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确义利观是我国为适应新时期的内外形势，所提出的外交新理念。正确义利观包含和提升了中国传统优秀的义利观思想，继承和创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主张，在把二者有机融合的过程中颠覆了西方大国传统利己主义思维，创新性地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主张合作共赢，从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入手，主张义利平衡。

关键词：正确义利观，继承，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涉及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时多次讲到义利观问题：“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等，这些论断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在外交工作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思想。

一、“正确义利观”是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继承

义利之辨同义理之辨、道器之辨等一样，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如何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就一直是不停探索的话题。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法家等都对义利关系进行论述，形成了丰富的义利观思想。儒家学派提倡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孔子讲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上”[2]；孟子谈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3]高度强调义的重要性，坚持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当然，儒家学派并不只强调“义”而完全否定“利”，只不过他们所强调的是国家公利而不是个人私利，是民众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孔子明确提出要按照“庶”“富”“教”的逻辑来进行，必须满足民众的物质利益，才能进行教化、弘扬道义，强调的是取利有道、义然后取，而不是见利忘义。与儒家学派不同，杨朱学派则是“重利轻义”的代表，认为追逐私利是人的本性，提出了“不以一毛而利天下”的口号。法家学派立足于人性恶的哲学观点，继承杨朱学派的思想，提出了“贵利轻义”的主张。同儒、法均不相同，墨家提出“义，利也”的主张，突出“义”“利”的统一性，倡导义利兼顾、志功双规。随着儒家学说越来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义利观的主流，同时见利思义、义利兼顾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因子。

两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义利之辨又成为当时文化论争的一个重要议题。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义理派占上风，重义轻利的思想进一步沉淀为中国主导性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直到近代，义利思想依然是一个重大问题。经过儒家思想长期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义利关系时，总是首论公利道义，次论或不论私利物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就是坚持一切以国家利益、以大道正义为准则，而个人祸福得失则服从于道义公利，凸显了儒家学说中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主张。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孕育了内涵丰富的义利观思想，一方面高度强调道义至上、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另一方面又高度强调义利兼顾、取利有道、见利思义。

义利观涉及的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国际关系上的义利观就是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反映了不同个体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当把这个准则放到处理国与国之间利益关系的范围时，就形成了不同的外交关系理念。

习近平主席关于在外交工作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的思想，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思想同现代国际关系相结合，把古代中国人处理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智慧运用于当代外交实践，形成了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念，强调了国际关系中平等、道义、公正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国家利益上的互助、互利、互惠的必要性，谋求在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中实现共建、共赢、共享，体现了中华民族道义至上、重义轻利、义利兼顾、取利有道的优良传统。

二、“正确义利观”是对新中国外交主张的发展

新中国不仅为制定合理的国际关系原则做出努力，而且长期坚持先义后利、义利兼顾的义利观，发扬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仅从道义上而且从物质利益上大量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十分困难，而且长期遭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制裁，但是我国依然克服种种困难，甚至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向广大亚非拉国家提供帮助，支持他们反抗压迫、争取独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派出施工和技术人员远赴非洲援建坦赞铁路，向亚非拉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等。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断扩大和提升，近些年中国减免了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380笔，承诺对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输华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有力促进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些做法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义至上、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形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外交工作的核心价值观。

一些人在谈论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外交时，只谈论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而看不到其時代条件和长期战略价值，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对于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必须做辩证分析。一方面，新中国把国际正义放在首位，对亚非拉国家提供国际主义援助，虽然的确承受了很大压力，但是却有力地支持了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国际关系中践行了大道正义，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也获得了道义的回馈，维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得到了这些国家的尊重、信任和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是非洲兄弟和中小国家用轿子把我们抬进去的。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特别强调：“中国是亚非团结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始终坚定支持亚非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坚定促进亚非国家共同发展，并向亚非国家提供了真诚无私的援助。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推进国家统一、实现国家发展的进程中，也得到了亚非国家的宝贵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对此永远不会忘记。”如果仅从物质利益上看待外交问题，在具体利益上斤斤计较，忘掉了国际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义利观，就有可能在外交工作中陷入失道寡助的境地。

习近平主席根据新的时代条件，继承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理念，创新性地提出树立正确义利观的思想，突出地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时又结合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科学把握当代条件下国与国交往中的义利关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三、中国“正确义利观”的内涵

