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大千先生所论的“大匠”，不是一般的工匠，而是有至精技巧与精密思索，并具有深厚的学识涵养的“大匠”。本文通过对张大千先生所提的“大匠”精神的解读，借助古文献分析，最终推出一个结论：当今时代需要“大匠”，需要“大匠”精神。唯有培养“大匠”到“至精”，才会有更多杰出的艺术家出现，才能更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才能更好更快地完成“2025”制造的宏伟蓝图。

【关键词】教育美学；时代性；共融

【中图分类号】J620 【文献标识码】A

张大千先生在画论中一直主张要作“大匠”，而不是一般的“匠人”与“工匠”，且他所说的“大匠”要达到的水平就是“至精”方可。

他说：“中国人何以看重文人画而鄙视工匠画到这步田地呢？”首先，他对中国人在传统上将文人画的地位重于工匠画表达了不满，“我们古代不是有出于‘大匠之门‘匠心独运‘意匠惨澹经营中这些话么？”这里，我认为，张大千先生提到的这几个“匠”，都是指的“大匠”，“鄙视工匠画”，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是“大匠画”，从下面他对“匠”的解释就可以看出来。“这‘匠字在这里的解释，都是偏于好的一方面，大匠就是大作家、大画家的别称。‘匠心‘匠意都是指一种最敏超绝妙的设计。”“大概古人所谓的‘匠，必是有至精的技巧。因为技巧用的极精细巧妙，所以称为大匠，因为巧，所以用了‘巧夺天工‘鬼斧神工这些赞词。”他提出了一个命题，那就是“大匠至精”，同时也对什么是“大匠”作了正确的判断。

“匠”，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为“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匠”，就是木工，“斤”是指斧头，“匚”是指装工具的箱子。“工匠”，古代是分开来用的。“匠”的地位最低，而“工”的地位最高。《考工记》记载，“知得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充满智慧并且能够创新性制造东西，精明巧干且传承坚守的人，才叫做“工”，并且，“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工匠”连用，扩展了“匠”的含义，泛指一切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更倾向于实践。管理“工匠”的官，就叫做“百工”。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就是对夏商周时期奴隶工匠工艺经验的一个大总结。在《考工记》中，记载了“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百工”主管下，分工有六个大类，即木工、金工、皮工、设色工、刮摩工、搏埴工。隶属于后人所说的美术类，也就是设色工，可分为画、缋、钟、筐、荒五种。设色工，古代是将画、缋连用，要能做到“杂五色”“杂四时”；钟，就是对羽毛等进行染色；筐，原文之所以缺，是因为意义太明了而不至于不懂，就是编织之类的工作；荒，则指的是丝加工。这种分工，详细且步骤明确，有一定的规范与操作，并认为任何“工”都附加圣人的附会，具有神圣性。“工”的地位高，其原因是对创始人的神圣崇拜，而“匠”，意义上却倾向于机械劳作，虽专长于某一方面技能的熟练，但缺乏艺术个性的创新，陷于板滞，流于平庸，尤其缺乏个人的独到之处。“工匠”合并使用之后，也具备了“匠”的特点，甚至于“匠人”的意义都与“工匠”在某种程度混合使用，使“工”的意义不明显。

“匠”的地位低下，而“大匠”则不然，历史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阎立本了。《旧唐书》卷七十七列传第二十七记载，阎立本的父亲阎毗是隋朝的殿内少监。全家迁移到关中后，阎毗就以工艺方面出名了。阎立本与他的哥哥阎立德，早年就继承了他父亲在工艺方面的成就。阎立本的哥哥最高官至工部尚书，后来因为建造了太宗的陵墓，晋升为公候。阎立本在唐显庆中做到了将作大匠，唐总章元年升到了右丞相。阎立本虽然有处理政务的才能，但最擅长的还是图画，尤其是在写真方面颇有造诣。他曾经画过《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以其精湛的画艺、真实的表现力，被时人称赞。最难堪的一幕来了，《旧唐书》记载，“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诏座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立本为性所好，欲罢不能也。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身为主爵郎中，却无人称呼这个官号，而唤其作“画师阎立本”。其他的官僚，当然有比他官大的，也有比他官小的，可是他却只能偶尔扫视一下他们，自己汗流浃背地趴在池塘边缘，脸红脖子粗的拼命画画。面对皇帝与群僚，羞愧之心油然而生。回家后告诫他的孩子说，“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因为年轻的时候幸好读书较多，不至于很难堪，但是就是因为钟情于绘画，才勉强进入仕途。最后他说：“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别人只是知道自己的绘画技艺，因此才从事这种劳役的事情，这是受了莫大的侮辱，后人不应因为绘画而做官了。不过，从记述中来看，阎立本修养深厚，读书多，能以写实绘画而广为赞扬，他不是“工匠”，而是“大匠”。但通过《旧唐书》的这段记载，也反映了即使是“大匠”，也不免为人贬为“工匠”的卑微地位，后人却不得不承认其“大匠”所至的“至精”。没有阎立本的《步辇图》，后世就不能在我国美术史中更精确地与史佐证唐朝与吐蕃交往的真实记录，他不是“工匠”，而是“大匠”中的“大师”。

那么，“大匠”是不是“工匠”呢？张大千先生说：“我们试看宋画院的各派画家，他们不止对于人物山水花卉翎毛宫室都要学，还要教他们读《说文》，识奇字，通古代字源学，文字是更不能不通的了。”张大千先生所引用的这个例子，也能说明自宋代开始，“匠人”们就不仅仅是“工匠”了，而是有文学艺术修养的“大匠”。通字源，学诗文，解奇字，理文脉，这哪里是“匠”？所以我们对于敦煌壁画，无论从任何一个观点来看，绝对是有艺术天才的名手的作品，而绝不是工匠们所能做到的。”他所说的“有艺术天才的名手”，就是“大匠”。非常遗憾，在封建社会里，“大匠”因为阶级的关系，终是不被认可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也不能被认可。新中国建立以后，却改变了这种局面。优秀的艺术家——画家、戏剧家、作家等，他们的“大匠”地位不仅被得到了承认，而且更进一步的在艺术上取得了超越任何时代的成就——“至精”。基于以往的社会现实，要在那个时代，扭转对“大匠”的谬见是不容易的，但张大千先生的“大匠至精”论却振聋发聩，对那个时代的画坛确实起到了转换思维惯性、改革传统看法的革命性作用。

正确的结论是，我们的绘画需要“工匠”，没有“工匠”，也没法完成更为杰出的作品所需要的基本工作。但我们更需要“大匠”，需要设计精巧、布局巧思、富有创新、意蕴深长的“大匠”。我国国家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中指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深刻变化，面对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升级加快步伐、社会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问题仍未有效缓解，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尚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这是我们国家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角度所作出的战略性人才政策的制定，也是我们国家已经将“大匠”的培养列入具体实施的战略发展策划之中的明文规定。培养“大匠”，塑造“大匠”到“至精”的高度，那么，张大千似的画家，也就会越来越多，我国的绘画就充满了无限光明。尤其是针对国家所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国家更需要越来越多的“大匠”，唯有如此，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这个宏伟蓝图。

参考文献：

[1]李永翘.张大千艺术随笔[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许慎（东汉）.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周兴嗣（南朝）.文景.千字文[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李学更（1978-），男，山东曲阜人，研究生，文学硕士，副教授，保山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学团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美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