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风云变幻，中国立足于时代新起点，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一举措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并为深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动力。宁波从古至今一直是浙东地区对外交流的重要枢纽。在历史的洗礼下，古代浙东地区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本文对古代浙东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进行了分析，以求为古代浙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提供论据。

【关键词】古代浙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

本文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时代背景下，顺应潮流以发掘、宏扬和传承古代浙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为目的，以古代浙东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宁波、舟山、绍兴、台州）作为研究叙述对象，对古代浙东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文化遗产进行分析，以求实现其现实价值。

一、古代浙东地区的海丝文化遗产调研的背景

丝绸之路是连结中国与世界的动脉，寻觅历史的轨迹，不难发现，陆上与海上丝路在促进中外文化融合、增进友谊、推动世界文明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现如今，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更是时代的要求。

唐宋海丝的鼎盛使得东南亚地区成为了其重要环节，浙东毗邻东海，海上交通便利，岁月的积淀，浙东地区留下了许多相关文化遗产。近年来，文化遗产的保存与发展深得社会关注，浙东海丝文化因其悠久的历史及其独特的變化特点，而备受专家与学者的青睐。

21世纪，古代浙东地区海丝文化遗产研究热度不断攀高，在学科领域及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硕果。经查，国内学者对海丝的研究专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古代海丝历史发展概况的论述及对新世纪海丝战略构想的研究著作，如陈高华等人所著的《海上丝绸之路》、黄茂兴的《历史与现实的呼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等。二是对海丝专题性研究，如林士民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等。

前人研究硕果累累，本文以古代浙东为地域切入点，对相关文化遗产进行调研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二、古代浙东地区海丝文化遗产分析

古代浙东地区通过海丝对外交流存有丰富的文化遗产，笔者在粗略了解之后，以时间为轴，归纳如下：

（一）河姆渡时期水上遗存考辨

水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一大特点，海陆变迁前的河姆渡，毗邻海洋，这决定了河姆渡的海洋文化属性。

日前，宁波市博物馆展出了在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舟、独木舟和木质船桨等河姆渡文化遗存。陶舟的出土反映了河姆渡人制作独木舟的高超技术，独木舟与木质船桨则表明河姆渡人已能制造先进的水上用具。陶灶用于做饭，石碇则相当于如今锚的作用，企口板是当时先进造船技术的体现。另外，河姆渡遗址中曾出土数量可观的动物遗骸，其中海洋生物占了19种之多。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鲸和鲨鱼的骨骼，这充分证明当时河姆渡先民渔猎活动已是非常频繁，且人们的活动范围已扩展至河口甚至海上。陶舟等文物的出土都是河姆渡人水上活动的佐证，从那时开始，河姆渡人已经具备原始的水上活动经验，打开了水上开拓的历史大门。

（二）秦代徐福东渡起点文化遗存考辩

近年来，文化带动经济发展成为潮流，各地极力寻找与本地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存，以求促进经济发展。海丝文化的繁荣，使秦代方士徐福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徐福作为我国历史文献记载的“出海第一人”，首次出场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但其中并未对徐福东渡的地点做详细阐述。随着“徐福热”的到来，许多学者对徐福文化做了详细研究，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基本确定为三个出发地：一是山东胶南，二是江苏连云港，三是宁波慈城达蓬山一带。

笔者以为，徐福东渡起点地处宁波原因有三：第一，宁波属于古代越地范围。据《吴越春秋》等相关古籍记载，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曾养鱼致富，这说明，此前越国已具备航海、捕捞等技能，已达到远航的能力。其次，太平洋洋流分布等地理条件满足，宁波具备东渡能力。且会稽县等地有较为完备的造船技术及航海训练场地和出海港口。第三，《史记》记载徐福携三千工匠、五百童男童女跨海东渡，人数之多可见其东渡不只一次。另外，东渡庵、达蓬山摩崖石刻以及日本多地的登陆地点足以表明徐福东渡是多次往返同谷港、岚山港、蛟川港又从黄海一带的东北冷流回到句章、鄮县、鄞县一带。可见，徐福东渡起点始于宁波并非空穴来风。

（三）上林湖越窑青瓷与海丝的联系

众所周知，陆上丝绸之路以倒卖丝绸、茶叶等为主，唐宋时期，陶瓷等大件易碎物品的外销，使得海丝迎来了鼎盛时期，越来越多的陶器、瓷器经由海丝向外运输。

早期的越窑青瓷，在东晋时便已经通过海路运送至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国家等地，经考察，这些地区及国家的墓葬或是遗址中均有不少早期的越窑青瓷出土。譬如，韩国江原道原曾出土的我国东晋时期的青瓷羊形器。9世纪初，越窑青瓷依托明州港，成为中国最早输往海外的大宗贸易商品。至此，“海上陶瓷之路”得以开拓，浙东瓷器外拓也以宁波上林湖越窑为代表。

