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玲

【摘要】衣食住行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历来为社会、民族和国家所关注。而“衣”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标识之一，尤为人们所重视，并赋予其超越穿戴佩挂之上的、甚至上层建筑领域的特殊社会意义。如《史记.历书》提出：“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将服色变化上升到国家层面；耳熟能详的蒙学经典《千字文》中更是写到：“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将服饰发明推崇到与文字创造同等尊贵的地位。

【关键词】晋文化；服饰；文俗；三晋文化

【中图分类号】J523.5 【文献标识码】A

一、从文献史料看晋国服饰

关于晋国服饰的记载散见于《诗经》《左传》《国语》《墨子》《孟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反映色彩纹饰类。主要有“素衣朱襮，从子于沃……素衣朱绣，从子于鹄（《诗经.唐风.扬之水》）”。“子（晋襄公）墨衰绖（孝服）……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左右两色的衣服）（《左传·闵公二年》）”“夫绛之富商……金玉其车，文错其服（《国语·晋语八》）”“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晋灵公好狗，筑狗圈于曲沃，衣之绣（《郁离子·晋灵公好狗》）”等。二是反映质地材料款式类。主要有“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诗经·唐风·羔裘》）”“纠纠葛屨，可以履霜？（《诗经·魏风.葛屦》）”“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墨子·公孟》）”等。三是反映多寡繁简类。主要有“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岂曰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诗经·唐风·无衣》）”“子有衣裳，弗曳弗娄（《诗经·唐风·山有枢》）”“宣子……盛服将朝（《左传.宣公二年》）”“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尹文子·大道上》）”等。

二、从考古发现看晋国服饰

考古发现的晋国服饰主要集中于铜器、玉器、陶范、陶俑等出土文物上，均以装饰形式出现，涉及人物情景有攻战、竞射、乐舞、狩猎、采桑、投壶、出行、驯兽、陪侍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服饰类型，而不同场景下的着装衣饰也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

1959—1963年，侯马“晋国遗址”的铸铜作坊遗址清理出土了30000余件陶范，其中能辨认器型的有1000余件，能组成配套又能复原器型的100余件，能够反映晋人服饰的人形范10件。比较典型的有半侧身女雕像外范（下半部残缺），图案衣着为右衽和尚领上衣，并显有条形纹饰。另有一组五块合范的浮雕立人像，身着右衽和尚领齐膝连衣裙，腰系长带，打成斜角相对的结，衣裙细腰，向下渐成喇叭口，饰有斜角雷纹。还有一组五块合范的整套跪状武士像雕塑外范，齐膝连衣，上半部分刻有云纹及填圆点纹装饰，背部插剑，下半部分装饰有勾连“T”纹，用雷纹衬底，腰部有长带在前系结，两个短穗下垂，鞋底饰有方格花纹……上述人形陶范为我们提供了春秋中期到晚期晋国人的服饰资料实物，参照文献资料和曲沃晋侯墓出土文物，我们大体可以将晋国服饰的款式分为三类：一是早期以上衣下裳的服饰类型为主流，衣、裳分体，下裳两侧开衩，不相连缀；二是中后期，主要是春秋时期，则在左襟前后开片后缝合，上衣下裳合体并连，宽衣博带，绕身系扎的深衣流行开来。深衣分直裾和曲裾式。曲裾深衣为下摆齐足曳地或齐膝的长袍，穿着简约而不失华贵。

三、晋国服饰折射出晋文化中极为闪光的审美意蕴

从文献及考古发现，我们能够知道，源远流长的晋国服饰，上至君臣贵族，下至平民黎庶，其服饰款式多种多样，材质用料也各不相同，但大体上均统一于长期作为中原霸主的社会氛围当中，折射出晋文化中极为闪光的审美意蕴。主要表现如下：

