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函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对经济收敛理论及文献的总结梳理，采用适用于流通效率的收敛检验方法，针对我国区域流通效率进行收敛性实证检验，并得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关键词：流通效率 区域差异 影响因素 收敛

区域经济收敛理论

收敛（Convergence，又被译为趋同）原本是一个重要的数学概念，在经济领域中的收敛思想最早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en，1915）将德国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进行的比较分析，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德国工业革命作为后来者，其增长速度与范围均超过了英国，使得后来者具有了比先行者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20世纪80年代，有关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预测的收敛趋势的讨论逐渐成为热门话题，Baumol（1986）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测出来的收敛性，利用Maddison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1870年以来16个经济较发达国家间呈现了较显著的增长收敛性。针对一些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得出不支持收敛性的结论，Barro（1990）提出了“条件收敛”的概念，即在适当控制人力资本等外生变量的基础上再来判断经济初始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即是否存在收敛性。Barro和Sala-i-Martin（1992）以及Mankiw et al（1992）等将条件收敛的概念进行了完善和拓展，指出新古典增长模型并不意味着所有经济体都会趋向于同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可能会具有各自的均衡增长路径。此后的实证研究大量增加，学者们力求从实证数据中寻找判断理论是否正确的依据。Barro和Sala-i-Martin（1991）分别对美国48个州、西欧73个地区和22个OECD国家进行了特定时期内的收敛性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上述考察对象均在考察时期内存在显著的δ收敛和β绝对收敛。Barro（1991）对98个国家25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以各国初始人均GDP为自变量，各国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并不能得出二者显著负相关的结论，然而添加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作为自变量后的多元线性回归却能得出初始人均GDP与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的结论，即获得了β条件收敛的实证证据。Barro和Sala-i-Martin（1992）又使用98个样本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更为详细的论证，进一步确定了这些国家间存在条件收敛而不是绝对收敛。在此之后，更多的国外学者对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如Quah（1996）、Coulombe（1999）等，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均发现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或条件收敛。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经济增长一般会存在多重稳态，即发现一些地区因为具有相似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会收敛于某一特定稳态，而另一些具有不同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的地区则会收敛于不同的稳态，这就是文献中常说的“俱乐部”收敛（club-convergence）。正是基于地区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的异质性，Galor（1996）给出了“俱乐部”收敛（club-convergence）的定义，他认为“俱乐部”收敛与条件收敛不同，指的是初期经济發展水平接近的经济集团各自内部不同的经济系统之间，在具有相似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的前提下趋于收敛，一般而言是落后地区与领先地区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收敛，而两类地区之间不存在收敛性，即出现“组内相互收敛，组间相互发散”的现象。

流通效率的收敛模型分析

收敛假说最初主要是针对用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收入展开的，但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收敛假说已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其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展到生产率、环境效率、生态效率、能源效率、对外直接投资、碳排放等方面的收敛性研究。应用范围的广泛显示了收敛理论强大的生命力，根据Islam（2003）的解释，收敛能够理解为低效率经济体向高效率经济体的追赶过程。利用这一解释视角，本文同样能够将收敛的思想运用到流通效率上。当前我国流通产业走区域协调发展的道路已成为大势所趋，而流通效率的区域间协调增长也成为必然选择，区域流通效率的收敛性能够准确地反映流通效率区域差异的演化趋势，然而遗憾的是，当前学术界对流通效率的收敛性研究近乎空白。本文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收敛假说的基本思想，提出流通效率收敛的概念。本文认为，流通效率的收敛是指初始流通效率水平较低的地区，其流通效率的增长速度高于初始流通效率水平较高的地区，最终各地区流通效率水平逐步趋向均衡。

通过对经典文献的梳理，发现常见的经济增长收敛主要分为三类，分别称之为δ收敛（δ-convergence）、β收敛（β-convergence）和“俱乐部”收敛（club-convergence），他们也同样适用于流通效率的收敛。

（一）δ收敛（δ-convergence）

Sala-i-Martin（1996）给出了δ收敛的定义：当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差距随着时间推移逐步缩小，即人均GDP表现出趋同时，存在δ收敛，反之，则不存在δ收敛。流通效率的δ收敛则是指各省区流通效率综合值（CE）的对数标准差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缩小。可以说δ收敛是对收敛概念最直观的理解，一般采用经济指标的对数标准差来衡量，如果记各省区流通效率综合值为CE，则可以写出流通效率的δ收敛系数计算公式：

