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姝婧

近几年来，“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是精准扶贫的核心理念。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农村现行的“收入标准一维法”往往使收入之外的贫困人口长期脱离于扶贫视野之外，为精准扶贫工作带来难度。本文以中国大别山区六市为例，从居民消费的视角出发，以恩格尔理论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为理论依据，建立多维贫困测度模型，分析探索大别山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型贫困状况和形成机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有针对性的扶贫攻坚对策。

近年来，精准扶贫一直是各级政府工作关注的焦点。在现实操作中，农村现行的“收入标准一维法”往往使收入之外的贫困人口长期脱离于扶贫视野之外，为精准扶贫工作带来难度。而消费水平更能够真实的反映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从消费视角出发，构建贫困标准的新思路，有利于更精准地识别收入之外的贫困人口，真正地实现精准扶贫工作的“靶向治疗”。

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年—2020年）》划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任务艰巨，大别山区亦在其列。本研究从居民生活消费的角度出发，打破以收入一个维度度量贫困的传统思维，以中国大别山区为例，以恩格尔理论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模型为理论依据，建立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深入分析大别山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型贫困状况，探索大别山区贫困集聚的形成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有针对性的扶贫攻坚对策，助力大别山彻底消除贫困，推動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在他所提出的贫困测度理论中，考虑到了消费、贫困与福利的关系，探索了消费贫困的识别、测度以及消费贫困的影响因素等问题，给后续学者的贫困研究带来了科学的启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徐映梅，张提将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与中国农村现行的贫困标准对比，指出我国现今已收入水平作为测度贫困的唯一指标存在很大缺陷，而从消费视角出发的贫困测度体系有很好的前景。中国人民大学孙咏梅、方庆借鉴安格斯·迪顿的研究成果，通过确定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与结构、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作为消费贫困的影响因素，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找出消费水平上的“贫困根源”，从而真正做到“精准”扶贫。姚明霞在《中国农民消费贫困分析》中从消费视角出发，分析了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农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变化特点以及多种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从而在消费方面为扶贫政策提出可行性建议。此外，还有少量学者针对具体地区进行了消费贫困分析。

总体上来看，目前国内外与消费型贫困研究相关的文献数量较少，且大部分文献的研究对象是全国农村居民，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均较大，数据缺乏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的研究基于大别山区农民消费视角，以其范围内六市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大别山区消费贫困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有针对性的扶贫攻坚对策，助力大别山区早日脱贫致富。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选取大别山区范围内六个主要地级市的农村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对2016年大别山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型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在空间层面上横向覆盖安徽省安庆市、安徽省六安市、湖北省黄冈市、湖北省孝感市、河南省信阳市，数据均来源于六市2017年统计年鉴，《2017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和《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根据年鉴整理而得。

（二）贫困维度选择

本文将居民八类生活性消费支出作为贫困测度指标，分别是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及其他商品与服务。

（三）贫困标准测算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LES）1973年由英国经济学家C.Luch提出，在表现消费结构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式（1）为ELES模型的基本表达式：

基本需求支出反映了社会居民为了满足最低档次“生存需求”的最低消费水平。显然，PRIij数值越大，居民在第i类消费品的基本需求支出所占比重越高，居民相对更加贫困。

（四）多维贫困指数构建

如式（6）所示，将上述8类消费贫困指数汇总得到各地区多维贫困总指数。其中，MPIj为j地区农村居民的多维贫困指数，Wi为第i消费维度的权重，反映了该维度贫困相对于总指数的重要性。采用主观评分法和客观熵值法共同确定综合权重，如表1所示。

（五）大别山区农民消费贫困影响因素

本研究从经济因素、人文因素、政策和制度因素等多方面对贫困成因进行考察，重点选取农民收入水平（x1）、农民收入结构（x2）、受教育程度（x3）、财政支农支出（x4）、农作物耕种数量（x5）、社会保障支出（x6） 等6个代表性指标建立影响因素集。