（一）“以正诸华”的担当精神

著名的秦晋崤之战的起因，在于秦穆公利用晋文公新丧，意欲趁乱东进争霸诸侯，晋国正卿先轸认为：“敌不可纵。纵故，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并进一步分析道：“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于是，尚处在悲痛中的新君晋襄公将孝服染成黑色，举哀哀之师，同仇敌忾，终获崤山大捷，一战而巩固了晋国霸业，稳定了春秋列国的诸侯格局和社会形势。而且由此晋国有了着黑色孝服的丧俗习惯。春秋时期，奉行“士农工商，四民守业”的国家政策，商人的地位并不像后来那样低下，甚至出现了许多为国分忧、责任感极强的大商人，像郑国大商人弦高、卫国大商人子贡、吕不韦等，尤其是孔子弟子的子贡，肥马轻裘，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能让各国国君分庭抗礼，史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可见其影响力之大。而作为商贾群体出现的绛（晋国都城）商，虽“韦藩木楗以过于朝……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其力量同样不可小觑。难怪“当是时也，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左传·襄公九年》）”。

（二）“服以旌礼”的教化功能

无论屠蒯“服以旌礼，礼以行事（《左传.昭公九年》）”，还是赵盾“盛服将朝（《左传.宣公二年》）”，甚至重耳“降服而囚（《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都在凸显晋国服饰的礼仪内涵。难怪叔向强调：“朝有着定，会有表，衣有禬，带有结（《左传.昭公十一年》）。”狐突主张：“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正色：青、赤、黄、白、黑），用期衷则佩之度（《左传·闵公二年》）。”否则“衣之尨（杂色）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閟之，尨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同上》）”由服饰礼仪进而升华到一诸侯一国家，可以想象，新田“且民从教（《左传.成公六年》）”作为主要的迁都优势之一，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兼收并蓄”的人文特质

晋国服饰多姿多彩，呈现出既尊崇周礼又不完全受制于周礼约束的多元开放姿态。究其原因，其与地处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交汇的前沿地带密不可分，同样，也是晋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的立国方略使然。侯马晋国遗址出土文物反映出的服饰，单单从衣领上分辨就有方领、交领、和尚领等多种款式，剪裁用料上既有素面也有窄衽镶边，即所谓的素衣朱襮、素衣朱绣。晋国中晚期传统的上衣下裳以及当时流行的深衣，特别是似有几分胡服特征的短襦与分裆筒裤的搭配几乎同时存在，但已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相反，同时期南方地区常见的宽袖长袍却不多见。这表明，脱胎于傳统服饰但借鉴胡服的深衣适应性更强，“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礼记·深衣》）。”而类胡服的出现，其对下肢束缚小，行动便捷，更适用于征战，无疑开启了战国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的先河。

四、晋国服饰文化应成为讲好山西故事的重要窗口和我省发展旅游+的亮点所在

晋国在山西历史长河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山西简称晋，绝非偶然，一定程度上晋国构成了今天山西的基本地理特征、文化特征乃至晋人的性格特征，构成了讲好山西故事的精神内核。由内涵而外延，晋国服饰文化同样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衣之纯（正色：青、赤、黄、白、黑）《礼记·玉藻》”仍然是山西乃至整个汉民族服饰的主流，特别是在重大会议、重要活动等正式场合，黑色依然是礼服或者正装的首选。其次，便是由阴阳五行学说衍生出来的红色、绿色、蓝色（晋乃周火之从出，尚红；魏自认承继晋国正统，尚红；赵推演出火德为主，木德为辅，尚红、蓝色；韩推演出木德，尚绿）。更为直观的则有“晋国鞋（十果绣花鞋）”“文公屐（柳木屐、足下屐）”等，经过2600年演化沿袭，积淀成古老的山西故事和美好的文化寓意流传至今。近年来我省致力于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突出“旅游+”“+旅游”发展思路，积极推动文化业态与旅游业态深度融合，加大文物活化利用，加快推动非遗和演艺进景区，倡导通过影视、动漫、演艺、新科技等多种手段，打造高品质文化旅游演艺产品。具体到举全省之力锻造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楼阳生省长《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晋国服饰文化的有机融入无一不足以构成景区的亮点、买点、关注点，成为厚植精神沃土、讲好山西故事的又一扇重要窗口，从这一点讲，我们理应赋予晋国服饰文化应有的时代意义，流行元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晋国服饰最靓丽多彩的一面呈现给世人，让“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的人文魅力更加生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