（1）

其中t代表时期，i代表省区，CEi，t为i省区t时期的流通效率综合值，δi，t为流通效率的δ收敛系数，即i省区t时期的流通效率综合值的对数标准差，n为地区数量。

（二）β收敛（β-convergence）

β收敛是指落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增长速度）超过了发达国家或地区。依据是否需要考虑收敛条件，β收敛可以分为β绝对收敛和β条件收敛。基于这种思想，可以认为，流通效率的β收敛是指流通效率较低的省区的流通效率增长速度超过了流通效率较高的省区。流通效率的β绝对收敛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区的流通效率综合值会达到相同的稳态增长速度与增长水平，其中隐含了一个严格的假定条件，即假定所有省区的初始条件与结构特征完全一致。流通效率的β条件收敛则摆脱了上述假定条件，认为在考虑了各省区不同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后，每个省区的流通效率综合值都朝着各自的稳态增长速度与增长水平趋近。

参考Mankiw et al（1992）、Barro和Sala-i-Martin（1992）、Barro和Sala-i-Martin（1995）等学者的研究方法，本文将流通效率β绝对收敛的检验方程设为如下形式：

其中t表示期初时间，T表示期末时间，T-t为观察期长度，CEi，t代表期初流通效率综合值，CEi，T 为期末流通效率综合值，α为常数项，μi，t 为误差项，βCE 为流通效率的收敛系数，如果βCE <0 则各省区流通效率趋于收敛，如果 βCE>0则各省区流通效率趋于发散，n为地区数量。

由于流通效率的β条件收敛摆脱了所有省区的初始条件与结构特征完全一致的假定条件，因此需要在收敛的检验方程中添加若干个外生控制变量，于是β条件收敛的检验方程如下：

其中 xi，t为影响区域流通效率收敛的控制变量，ψ为其系数。

在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后，若此时βCE <0 ，则说明各省区流通效率存在条件收敛，反之，若 βCE>0则说明各省区流通效率不存在条件收敛。

然而在具体操作时，加入控制变量后，会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会遗漏解释变量，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控制变量严格外生性的质疑。基于此，借鉴Islam（1995）和Miller和Upadhyay（2002）的研究方法，运用Panel Data固定效应估计方法来进行条件收敛检验。由于Panel Data固定效应估计方法能够设定时间与截面固定效应，因此充分考虑了不同省区间的不同稳态水平，也考虑了各省区自身稳态水平随时间变动的趋势，其最大的优点就是避开了控制变量的选择问题，避免了控制变量的遗漏。运用Panel Data固定效应估计方法来进行区域流通效率条件收敛检验的具体方程为：

（三）“俱乐部”收敛（club-convergence）

基于Galor（1996）给出的“俱乐部”收敛的定義，本文认为流通效率的俱乐部收敛是指初期流通效率水平接近的类型区域内部省区之间在具有相似结构特征的前提下趋于收敛，而不同类型区域之间却不存在收敛的现象。对于流通效率俱乐部收敛的实证检验方法，本文将借鉴Sala-i-Martin（1996）检验俱乐部收敛的经典模型，具体的流通效率俱乐部收敛检验方程如下：

其中 Ii，t为流通效率平均增长率，CEi，0 为代表期初流通效率综合值，α1为常数项，μi，t为误差项，α2为流通效率的收敛系数，如果α2<0则所考察的区域内各省区流通效率存在俱乐部收敛，如果α2>0则所考察的区域内各省区流通效率不存在俱乐部收敛，n为地区数量。

我国区域流通效率收敛性的实证检验

（一）δ收敛检验

借鉴此前学者的δ收敛检验研究方法，本文将采用流通效率综合值的对数标准差作为我国区域流通效率的δ收敛系数。对于流通效率的δ收敛性检验，研究对象是全国31个省区，研究的时间跨度是2007-2016年，各省区相应年份的流通效率综合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及《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6）得到。

根据公式1，可以计算出我国区域流通效率的历年δ收敛系数，具体结果见表1所示。

为了更清晰地看出区域流通效率的δ收敛系数随时间变动趋势，根据表1的具体结果做出图1。结合表1和图1可以看出，2007-2016年间我国区域流通效率δ收敛系数的动态演进趋势较为复杂，虽然总体来看流通效率综合值的对数标准差有所下降，从2007年的0.6103降至2016年的0.571，但由于中间年份增减无序，无法满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缩小”的条件，即不存在δ收敛。

（二）β绝对收敛检验

本部分进行的我国区域流通效率β绝对收敛检验将分别从全国和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两种视角进行，研究对象为全国31个省区，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7-2016年。

为了尽量消除经济周期波动或其他周期性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将2015-2016年流通效率综合值的平均值作为期末流通效率水平，将2007-2008年流通效率综合值的平均值作为期初流通效率水平，两个时间段中间点间隔8年，结合β绝对收敛的检验方程（2），将流通效率β绝对收敛的检验方程变更为如下形式：

