中。然而，追溯到六百年前，祖尔法曾经是波斯湾地区一个热闹而重要的港口城市。

在祖尔法的考古出土物当中不乏大量的中国外销瓷、伊斯兰陶瓷、玻璃器、本地陶器与钱币等，而在发现的中国外销瓷中还蕴藏着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九七七年，在祖尔法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些明代青花碎瓷片。经过修复，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瓷片可以基本复原出一个明代晚期的花鸟山水纹盘。可惜的是，瓷盘在口沿处缺少了一部分。即使这个瓷盘并没有被完整复原，也足以让考古人员十分高兴— 毕竟在印度洋考古工作中，能发现如此完整的器物已经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了。随后，被复原的这件明代青花瓷盘即为哈伊马角国家博物馆收藏。

十年后（一九八七年）的一天，这件明代瓷盘被刊登在了英国报纸上。不久，一位名叫卡尔·格罗斯（Karl Gross）的英国人来信联系哈伊马角国家博物馆，信中说：一九八三年他曾在哈伊马角度假，在海边散步时无意间捡到了一片青花瓷片，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便把这个瓷片保存了起来。看到报道后，格罗斯先生发现这个瓷片正是报纸中提到的明代青花瓷盘所缺少的那部分！随后他将这个瓷片捐给了哈伊马角国家博物馆，破损的这件明代青花瓷盘终于得以「破镜重圆」。为了纪念这个浪漫而充满戏剧性的入藏事件，哈伊马角博物馆并没有将这个瓷片组合在青花瓷盘中，而是将其与修复的瓷盘并列摆放。

考古工作不仅仅只是为了讲述这样浪漫而巧合的故事，更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人类历史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二〇一七年八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Archaeology Department, Durham University,UK）有幸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伊马角酋长沙特·本·沙克尔·阿勒卡西米殿下（HH Sheikh Saud bin Saqr al Qasimi）与哈伊马角文化旅游发展局的邀请，在当地开展了为期七天的调查访问。在此期间共考查遗址八处、现代港口一处，赴两所博物馆调查学习，并与哈伊马角酋长国建立了友好的合作联系。此次考察主要基于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哈伊马角考古工作，并为以后的联合考古项目奠定了基础，结合过去的考古工作与这次实地考察，我们对古代印度洋海上贸易的历史发展与中国陶瓷贸易对古代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哈伊马角的历史变迁

历史上，古代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地处波斯湾北岸的伊朗与伊拉克地区，而今天的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地区则很少被提及。但是，没有历史的记载并不是说这些地区没有文明与历史的发展。过去在波斯湾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弥补了这些历史空白，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波斯湾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

明晚期 花鸟山水纹盘及残片（正、背）哈伊马角国家博物馆藏

哈伊马角位置及主要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遗址示意图

哈伊马角地处波斯湾入海口南岸、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北部。从整个亚欧非大陆来看，哈伊马角位于印度洋海陆的中心点：无论是从中国去往非洲，还是从欧洲到达印度，哈伊马角都处在海陆与陆路交通的要地。虽然哈伊马角处在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却鲜见史料记载，甚至到了近现代时期，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只停留在游牧迁徙的原始部落状态。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随着各国学者在哈伊马角的考古调查不断展开，对其考古学研究与历史重建工作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认识和进展，才揭开了哈伊马角作为海上重要港口城市的神秘面纱。

考古人员在石碓墓遗迹考察

石碓墓壁用料

早在青铜器时代，哈伊马角地区就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印度河谷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位于哈伊马角市东北部八公里左右的西马尔村（Shimal）保存着阿联酋规模最大的史前墓葬群，其中史前墓葬二百五十余处，年代跨度为公元前四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五百年左右。本次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杜伦大学考古系的联合考古队首先对哈伊马角乌姆阿尔纳文化（Umm al-Nar Culture）时期的墓葬（约为公元前二千六百年至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的青铜器时代文化遗迹）进行了细致调查，墓葬主要为合葬石碓墓，墓葬结构为弧壁平顶，中间墓室狭长、内部呈拱形。墓葬主要为石砖垒砌、设有祭祀用的小平台，墓外壁经过精细打磨。出土物主要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风格的陶器碎片、滑石器皿、金银首饰以及印度河谷地区生产的铜制品等。青铜时代晚期的墓葬形制稍有变化，墓葬外壁打磨工艺已经消失，石砖堆砌不甚规整。由于当地墓葬多被盗掘，所以墓葬形制尚不确定，推测墓室约可埋葬一百余人。根据墓葬规模与数量，可以看出当地在青铜器时代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人类聚居点，其社会形态还应当处于公有制阶段。

