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伟

【摘要】佛教音乐，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聚焦了众多音乐学者对之的关注与研究。本文以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佛教音乐”研究中的四本学术专著，并归总它自产生、发展至当下的研究概况，试图阐释四者之间的差异，并且思考差异的缘由，以及这种将宗教音乐的历史文化内涵与音乐文本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新范式。

【关键词】佛教音乐；专著；范式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一、综述

一般来说，关于音乐的学术研究与该研究对象的乐谱整理有着密切的关联，佛教音乐就是如此。正是因为曲谱整理的不断完善，关乎其的学术研究才能渐近丰富。据我所知，刘天华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记录的《佛乐谱》，是中国音乐家将佛教音乐列入研究范畴的一个标志。在20世纪，专业学者对于佛教音乐的研究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中，佛乐研究从起步到第一个高潮，从禁区到热点，研究者的采集、整理、记录等工作的进度及深度也随之受到政治环境的不同程度影响，但刘天华、潘怀素、杨荫浏、査阜西等知名学者的研究还是为后代研究者的再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厚的文献依据。如潘怀素以“思白”的笔名发表的《略谈智化寺的京音乐》《京音乐的历史性与艺术性》；杨荫浏撰写的《佛教禅宗水陆中所用的音乐》《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等。他们等老辈学者先后都有文章发表，但当时他们大多只是针对某一首曲目或某一类曲目。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音协成都分会编辑的《寺院音乐》，这是迄今为止收集的佛教曲数目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本谱集，可视为这一阶段佛乐研究工作的代表。80年代后，佛教音乐冲破了“左”的思想影响，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大量的佛教资料选和集。如《禅门集赞》《咸阳地区民间歌曲集成宗教歌曲》等。此外，陈家滨、田青、胡耀、管建华、兰光明等人对佛教音乐也有了多视角的进一步考察研究。如陈家滨的《五台山寺庙音乐初探》是80年代佛教音乐研究高潮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田青的《佛教音乐的华化》则是第一篇超越“地区性”的民间音乐视角，把中国佛教音乐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现象进行历史考察的文章；胡耀的《我国佛教音乐调查述要》一文，对我国佛教音乐中的法事音乐作了扼要叙述。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将中国佛教音乐与外国宗教音乐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如管建华和兰光明的《“慢惮”音乐与“奥加农”之比較》、田青的《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等。同时，此时期还出现大量的对地方性佛教音乐的研究以及用历史学的方法探索佛教音乐起源和发展中问题的的文章。90年代后，佛教音乐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田青主编的《中国佛教音乐选萃》《朝暮课诵规范谱本》等书籍相继问世。这一时期佛教音乐的论文数量是80年代的两倍。对地方性的藏传佛教音乐研究的文章也取得了空前的成果，有关汉地佛教音乐方面的论文也有近百篇。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民族器乐理论的袁静芳老师也开始涉足于佛教音乐的分析研究，如论著《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论文《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研究》《<料峭>乐目家族系列研究》《中国北方佛曲“十大韵”》等。田青的《北京佛乐》《世纪末的回眸：智化寺音乐与中国音乐学》《“京音乐”与“怯音乐”——北京佛教音乐中的“都市派”与“农村派”》《杨荫浏与中国宗教音乐》等。另外，还有杨民康、陈天国、苏妙筝等人也发表有多篇文章。关于佛教的音乐功能方面的文章，主要是释昭慧的《从非乐思想到音声佛事》，田青的《中国佛教法事中的音乐是为神还是为人》等有相关阐述。直到世纪末在台湾召开的国际佛教音乐研讨会，将佛教音乐的研究再次推向高潮。

纵观该宗教音乐研究从起步至当下，不难看出，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佛教音乐已集结并成为音乐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域。除上述以时间轴为线索出现的文献论述论著外，田青、韩军、袁静芳、李小荣等学者各自的专著也已正式出版。即田青的《宗教音乐卷：佛教、基督宗教、少数民族宗教音乐》（2005年）、韩军的《五台山佛教音乐》（2004年）、袁静芳《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2003年）、李小荣的《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2007年）。笔者认为，以上四本专著是目前可供后人研究和学习佛教音乐的主要参考文献，为继续研究提供了方便。从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当代国内外佛教音乐的学术水准。