上林湖所烧青瓷是早期海丝运输商品之一，同时，上林湖也是当时中国对外输出瓷器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窑口。上林湖依托于宁波这一海丝主要环节蓬勃发展，越窑青瓷在东晋时已随僧侣商人输往海外。到了唐宋年间，越窑青瓷从上林湖等地起航，经明州港销往海外地区，在晚唐到北宋时期达到了巅峰。

从上林湖目前出土越窑青瓷的纹路上看，古代浙东地区更是多异域文化。狮子原产非洲与美洲，而在上林湖出土的不少瓷器中，有狮子图案，这进一步证明了当时越窑青瓷深受海外贸易的影响，已将异域文化融入到制瓷工艺之中。

另外，海外古代的枢纽港口、贸易集散地遗址中都有发现自慈溪上林湖与鄞州东钱湖窑场所产的越窑青瓷，如唐代越窑青瓷在印度尼西亚海域打捞出水、印度尼西亚海域沉船中发现大批越窑青瓷等，这些都成为了浙东海丝文化的重要物证。10世纪前半叶，越窑制瓷技术被传授到了朝鲜半岛，且至今半岛上仍有丰富同类型窑址遗存。越窑青瓷作为唐宋时期及之前外销瓷器的主要类型之一，不仅充分证明了中国当时瓷器贸易的繁荣和明州港对外贸易的盛况，更是对外展示了中国古代海丝的历史脉动。

（四）三国时期千年古刹中的海丝内涵

三国时代，随着西域胡人与佛教传入四明，佛教开始在明州兴起，大大小小的佛寺先后在明州落成。其中历史最早的便是印度僧人那罗延，他在三国吴赤乌年间在句章县内创建五磊寺，为古代宁波佛教文化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那罗延也成为了宁波历史上第一位留名青史的僧人。

（五）日本遣唐使与海丝文化

唐代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的鼎盛时期，而日本正处于社会变革時期。据统计，日本国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统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来华。遣唐使的出现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也结出了硕果。为了向大唐学习，日本曾多次派出遣唐使，其中有4次是在明州登陆的，它促进了明州与日本航线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明州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

鉴真东渡时曾与日本僧人留住明州阿育王寺，并在浙东一带讲学；最澄传天台宗往日本；阿倍仲麻吕经明州登陆，在唐代来华与李白结下深厚情谊等都是日本与古代浙东地区交流的典型例子。“安史之乱”后，明州港崛起。在遣唐使活动中止之后，中日之间海上民间商业贸易迅速取代朝贡贸易。直至唐代后期，明州港已成为唐朝向东面的核心口岸。而其中进行海上贸易的主要成员又是“明州商团”，日本是明州对应的最主要的贸易国，仅唐武宗至昭宗年间，中日船舶往来就达30多次。

（六）唐至宋末浙东地区海丝印记

宗教的传播一直都是两地交流的重要环节，现如今的阿育王寺已经成为市民青睐的景区，是中国唯一以印度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刹。据《四明志》记载，唐代末年，佛教天台宗走向没落，朝鲜僧人义通为拯救天台宗，于公元943年建宝云寺，以传佛教。圆寂后，义通葬于现宁波阿育王寺西北角。想来，阿育王寺也是浙东地区海丝交流的文化遗存。

无独有偶，南宋时期，日本僧人明庵荣西资助天童寺建造千佛阁，也使得天童寺千佛阁遗址成为了浙东地区海丝的文化遗存。楼玥所写《太白名山千佛阁记》记载，1189年，荣西第二次来华学习佛法，天台山虚庵怀敞移主天童寺，荣西与之同行。因天童寺的千佛阁年久失修需重新建造，荣西表示，回到日本会挑选木材帮助修缮。三年后，荣西搭乘宋商船回国，离开之前，虚庵怀敞授之衣钵、传之正法。两年后，荣西派人“挟大舶泛鲸波”而至宁波，当年开始修建千佛阁，三年后乃成。荣西回到日本后，致力于弘扬佛法。此外，他还把浙江的茶种带回日本。有人认为，日本茶道使用的抹茶，就是由荣西传去的。

