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晔明

《俄汉详解大词典》出版于1998年6月，于1999年荣获第四届国蒙图书奖，同时又获第三届国家辞书一等奖，是我省图书首次获国家图书大奖。作为责任编辑，自然为该书的编者感到自豪，也为我们出版社感到光荣。这件值得记入我省编年史的大事虽然已经过去多年，回忆出版这部词典的岁岁月月，感慨颇多。

1986年夏季的一天，我所在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孙厚惠先生告诉我两个消息：1985年我们报备的长远选题《俄汉详解大词典》因准备列入中苏文化合作交流项目，国家出版局将此项目调整到商务印书馆，我社失去了出版资格;黑龙江大学辞书所近期要召集全国作者开会，研究制定大词典编写方案。孙先生希望我去旁听，学学大型词典工具书的编纂实务。第一个消息听后让人心情感到沉重。这个项目是孙老师去年提出的，并列入社长远选题规划。一年来多次听孙先生谈这个项目的筹划情况。现在失之交臂，岂不哀欤？第二个消息又让我有些莫名的兴奋，作为一个刚入行的助理编辑，能去观摩这么高层次的学术活动，见证这一重大项目的运作，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

参加这次学术会议我才了解到这个项目的背景。原来早在上世纪50年代，黑龙江大学的前身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季愚（后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和副院长赵洵等几位俄语教育家颇具开拓精神，除了在科研上多有建树外，在国内外语教学上率先开设研究生课程，按苏联副博士标准培养俄语人才。基于本校在全国领先的教学与卡宴实力和当时全国专业俄语教学与应用的需要，王季愚院长、赵洵副院长等几位主政的俄语教育家提出了三大工程：编一部能反映最前沿水平的俄语语法;编一套体系完备的大学专业俄语教材;编一部收词最全、释义详尽的大型俄汉词典。前两个项目在上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第三个项目因项目组织者赵洵先生去苏联读副博士学位加之随后而至的三年困难时期对教学和科研的冲击而搁浅。1962年赵洵在苏联获辞书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语言所副所长，又将项目重新上马，并将部分骨干作者调入北京，专事大词典编纂。孰料1966年“文革”，赵洵先生被诬身陷秦城，未完成的大词典也被迫下马，排好的部分样稿被毁版，人员被遣散。1985年平反恢复工作后，赵洵先生和黑龙江大学的李锡胤先生集合已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原编辑队伍重新启动该项目，我们出版社也是在这一时间接受了此选题。在这次会议上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赵洵先生，也结识了李锡胤、潘国民、陈梦祥、王鲁生、郭育英、赵国琦、陈叔琪、李蕴真、郑述谱、邢慈娥等学者。同时还学到了大型词典工具书编纂方面的知识，获益匪浅。

1992年冬，《俄汉详解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已近尾声，因商务印书馆考虑到该项目与他们自己的项目《大俄汉词典》有冲突，所以在资金保障和出版签约上不积极，给作者造成了很大困难，作者打算另寻出版单位。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告诉刚刚从编辑岗位上退休的孙厚惠先生。我们师徒二人都很兴奋，如果这次我们能抓住机会把该项目争取回来，岂不是失而复得、合浦还珠！我们向社领导汇报后，领里马上开会论证。会前，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作为俄语编辑，我希望领导能支持这部大词典的出版，但我也知道，社里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甚至发工资都出现困难，所以对长线重点选题的投入十分谨慎。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介绍完大词典的情况后，立即得到了社长侯云章、副社长田兆民、副社长冯东海和社长助理孙秉德的一致同意，并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选题争取到手。这使我感到，作为一个国有出版社的领导，所具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只有具备这种出版家的素质，才能在战略抉择中表现出自己的胆略和气魄。决策做出后，当天晚上社领导全体出动，去黑龙江大学找有关人士商谈。后来我又陪几位社长多次去黑大。我们的诚心和承诺得到了黑大校方的认可，1993年夏季，双方正式签订了出版合同。

这部大词典由于规模大、起点高、学术分量重，所以从开编起就被赋予了许多崇高的“身份”：1986年，在季羡林、叶水夫、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董衡巽等知名学者的一致支持下，这部大词典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确定为“七五”规划重点项目;1987年被中苏两国政府列入《中苏文化合作交流计划》;1989年被列入《中苏教育科学合作计划》;1995年被列入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1997年被列为黑龙江省重点工程图书。所有这些“身份”都要求大词典必须在学术水平、编纂质量、出版质量上达到我国最高水平。