其中CEi，5和CEi，1是期末及期初流通效率水平，分别对应2015-2016年和2007-2008年流通效率综合值的平均值，两个时间段中间点间隔8年，用对数值的差除以8换算为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收敛速度λ可由公式（4）计算得出，这里τ=8。具体实证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全国与东、中、西部的区域流通效率β绝对收敛检验方程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区域流通效率无论在全国各省区间还是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部各省区间均不存在β绝对收敛。这也就意味着我国流通效率的区域差异不会自动趋于同一均衡稳态，在不改变外部条件的前提下，差异将会长期存在。

（三）条件收敛检验

上文的分析表明各省区流通效率综合值不存在同一收敛均衡稳态，那么考虑到各省区具有不同初始条件与结构特征的前提下，区域流通效率是否具有各自的收敛稳态呢，下面本文将运用Panel Data固定效应估计方法来进行区域流通效率条件收敛检验。

为了消除经济周期波动或其他周期性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在估计Panel Data时，一般把整个样本的时间跨度细分为几个较短的时间段，用每个时间段的变量平均值作为新的变量值。对于时间段的划分并没有严格的标准，例如Rivera和Currais（2004）将样本时间跨度等分为4年一段，姜雁斌和朱桂平（2007）将样本时间跨度等分为2年一段。仿照彭国华（2005）、姜雁斌和朱桂平（2007）以及吴延兵（2008）等人的做法，本文将区域流通效率条件收敛检验方程设为：

T=2，表示各时间段包含的年数。具体的区域流通效率条件收敛检验结果见表3所示。

由表3中Panel Data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可知，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截面固定效应后，所有收敛系数βCE 均为负值，且达到了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全国各省区和东、中、西三大区域内各省区的流通效率均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从收敛速度来看，全国各省区流通效率条件收敛速度达到了13.52%，东部区域内各省区的流通效率条件收敛速度达到了16.74%，是三大区域当中速度最快的区域，中部区域内各省区的流通效率条件收敛速度达到了11.06%，西部区域内各省区的流通效率条件收敛速度达到了12.34%。

（四）“俱乐部”收敛检验

在已有的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问题的文献中，对于“俱乐部”的选择，一般采取按地理区位划分的办法，如蔡昉和都阳（2000）使用分解的泰尔指数方法发现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能够分别形成可以识别开的俱乐部，并在内部呈现收敛趋势。此后也有大量实证研究都是选取东、中、西部的视角来研究我国经济的俱乐部收敛性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将延续这一思路，预设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为三个俱乐部，并探索我国流通效率在三大区域内部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现象。

根据流通效率俱乐部收敛检验方程（6），代入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部省区的流通效率相关数据，可以得出相应的俱乐部收敛检验结果，见表4所示。

虽然收敛系数α2<0 ，然而由于收敛系数均未能达到10%以上的顯著性，因此无法得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各省区流通效率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结论。

对策建议

明确宏观战略思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长期以来，我国流通产业信息化发展的宏观战略思路不够清晰，缺乏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发展目标以及相应的配套扶持政策。不仅影响了我国流通产业信息化发展的整体水平，而且造成了全行业信息化协同发展受阻。因此政府应首先强化流通信息化在流通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明确现代流通产业信息化发展目标，并在政策层面上予以大力支持与推广。其次，应将流通产业信息化确立为当前我国现代流通产业发展的长期战略任务，加强统一规划，明确流通产业信息化相关管理部门职责分工，建立一个覆盖全局的流通产业信息化区域协调管理体制。此外，现代流通信息化发展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政府在政策引导、资金投入以及税收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并随时总结经验教训，依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战略步骤。

加快推进中西部区域市场化改革，促进流通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相关研究发现：市场化水平在中西部区域内部对流通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而在东部区域内却无法得出市场化水平对流通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果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区域内各省区的产权改革要早于中西部区域，且改革更为充分，非市场化因素对于流通效率提升的阻碍作用已不明显，而中西部区域的市场化改革显然并不彻底，因此政府应从政策层面出发，着力推进中西部区域市场化改革，营造良好的流通产业发展环境，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为流通产业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应树立“大流通、大市场、大商业”的观念，消除政策上对区域流通业发展的歧视，持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流通产业发展政策扶持力度，统领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促进统一市场的建立和流通产业区域协调发展。

完善通信类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西部地区投入力度。网络通信类基础设施建设为流通产业信息化提供了基础平台和物质保障。为进一步优化流通产业结构，推进流通产业信息化进程，必须加快网络通信类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应注重加快西部落后地区流通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网络通信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为流通产业信息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网络通信资源的监管力度，防止流通信息资源浪费，切实保障流通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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