乌姆阿尔纳文化时期的陶器残片

乌姆阿尔纳文化时期的滑石器皿

乌姆阿尔纳文化时期的银饰

进入到萨珊王朝时期，哈伊马角地区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这次联合调查访问了库什遗址（Kush）与示巴女神宫遗址（The Palace of Queen of Sheba）。库什遗址以一处人居遗丘为主，其南北长一百二十米，东西宽一百米，中心部位距地面高度为六点五米，地下部分约为一点五米，地层总体厚度为八米，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大的人居遗丘遗迹。库什遗址相较青铜时期墓葬群遗址大举西迁，距山更远，反映了当时海滨已向西退至此处。库什遗址的大量考古遗存中，有越窑青瓷、广东青瓷、德化青白瓷、龙泉青瓷和青花瓷等陶瓷品种。示巴女神宫位于哈伊马角西马尔村东侧哈扎尔山（Hajar）西麓延伸出的一处丘陵顶端，应为该地区统治者的宫殿，年代为十一世纪左右。根据《古兰经》与《希伯来圣经》记载，示巴女王是非洲

库什遗址

示巴女神宫遗址墙壁灰面

示巴女神宫遗址远眺

东部示巴王国的女王，生活在约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但是此处宫殿遗址得名仅仅是根据当地传说，并无任何历史与考古佐证。宫殿遗址结构相对完好，地面与墙壁灰面仍清晰可见。起居室、走廊、储藏室与蓄水池等设施结构保存完整。站在宫殿前，可以尽览库什与哈伊马角市全貌，远眺可见波斯湾。宫殿遗址背后为哈扎尔山脉，与阿曼毗邻，仍保存有堡垒或城墙等设施，应为宫殿的防御工事。

继西马尔村诸遗址以及库什遗址之后，联合调查队继续向西南侧海滨推进调查范围，在现代临海的潟湖区域考察了祖尔法遗址保护区（十四至十六七世纪）。祖尔法遗址包括核心区域阿尔马塔夫遗址（Al-Mataf）及周边的阿尔努杜德（Al-Nudud）区。阿尔马塔夫遗址为一个约九百平方米的人工丘陵，据史料和以前的考古发现，这应当是祖尔法古城的中心地带，现已列入考古遗址保护区。阿尔努杜德区将在考古发掘之后用于城镇化建设。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祖尔法地区已经开展了多次试掘和发掘工作，考古调查表明祖尔法城址中心是由十四世纪的一个渔村发展而来，在十五世纪成为了波斯湾入海口的一个重要的城镇中心，主要遗迹包括清真寺、城市遗迹、墙基等。城市在十六至十七世纪逐渐被遗弃。

阿尔马塔夫的清真寺遗址建于十四世纪中早期，在之后的一两个世纪中经历过四次重建和扩建工作，不断的扩建应该与当地人口的增长有关。清真寺北部区域的发掘与清真寺地层相吻合。祖尔法的城市化发展也是从十四世纪中早期开始的，由原本的棕榈叶小屋组成的村落发展成为了砖石结构建筑组成的城市，随后在十六世纪开始衰落。十六世纪中期，又有棕榈叶小屋村落出现，随即完全废弃。

从库什遗址到祖尔法遗址，我们看到了哈伊马角地区随着海岸线的变化而产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当地和印度洋贸易的紧密联系。从十一世纪开始，随

着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逐渐衰

落，波斯湾地区的经济和贸易重心开始转向红海地区。但哈伊马角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仍然在印度洋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自十四世纪以来，作为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港口与城市，哈伊马角呈现出一派贸易繁荣的景象。虽然祖尔法遗址与哈伊马角的考古工作只是众多印度洋中世纪考古工作中的一个，但是其连贯的历史架构和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遗存为我们了解古代印度洋贸易打开了新的局面。

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经济贸易

考古学研究为我们了解古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尤其在历史文献有着缺失和记载不详的时候，考古学在研究古代器物遗存的基础上，为我们了解古代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启示。一艘沉船或一个遗址所能带来的历史信息往往是崭新且具有突破性的。对于我们不甚了解的历史，考古工作能够填补我们认识古代历史与人的空白。