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国际社会关系的性质己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人类已演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新实践，向世界传达了新时期我国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习主席提出的正确义利观，是对西方大国传统利己主义思维的颠覆，它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从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入手，主张合作共赢、义利平衡。

1、正确义利观是对西方大国传统利己主义思维的颠覆

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由来己久，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和为贵、仁者爱人的理念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前文所述中国社会继承儒家思想，主流义利观是重义轻利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便是对西方大国由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演化而来的对外交往中的利己主义思维的有力驳斥。

在义与利的价值取向方面，西方部分国家将“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这种以利益区分敌友的观念奉为外交指导思想。追求利益固然没错，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自身的发展和国家利益。但唯利益论则是不可取的。当前国际关系主流是好的，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部分地区冲突不断、东西阵营间隔依然没有完全打破、南北发展不平衡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部分国家只顾一己私利、不顾道义。用零和思维看待国际关系，表面合作、背地拆台的现象时有发生。

当此之时，如何扭转国际关系伦理的偏差、如何矫正错误义利观的流传，就迫切需要正确义利观的引领。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5]。习近平在首尔大学的讲话，用辩证思维、从哲学视角来看待国际交往的义与利，言简意赅地表达出中国外交有别于传统利己主义思维的义利选择。正确义利观，既是对西方国家以己度人、主观臆测中国意图的有力回击，又从内容上颠覆了西方所坚持的利己主义思维，展示了我国对于国际道义的重视，对于涤荡国际关系伦理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2、正确义利观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主张合作共赢

人类整体利益这一概念建立在当前国际社会各领域的合作空前广泛、彼此利益交织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基础之上。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几乎都存在普遍联系的合作现象。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和彼此制约的加深，经济实力的地位日益重要，各国都在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加强经济合作。同时，反恐形势要求各国加强合作，以确保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恐怖主义的发生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巨大破坏性，各国只有加强合作，才可能更好地打击恐怖主义、保障本国安全。此外，还有很多涉及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问题，也只能靠国际社会的整体力量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受到重视，只顾自身发展、不顾国际大义的行为也受到了人们日益强烈的谴责。笔者认为，利有公私之分，义有小大之别。追求自身私利，乃是狭隘利己主义的表现；谋求一国小义，也绝非大国风范。

正确义利观在国际道义方面表现为倡导合理的国际秩序、愿意承担更多责任；在国际利益方面，主张共同发展、追求合作共赢。同时，合理规则的制定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多数成员的利益、对合作共赢的追求也体现出了追求国际大义的理念。这是一种新的高度、新的视野，它将人类利益视为一个整体，从这个整体出发，呼吁国际社会同心协力，推动世界发展，体现了中国的博大胸怀和战略眼光。

3.正确义利观从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入手，主张义利平衡

就内容而言，正确义利观在于妥善处理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它主张既不能孤立地否定国家利益而肯定国际道义，更不能孤立地否定国际道义而肯定国家利益，正确义利观主张义利兼顾、义利平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两点论”。正确义利观主张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舍利取义，又是“重点论”的体现。它既注重建构与维护国际道义，又主张维护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并致力于推动全球共同利益的实现。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每个国家的具体国家利益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国家的具体国家利益也是丰富多样的。国家利益的范围变化是不受一国领土界线限制的。国家利益不能超越国家疆界的观点实际上是否定了国家利益的国际性。国家利益有国内部分，如领上安全、国家统一、引进外资等等。同时，国家利益的国际性表现在其主要部分都是在一国领土之外的，如稳定国际秩序、维护平等关系、建立和平的周边环境、扩大出口市场等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大、国际地位的上升，我国的国家利益在海外的地理范围自然会越来越大。当前的中国与外部世界已然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在开展外交活动时，不可避免地要處理道义与利益的关系。正确义利观迎难而上，直面这一矛盾，提出自己的价值选择。

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受非正确义利观驱使，为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而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身利益而忽略他国利益的现象，还很普遍，这只能导致利益关系的紧张和精神价值的缺失，诱发严重的国际关系冲突。因此，弘扬正确的义利观无疑有助于矫正非正确的义利观，抑制错误义利观的流播与危害，也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所需要的指路明灯和价值导航。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全文）[EB/OL].（2015-04-22）[2018-03-21].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15-04/22/content_4581446_2.htm.

[2]陈晓芬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53.

作者简介：郭萃（1994-），女，汉族，河南濮阳人，闽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