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迪++李明

摘 要：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继承案一审二审判决结果已经尘埃落定。或许说，法院的判决暂时解决了一个纠纷。然而，一审判决在学界引发的争议，却使有关民法基本原则的讨论再度热烈起来。其争议的焦点是：基本原则在民法的适用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其能否排除具体法律条文而直接适用于具体的民事案件。

关键词：公平正义；婚姻；继承

民法的基本原则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就是实现公平正义。然而，正义的含义从来就是抽象和不确定的，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于利益的复杂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在一个大的集体里，要实现正义，这种深蕴的价值理念就只能是要法律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不合理的法院判决总也能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在个案上迎合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期许。但，这样做的直接恶果是：法的安定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法律在人们心中却从此变得模糊起来，因为对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不可能做到像法官、律师等职业人员那样，从复杂理论的高度去看问题。让他们学习具体的法律条文，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识，才是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走向法治的有效途径。

在本案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遗赠法律关系和侵害配偶权的法律关系。前者为《继承法》规制的内容，也就是当事人在法庭中争执不下的东西。而后者传统属《婚姻法》管辖的范畴。当然，有关配偶权为抽象的人身权，则只能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四条中寻找依据了。[1]

我国《继承法》规定得十分明确具体：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问题的关键在第二种法律关系上。与第一种法律关系不同的是，张学英此时变成了受谴责对象。不论张学英对黄永彬的爱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上，也不管她对他有多少的爱怜和照料，他们的同居行为是有违社会主义公德的，也和《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抵触。既发生抵触，依很自然理解，那她就得低下头来接受大家对她的责难，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在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上，1980年的《婚姻法》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制，修订后的《婚姻法》虽说在第四条确立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但也不至于说要剥夺不忠者的财产权，顶多也只是在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向对方请求损害赔偿而已。既然是这样，人们的期许变成了失望，一个应受惩处的人竟还可以从一个受同情的人那里获取利益！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堵在法院门口，以渲泻其不满与愤懑的原因。法官也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支持了原告张学英的诉讼主张，那么也就滋长了‘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会风气，而违背了法律要体现公平、公正的精神。”从而作出了如此判决。

首先，此判决有悖于继承法的基本原理。试想，本案中的黄永彬将受遗赠人换成另外一个人，那还会有什么争执发生吗？或许那样，大家也就觉得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了。而本案之所以酿成纠纷，原因只有一个：黄永彬和张学英此前的不道德行为。那在《继承法》中，对受遗赠人的道德水准是否有强制性的规定？是否受遗赠人道德水准的低下就可以排除其依法所享有的继承权？ 其次，在物权法上，这个判决也遇到了难题。继承权为财产权，这是法学界通说。而这种财产权利乃是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之上的，为所有人对其财产处分的一种当然结果，体现了所有权神圣。我们的《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也规定了“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本案中，如果不能实现遗嘱的内容，那所有人（黄永彬）享有的具排它性的处分权又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样，社会上还有谁会去殚心积虑创造、积累财富？那社会还谈何发展？再次，以利益衡量论，本案判决实际上剥夺了一个“二奶” 的财产权，表明了对不良社会风气不妥协的态度，这是其有积极意义的方面。但其本身并不能起到抑止“第三者”、“包二奶”现象的作用，作奸犯科者完全可以通过生前赠与来达到其目的。然而，由本案判决而引发的公众对公权的畏惧以及对法律的迷茫和不信任，却将使中国的法治之路蒙上阴影。从社会整体利益来考虑，得失孰大孰小尽在不言中。

中国要实现法治注定充满艰难，它前行的路上还有很多的曲折，《民法通则》所倡扬的“保护合法的民事权益”要为社会普遍遵从，还须我们实实在在去努力。但往往真理也就是从如此种种争议中开始的。

参考文献：

[1] 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