二、分述

田青的《宗教音乐卷：佛教、基督宗教、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一书，是将各研究学者的文章以佛教、基督、少数民族宗教进行类归，分类汇总于此卷，该专著对后人查阅及参考佛乐研究概况有着重要作用。

袁静芳，她的《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一书（以下简称“袁著”），是对汉传佛乐的总结。袁书从体例上讲，不是章节体的著述，它由四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概括了中国佛教音乐的历史沿革及佛教音乐的主要派系。第二部分是对汉传佛教音乐的概述，从形态学的方法夹带谱例阐述汉传佛教的音乐类别（梵呗、音乐、法器）与艺术特征，同时还论述了佛教法事与音乐以及含汉佛教音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第三部分是关于汉传佛教音乐的文化专题研究，涉及中国北方佛曲“十大韵”、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研究、焰口套曲《料峭》乐目家族研究，以及中国佛教京音乐《瑜伽焰口》佛事仪轨考察。无论从视角上、方法论上、研究的深度上无疑对佛教音乐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展示一个富有研究个性与研究参照价值的乐园。第四部分是附录音乐，包括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曲目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各省市卷所载的汉传佛教音乐曲目，更像是一本汉传佛乐的音乐集成。袁著是我国目前第一部简明概括论述“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的教材与专著。该书不仅对佛教音乐的历史形成与本体特征作了简要介绍，并且由于在收集、整理、编订曲谱方面的着力而使其成为后人研究汉传佛教的重要资料，对学术研究起到一定的基础性作用。

韩军的《五台山佛教音乐》（简称“韩著”），是将佛教四大圣地之一的五台山佛乐作为研究对象的。在过去，使用乐谱记录的佛乐极少，因此韩军老师努力于此，不辞劳苦地访求乐谱，将佛乐从实际录音中整理为现代乐谱，使人们大体地了解五台山的佛乐概况。这本专著，对佛教音乐在五台山的传播演变进行了历史考察，并得出结论，即外来文化的变异——佛教音乐变异、华化了。韩著的出版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作者在五台山的音乐研究上具有开拓性，此著也把佛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著也非章节体著述，由上卷、下卷和附录三部分组成。上卷是对五台山的简况介绍及对五台山佛教音乐历史沿革、音乐形态、佛事及其音乐与佛事音乐中所使用的乐器的论述；下卷则是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十年来所收集整理到的三种佛教音乐曲谱；附录部分是关于原版的《宣统本》《民国本》《解放本》的工尺谱全套印影本和23首五线谱版五台山佛教音乐经典曲目，以及《洁坛净水赞》的乐队配器组合示范谱。

李小荣，他的《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一书，同样是以地域为研究对象。但众所周知，敦煌作为兼有多种领域的学术圣地，牵涉的内容太广、要掌握的学科知识太多。对于术业专攻的音乐学者来说，在实际研究中，学人如若不具备一定的佛教学、音乐学、文学及敦煌史地等多方面的知识素养，研究起来定会受到局限。然而，李著正是对其自身厚重的文学素养积聚的总结，对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起到关键性作用。

李著除了“前言”“凡例”之外，正文共撰成八章，分别讨论了不同的问题：其中，前六章在写作结构上基本相同，都是先概要地介绍相关的佛家音乐文学作品在敦煌文献中的分布状况，然后再分析其具体内容、音乐运用和成因。第七章《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的表演主体和文本类型》，旨在总结敦煌文献中佛教音乐文学作品在具体的音乐实践中，它们是由谁来承担的，所用的文本类型又有哪几种。第八章《附论》则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佛教音乐中的几个术语——“契”与“上、下”等进行考源，旨在表明解读原始文献对研究佛教音乐文学的重要性。李著的出版为推进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的深入研究作出了贡献，是一本研究价值较高的著作。

三、比较

（一）从风格保真到历史关怀：韩军与李小荣

概括地来说，韩军先生的调查研究是一种体验式的，它以乐谱为中心，虽然也有对佛教音乐的概述、曲体研究、使用乐器、曲目划分等文字，但文字部分依然依附的是收集而来的谱例，正是因为韩氏所运用的谱例极为丰富翔实，自然这些都构成了该佛教音乐自身重要的风格保真因素。换句话说，他看重的是五台山佛乐本真的表演实践与风格玩味，而非选择过重的笔墨来说道。当然，这样说也无意抹去该书对历史渊源、曲目收集等方面所作的有益探索，正如他说“我们把曲谱、音响，以及一些文献上的有关记载和僧人们的口碑结合起来的”。另外说一句，韩军对于曲名目的解释以及历史由来等问题，虽然有一些用的是“口碑材料”，但该书中还是列举了实物、图像、文献等佐证的。