为保证大词典的学术水平和编纂质量，首先要有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这点是有保证的。大词典的主编赵洵、李锡胤、潘国民先生都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俄语词典编纂权威;从哈尔滨、北京、重庆、长春、成都、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聘请的52位编者也均是国内一流的俄语专家。其次，要有缜密的编纂“法规”。因此，编委会又为大词典制定了详细的编写方案和编写体例，指定的主要中外参考书目达210种。其三，参与编纂的人员要有献身精神。因为编词典的工作一直被中外学人视为“苦工”，就如李锡胤先生形象比喻的那样“虫鱼之役，病于夏畦”。重庆、南京、杭州等地的编者，在夏日炎炎的“火炉”里挥汗如雨，逐字逐词“雕琢”，当时普遍没有空调设备，冰箱成了让脑袋暂时“冷”一下的最好选择。哈尔滨、长春等地的编者，在冬季的寒夜里，暖气停了还得“午夜一灯，晓窗千字”。大词典的编纂有了这三个有利条件，进展顺利，终于在1995年完成。

編成的大词典具有六大特点：1.收词量大而广。收现代俄语通用词汇、专业词汇、缩略语及专名24.6万条，创国内俄汉工具书收词之最。2.兼采俄苏和英美辞书编纂法之长，在语词为主的前提下适当增收了百科词目。3.采用多层次释义法，区分意义、意味和特用三个层次，既避免了释义过分笼统，又避免了释义过分零碎，使俄语词义体系一目了然。4.采用多种释义手段，如翻译，解释，指出使用范围、同义词、反义词、各种标注、拉丁文学名、词源等，纵深揭示了词义内涵。5.提供丰富的例证。除词组和短句外，还有占全部语料20%的13万条精选例句出自俄国经典名著。6.书后列有17种附录图表，涉及俄语语法、其他语言文字、历史、地理、计量、科技术语符号等方面，许多工具图表是编者首次归纳总结的，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很强的实用性。1995年12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组织7位专家对大词典进行了鉴定和验收。专家一致认为：该词典是我国双语词典编纂史上的里程碑，具有世界水平。它在收词量、功能性、词义体系、揭示词义内涵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它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反映了我国当代俄语工作者的最高水平。

大词典顺利通过验收后，就进入了编校出版阶段。作为责任编辑，从接受大词典后就感到责任重大，如履薄冰。国家对图书产品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出版社和编辑稍有不慎，就会毁了图书的前程，以致抱憾终生。这方面的教训不是没有发生过。为了保证编校质量，我们组织编者校对10次，审读3次，时间长达3年。最后一校完成后，经我们自查，质量虽达到控制标准，仍有个别差错，个别词条和例证翻译我们与编者还见仁见智。于是我们和编者充分协商，以求达到最大共识，同时决定把出版时间再顺延半年，由出版社另起“炉灶”，再审读一次。我们从社里聘请了具有丰富编辑经验的7位同志，由孙厚惠先生领衔，严格按照图书编校质量的标准审读。经过半年时间的奋战，按期完成了任务。经自查，编校质量达到优质，我这个责任编辑才心里踏实地签字付印。1999年6月，大词典被推荐参加第三届国家辞书奖评选和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评选。首先过的第一关就是编校质量检查。经过专家严格检查，与我们自查的结果一致，质量达到优质标准。1997年，国家领导人访问俄罗斯，先行问世的大词典特藏本被选定为国家礼品书;同年11月，又作为黑龙江省的礼品赠送给来我省访问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受到俄方领导人的高度评价。需要提及的是，在这部词典临近出版时，我社的资金情况并没有好转。当时的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过问，从省长专项资金中安排了出版补贴，保证了这部词典的顺利出版。这部《大词典》是名副其实的省级重点工程图书。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语言研究所所长、著名汉学家瓦·宋采夫教授在审读了大词典的样稿后，欣然作序。他在《序言》里写道：“《词典》收录了近25万词条，与苏联在若干年前出版的四卷本《华俄大词典》几乎不相上下。现在我们有了篇幅相近的两部词典，一部在俄罗斯，一部在中国。它们联手筑成沟通两国语言和两国文化的‘伟大桥梁，必将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问的友谊。”读到这段文字，我不禁怦然心动。宋采夫提到的《华俄大词典》出版于1984年，由著名汉学家鄂山荫教授组织苏联汉学家编纂而成。当时这不仅是苏联文化界、出版界的大事，而且对中国俄语界影响很大。记得我当时刚从事编辑工作，花了四个月工资从外文書店购回此书。每当我使用这部大词典时，都对苏联汉学家的成就歆羡不已。1986年，这部大词典被苏联政府授予“苏联国家奖”，从而名列经典著作之林。我们中国俄语学者编辑的四卷本《俄汉详解大词典》，在世纪之交也获得了国家辞书最高奖和国家图书最高奖。这两座由中俄两国语言学家分别构筑的文化里程碑，在新世纪中必将极大地有助于中俄两国人民在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广泛交流。

1986年我刚接触这部大词典时，是个刚入行的年轻编辑，1992年我接手这部词典做责任编辑到1998年该词典出版，我已是人到中年。现在我已步入退休者行列。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深切怀念归隐道山的我的恩师孙厚惠先生，两位社里的老领导，还有几位作者，包括已驾鹤西行的为这部词典作序的俄罗斯汉学家宋采夫，中俄文化的交流大道就是由这些前辈用生命铺就的。作为后来者，我们有责任把这文化的接力棒传下去。

（作者退休前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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