除宗教交流之外，这一时期的浙东地区还与海外有政治经济交流，其中以楼氏家族所建“高丽使馆”为首，其次便是市舶司设置。庆历年间，明州太守楼异授意于宋徽宗，在明州设管理高丽国相关事务的“高丽司”，并在现月湖附近的宝奎巷边，创建了高丽使馆，用于接待来华政要或是其他重要人物。据查，高丽使馆是宁波海丝对外政治、经济往来的一处的重要文化遗存。唐代，明州港的船舶生意就十分活跃，五代时期，宁波已经设有“博易务”。到了北宋时期，不但建起了一批石砌的海运码头，而且还在明州设置了整套管理机构。市舶司是中国在宋、元及明初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部门，其职能相当于现在的海关部门，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收购专卖品、管理外商。一切舶来品均需经检核并办理完相关手续后，才能进入市舶务门，最后再运至市舶库储藏。因此，来远亭、市舶务是明州海丝出入舶货的历史见证。此外，类似的机构还有“四明驿”“迎宾馆”等，本文就不一一例举。

（七）明清时期海丝与西方的交流

明清时期海丝文化遗产以冲突为主，舟山六横岛中部的双屿港、定海设立的浙海关分馆“红毛馆”，明清时期为抵御西方所设“四卫十所”、海防战线等，都是明清时期海丝文化遗存。

明代官方实行海禁政策，严厉的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国际贸易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巨大走私贸易区——双屿港的形成。据平托的《远游记》记载，明洪武年间出于统治意图，政府实行海禁，迁舟山岛民到大陆，将其中壮丁编入宁波卫。于是，一部分岛民加入到了走私贸易的队伍。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殖民者来到中国，勾结走私贸易商人，盘踞在双屿港，自此双屿港成为了亚洲地区16世纪最大的海上国际走私贸易基地。

清顺治到康熙年间，为平三藩收台湾，实施海禁政策，所有临海居民内迁100公里。此情之下，百姓流离失所。三藩平定，台湾收复后，海禁放松，为减轻人民负担，政府在全国设4个海关收税。其中浙江海关于1686年设立，户部直属，管理对外交际事宜。另外，为接待西方商船，政府又在定海设浙海关分关“红毛馆”。

明代浙东地区的海防卫所，广泛分布于浙东沿海地区以及清代镇海地区的海防炮台等文化遗产遗存，如宁波卫、观海卫、昌国卫、定海卫等。清末鸦片战争爆发，浙东地区在鸦片战争中首当其冲。针对英军在浙东地区的行径，浙东人民和爱国人士奋起反抗，当地人民自发组织各种群众武装，如宁波的“黑水党”、镇海王师真抗英队和定海乡勇等地方团体。另外，为反抗侵略，镇海的海防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近代宁波保卫战、定海三总兵战役、抗英斗争、中法战争等战役，也正是海丝文化的军事体现。

（八）浙东地区考古发现的各时期沉船直揭海丝面纱

截至目前，宁波共发现了6条不同时期的沉船，分别是1973年发现的和义路唐代龙舟、1978年发现的东门口北宋木船、2003年发现的和义路南宋木船、2014年发现的潮塘江元代沉船、1994年发现的象山县明代木船以及2008年发现小白礁清代沉船。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其他海丝文化城市像宁波那样构成一个连续完整的沉船系列，这也印证了浙东地区海丝的持续性。

其中和义路唐代龙舟是为了追求速度，古船的船身出现了很多间隔均匀的小孔，这些小孔是竞渡者的位置和义路唐代龙舟的发现，说明早在唐朝，宁波已经有了划龙舟的民俗。由此也打开了宁波的“船说”，反映了宁波造船技术的高超。另外，小白礁Ⅰ号沉船遗址主体集中，散布范围不大船体主要构件清晰可辨，可复原程度较高，多数出水遗物器形规整，纹样精美，保存较好，是一处具有较高价值的水下文化遗存。

三、结语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时代大势所趋，近年来备受追捧和社会目光的聚焦，古代浙东地区作为历史上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研究古代浙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遗留，不仅是海洋强国建设的内容之一，而且还将以特有的方式助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浙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是中国遗产的典型代表，其中蕴含的浙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东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其独特的变化特点，无论是地域上的变迁或是文化内涵的累积都有十分巨大的挖掘潜力，值得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作者简介：蒋丽萍（1997-），女，汉族，浙江丽水人，宁波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人文教育；指导老师：童杰（1982-），男，汉族， 浙江慈溪，博士研究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研究方向：明代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