农民收入水平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人）来表示；农民收入结构（x2）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表示；受教育程度（x3）用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表示；财政支农支出（x4）用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所占比重（%）表示；农作物耕种数量（x5）用农村居民家庭农作物耕种数量（亩）表示；社会保障支出（x6）即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元）

本文采用基于最小二乘估计（OLS）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探究消费型贫困影响因素。主成分分析方法能够很好地解决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大别山区农村居民消费各维度基本需求特征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模型的F值、边际消费倾向的t值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检验，调整系数R^2都达到0.9左右，拟合效果也非常好，由此可以看出估计结论比较可靠。

从结果可以看出，2013年全国农村居民在8个消费维度的基本需求支出合计为3128.41元/人，其中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与其他方面的基本需求支出分别为1326.94元/人179.75元/人、863.11元/人、196.13元/人、238.68元/人、62.15元/ 人 、256.18元/人 、 5.47元/人 ，所占比重分别为42.41%、5.75%、27.59%、6.27%、7.63%、 1.99%、8.19%、0.17%。根据计算结果，大别山区农村居民在食品、衣着、居住等基本需求方面支出仍占较大比例，“发展”等级消费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此外，所有消费类别的边际倾向的bi值均为正值，说明各维度消费支出水平均随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且当前大别山区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领域还是集中在食品、交通通信以及居住相关方面，由于这三项均为基本消费支出，因此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大。

（二）大别山区农村居民消费型贫困影响因素

由计算结果可知，多维贫困指数关于原自变量xi（ i= 1， 2，…， 6）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结构的非农化、农作物耕种量的增加、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财政支农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均会降低贫困。其中，收入结构非农化的减贫效应最大，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教育普及程度提高的效应次之，耕地增加产生的效应最小。

四、结论与建议

（一）重视“消费视角”下的扶贫标准，精准识别贫困人口

以收入为唯一标准来测度贫困具有很大的缺陷性，一些农村居民还是会被排除在“扶贫对象”之外，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与帮扶。但其实，由于消费不足导致的贫困在农村地区非常普遍。因此，政府和学界更应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改变传统理念，引入基于消费视角测度贫困的新思路，新方法，建立科学多维的贫困识别与测度体系，全面估计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从收入和消费两个角度入手，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真正脱贫致富。

（二）增强“消费”刺激

大别山区本身地区偏远，山高谷深，经济基础较差，加上长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高速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得不到有效对接，因此，消费品数量缺乏，质量低劣，农民缺乏有效需求的刺激，导致生产力持续低下，收入也一直得不到提高，因此脱贫攻坚具有极大的困难。因此，政府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民纯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对农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的引导。比如，尤其是为偏远山区的农民提供丰富多样的商品与服务，使农村居民的消费不再仅仅集中于“基本需求支出”上，更要追求更多精神文明层面的享受，以此刺激农民的生产和脱贫致富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三）重视教育，提高贫困人口素质

大别山区长期处于贫困和信息闭塞状态，教育资源的匮乏导致了贫困者的知识贫乏，视野狭小，思想保守陈旧，缺乏主动创新精神和竞争意识，以致长久深陷自我封闭和孤立的状态，无法赶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因此，要彻底消除大别山区的贫困问题，提高人口素质和劳动技能是重中之重。各级地方政府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争取优势教育资源，为贫困适龄儿童争取更多的教育机会，推动乡村基础教育的发展，阻断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也要积极推动基层职业技能学校的建设，为贫困群众尤其是中青年人群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訓，提升他们的知识技能和就业能力，带动脱贫致富。

（四）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村社会保障力度与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关系密切，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调查表明，随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农民会越来越重视医疗方面的消费，农民在耐用品消费，旅游消费，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也会增加，消费型贫困情况会得到明显改善。大别山区地方政府在合理增加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同时，更要加大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力度，比如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切实缓解农民家庭负担，刺激农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者单位为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