李小榮的研究提供了佛乐研究研究往纵深方向发展的可能。从历史文献取证，追溯敦煌音乐文学的成因在每一章节都统一口径地先概括，简析内容，论述音乐如何运用，探索成因。也许不是很新颖，但是他做得比较扎实，也许和他多学科交叉有关。他同样注重音乐文本的分析，他的书带有文化阐释的意味，虽然有时候相较于现实状况，较多的历史关怀与考述也会使人觉得烦琐甚至枯燥，但是确实丰富了佛乐研究的路径和深度，具有相当的史学功底。相比于历史的纵向研究，横向上与该地域其他类别的音乐文学的阐述也是颇为充分和充实的。在对禅宗类、净土类、佛赞类、密教类、劝化类等作品的文本分析时，无论是探索其曲调来源、和声声词、乐器配置，还是讲（演）唱所使用的音声符号之类，在形态学方面都作了精致的论述。

总的来说，李小荣的书写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从中观到微观两个层面对敦煌佛教音乐文学所作的整体观照。事实上，李著的突出之处在于融合了历史学、音乐学、文学的角度诠释音乐事象，丰富了对佛乐的认识。

（二）从借鉴到融合：韩军与袁静芳两者之间的本体分析与文化阐释

撇开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还有民族音乐理论、传统音乐学、传统音乐理论、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等称谓）的名实、归属等问题。通过阅读韩著与袁著，可以发现两者有其共性，即表现在书写思维的架构以及方法上的融合。

二书皆采用非章节体的形式，除了“序”之外，均以上、下卷（篇）为划分模式，对研究对象使用总——分的结构展开论述。两者都强调对音乐形态的考察，并且在二书中文字论述与曲目谱例在篇幅的比例上也是平分秋色。二人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民族音乐学常用的方法，即学习、参与、谈话、记谱、拍照、录音等。整个过程也就是局外人如何通过音乐与局内人建立关系的过程。 在韩著“序”部分，他详细公布自己的学习及研究过程，在五台山的调研过程中，他对场合、环境进行了详细的交代，这显然是民族音乐学强调的文化语境问题。可以说，他的书是基于扎实的实地调查，并参与学习融入其中，而得出的分析报告。可以说，两者的写作归宿应该也是大径相同的。

四、结语

透过上述的解读，佛教音乐在民族音乐学家、中国传统音乐学家、文学家及各专业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中，有着多种书写与阐释的视角，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值得借鉴的地方。并且，在上述成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了“差异”，而这种差异是他们各自学术及文化背景的差异自然形成的。笔者认为，这种忍不住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思考佛乐研究的范式。

思考上述问题，对于进一步丰富宗教音乐的学科定位，进一步拓宽佛教音乐研究的文化视野，加入历史关怀等应该是有意义的。从音乐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笔者倾向于认为袁静芳和李小荣的研究中所体现的历史关怀与文化阐释更为全面而深刻，但是我也并不否定韩军、田青的研究，他们同样是以自己的专注与专业来写作，而不失启发意义。换句话说，佛乐研究应当并不仅仅是传统音乐研究者的事，文学家们甚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同样可以出于自身的写作爱好，参与到其中，达到记录时代风格特征与口碑史料的目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随着观念更新与学理反思，我们依然可以有十足的理由去建构新的范式，只不过要遵循科学性。

当我们一味地输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时，中国学者也面临着自身文化立场与话语体系的困惑，也因此出现了在学科范式上向西方民族音乐学靠拢的倾向。但是，当我们输入外国“先进”理论及其方法之时，我们能否“输出”基于自身文化本位的学科范式及其成果，我想西方学者也同样希望看到值得他们借鉴的理论成果。在传统音乐研究方面，应该来说，我们的先辈做了很多扎实的基础性研究，但是尚未形成共识性的研究体系与丰富的个案研究。通过上述四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为了使国内学术成果与国际接轨，在国际间处于同一个大的话语体系，那么我们也大可不必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在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框架内而苦恼。我认为融合是一种趋势，更是一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