在哈伊马角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从唐代到清代各个时期的中国陶瓷，根据不同时期陶瓷品种和数量的变化，可以分析出中国陶瓷贸易和波斯湾经济的历史发展变化。例如在祖尔法遗址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采集到元代至明代早期的龙泉窑青瓷碎片，以及大量的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青花瓷器碎片。通过分析和对比，在库什遗址与祖尔法遗址发现的陶瓷遗物中，伊斯兰釉陶和中国瓷器可以被看作是高质量的陶瓷制品。在十三世纪时伊斯兰釉陶的进口达到了顶峰，而此时期的龙泉窑瓷器刚刚进入到哈伊马角地区。然而到了祖尔法遗址，大约在十三世纪后期至十四世纪早期，伊斯兰釉陶完全消失了，这应该和伊斯兰釉陶制造业的衰落相关。而为了弥补高质量陶瓷消费品的空缺，龙泉窑青瓷大量进入了哈伊马角，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但在随后的地层中，龙泉窑的市场地位逐渐被青花瓷取代。这个市场消费品的变化无疑是与中国陶瓷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此次联合考古队调查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对出土物的研究，更是着眼于人类历史以及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通过考古学的观察，不仅仅看到了哈伊马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历史变迁，也看到了古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技术交流和人的互动。这也正是中世纪中国与印度洋和欧洲经济繁荣的见证，也是早期全球化进程的开端。

迪拜老城市场

迪拜港口

历史的回声

作为考察的尾声，故宫博物院与杜伦大学联合考古队来到迪拜老城市场（Dubai Old Souq）和现代海运港口，通过与老城市场商贩和来自各国的贸易船商的交流来实地调研阿拉伯地区的贸易形式。调查发现，迪拜老城市场仍依稀可见古代阿拉伯地区贸易市场的风貌，贩卖的特色商品主要包括印度洋货物、各国织物、中国丝绸、香料、乳香、香水和阿拉伯当地的手工艺品、金银首饰和水烟烟草等。商店的售货员可以使用各国语言简单地揽客与叫卖。大多商贩可以流利地说出「你好吗」、「很便宜」、「你从哪里来」这些简单的汉语来吸引中国游客。此外，除了近东地区的语言以外，也经常听到英语、日语、法语、意大利语的叫卖声。随后，考古队在市场北部的阿尔库柏巴港口（Al Ghubaiba Marine Station）乘船来到潟湖对岸的黛拉老市场港口（Deira Old Souq Station），在这里来自各国的现代商船正在停泊靠岸、卸货进货。所载货物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商品，包括电器、饮料、轮胎、文具、织物布料等。联合考古队与一艘来自伊朗的商船进行了细致地交流，得知商船来自伊朗南部，不到十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迪拜。船员的母语为波斯语，但也可以简单地说印地语和阿拉伯语，以及非常有限的英语。这种市场与海运贸易方式很有可能在阿联酋地区有着上百年的传统。与古代贸易最大的不同在于现在贩卖的是现代商品，然而商人的运作方式、语言交流方式和潟湖边简单的靠岸港口的搭建方式可能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感受到了古代与现代印度洋贸易方式的惊人相似，现代的商业社会调查也对我们理解考古工作、古代历史、经济和文化的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附记：

故宫博物院与杜伦大学的合作始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见证下，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与英国杜伦大学副校长David Cowling代表双方签署了《中国故宫博物院与英国杜伦大学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双方在「一带一路」体系下开展中东、欧洲以及印度洋地区的考古学探究，并对该地区出土的中国瓷器等文物资料进行合作研究，从而促进双方在考古领域的共同发展。二〇一七年五月，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四人来到故宫博物院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古学交流活动，跟随故宫博物院院内考古工作进度，探讨考古学研究方法。这次对哈伊马角的考古调查是经杜伦大学考古系Derek Kennet博士联系，哈伊马角酋长国古物博物馆邀请故宫博物院考古所、杜伦大学考古系在当地展开调查访问。调查团一行受到了哈伊马角酋长的热情接待，并为我国驻迪拜总领馆工作人员讲座一次，与哈伊马角酋长国建立了友好的合作联系。

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与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人员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