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骥

2017年9月初，一家由温州市浙南科技城招商引资的企业在委托代办工商注册登记时，窗口人员索要3000元“加急费”。接到投诉后，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怒了，批转温州市纪委严肃查处。

2017年6月13日，云南省落实国务院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精神的会议上，省长阮成发发怒了。他痛批厅局办中介机构乱收费乱发福利时说“你搞那么多中介机构，无非是安排人、收管理费”，“政府办事人员不要设卡人为制造矛盾！”

一看到这么大的官发怒，有的很不以为然，说什么领导干部怎么能发怒呢？

且看缘由：2017年2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公开承诺，要让“群众到政府办事最多只要跑一次”。嗣后，温州通过了《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和以“最多跑一次”为目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细则》，率先在全省探索实施“一站、一网、一库、一端”的“四个一”工程和“同城通办、跨级联办”等举措，并在全国首创设立了“一库共享”服务窗口模式，努力打造“政策洼地、服务平地”。周江勇还召开专题会议，强调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不能靠“和风细雨”，必须打硬仗啃硬骨头，从制度上、源头上解决问题。然而，下属单位居然出现了让群众多跑路、还要多掏钱的恶劣事件，致使“平地不平，洼地成‘坑”。周书记能不发怒吗？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针对烦扰群众的证明和手续摸清情况有力作为，四类“烦民”的证明和手续——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的，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但云南省个别委、办、厅、局下属、相关的中介机构竟有十多家，滇中某地区一个企业完成投资审批居然要一年时间，“我要是投资商早走了！”面对这种阳奉阴违危害“放管服”的乱象，阮省长不该发怒吗！

百度一搜，阮成发曾为“丽江女游客被打毁容”事件发怒：“有些购物店之所以那么嚣张，为什么就关不掉呢？背后有人吧！对于造成恶劣影响的购物店，工商、公安甚至纪检部门要去查查！”曾为武汉市“住着200多平方米的豪宅，居然还在申请经济适用房”的“六连号”事件发怒：痛批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串通、勾结社会不法分子，利用管理职权进行权钱交易，影响十分恶劣，对政府公信力和城市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害！

看到官员的这些“发怒”，相信人民群众都会挑大拇哥叫好！

党的领导干部不是谦谦君子，该怒则怒是应有的一种忠义赤诚、嫉恶如仇、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血性。

该怒则怒的何止阮成发、周江勇等。开国领袖毛泽东发怒过：解放不久，中央机要部门在香山盖房时，一位领导乘机为自己盖了两层小楼。毛泽东一顿痛斥：“你的派头真不小啊，我看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我告诉你，你想当那刘宗敏，我却不肯当李自成呐！”“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脊梁骨骂我们的呐！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搞贪污腐化，如果都搞起特殊化来，我们的江山要坐不牢的啊！”最后，没收了小楼并对那个干部进行严厉处分。

周恩来总理对工作极端严格、认真、负责，多次发怒批评那些把文件数字都抄错了的部长，对那些汇报时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的部长，总理沉下脸批评：“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

彭老总刚直不阿，敢于仗义执言，发怒的情况更多。1956年秋天，他到一个著名风景区开会，得知一些漂亮小洋楼是专给高级干部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套都有严格规定，多数楼一年到头都空着，还得派人维护时，他发怒了：“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咧！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人们看到这些长期关闭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起码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太特殊了吧！”

彭德怀负责三线建设时，一次来到农村一户茅屋，看到老鄉屋里一条土炕上，几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就用一条破被盖着自己的下半身。公社干部解释说：这家人因为太穷，全家人只有一条破裤子，平时谁外出谁穿。彭德怀听后十分生气，对那个公社干部厉声说，“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没有穿的了，你却在镇上住大瓦房，你能住得安心？公社里还有这样穷苦的老百姓，你这个当官的倒先富起来了，过上好日子了。如果我们当官的自己先富起来了，而不去管那些穷人，这就违背了我们当年革命的宗旨，人民就不会再拥护我们，我们自己就要垮台的！当官不发财，一心为人民谋利益，这才是共产党。否则就不是共产党，或者说是假共产党！”

凡此种种，毋庸备述。

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原本就应该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说脾气好，不发怒，那是对人民群众“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像儿子对待父母那样服务群众。而对于那些腐化堕落、贪污浪费、欺压群众、徇私舞弊的“官老爷”，则是怒目金刚，“横眉冷对千夫指”。这是血性，更是本分。

可怕的是，现在缺乏血性的官员并不乏见。有的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甘当“好好先生”；有的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非不分、黑白不辨，总做“和事佬”；有的遇到矛盾绕着走，刻意“捂盖子”“打埋伏”回避问题；有的对人民群众则是另一副面孔，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不关心群众冷暖，甚至牛皮哄哄，来不来就吹胡子瞪眼；有的出租权力，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扮演了被“大款”呼来唤去的“走狗”角色……无须例举，但只看看报端披露的、个人看见的或遇到的现实，便可知悉“该怒不怒”问题的程度与恶果。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至于如何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做到该怒则怒、富于血性、忠义赤诚，已有老革命老前辈以及阮成发、周江勇等领导干部作出表率，无须笔者在此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