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成

20世纪70年代初，物质非常匮乏，什么都要凭票供应。1972年，临近春节，母亲拿着肉票起了几个大早，到食品站排队都没买到猪肉。眼看第二天就大年三十，父母都坐在那里发愁。少不更事的弟弟不住地问：“过年有肉吃么，我要吃红烧肉！”父亲的脸沉得怕人，那个神情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是啊，没肉怎么过年。

父亲当时在一个单位做领导，许多单位职工都和我家一样，过年买不到肉吃，都到父亲那里诉苦。那个年代又不允许私自买卖和宰杀生猪，发现了要从重处理。当时，一向为人沉稳的父亲暗示职工：“去搞头猪来杀！”于是几个职工偷偷到乡下买了一头大肥猪运回来晚上杀了，大家每人分了几斤，我家也分了两斤，一家人都很高兴，我和弟弟大声嚷道：“嗬，过年有肉吃喽！”母亲马上制止我们，叮嘱道：“小声，别人听见了！”

兩斤肉母亲算计得很好，分成两份。一份做成红烧肉大年三十晚吃，一份用盐腌一下放在那里，春节期间每天炒一点，保证每顿都有点肉吃。记得三十晚那餐，红烧肉一端上来我们几个孩子就抢着伸出筷子，你一块我一块地往嘴里放。“真香啊！”肚里没油的那个年代，肉是那么诱人，让我们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等吃完，见碗底剩一点汤，我也不放过，全部浇到饭里去。

那年的两斤肉让我们家过了一个好年，可是这事后来不知怎么泄露了出去。年刚过，县里就有部门来查问，对此父亲一力承担：“是我同意的，食品站买不到肉，过年总得让人家有点肉吃吧！”好在父亲是个老干部，各方面关系都还可以，再加上春节让人买不到肉也确实是有关部门工作没做好，所以从宽处理，“批评”了几句了事。

在那年代，人们艰难地度日，为过年两斤肉都要这样煞费苦心，真是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