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达到审美式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

唐代张怀瓘曾评陆探微得“象人之美”之“骨”，张僧繇只得其“肉”，只有顾恺之得其“神”。但是，从顾恺之的创作实践看，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形似”，他对“神似”的认识仅局限于“形”的真实显现。

六朝人物绘画和雕刻，是要求“核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追求形似的精致，逼肖于对象，容不得丝毫差别和走样。同时色彩的浓淡厚薄也把握得准确鲜明，富于光感。这两条形似的逼真性，具有极高的准确度；色彩的光感鲜明性，反映了六朝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原则。

顾恺之就认为“若长短、刚柔、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尽管这里的“神气”还局限在“形”的容貌，但是他提出的“以形写神”的绘画理论，意义格外重大，因为它标志着中国艺术在外域文化强烈刺激和启迪下，在中国本土文化焕发出强大生命活力的基础上，终于实现了一个历史的飞跃——艺术的自觉。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绢本设色，49.8厘米×329.4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顾恺之所说的“神”不仅要体现人物的精神，更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的精神。从此人物画的价值就不去表现故事的生动和对象的准确，而是画家所捕捉到的、或者是画家所赋予的精神内涵，也就是对象的内在美。

在魏晋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艺术又从自觉走向成熟。在这中间佛教文化对于文人士大夫所从事的绘画、书法艺术的催化作用或许要间接些，但也可能更深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