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华

[摘要]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城乡矛盾出现新的态势。一方面，城市居民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农村则因人口流出而出现房屋、土地等大量闲置资源。共享农业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打通乡村供应端和城市需求端，创造出融合农业、旅游、文化的新业态。它顺应了新时代绿色、共享的要求，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共享经济；乡村振兴；农村闲置资源；农业4.0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1 新时代下的城乡交互需求

经历了30多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之后，我国已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0%左右，社会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乡村资源大量流入城市，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三农”问题浮出水面。随着农村地区人口的外流，乡村也开始逐渐萎缩。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自然村落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从城市的一头来看，多年来粗放的增长使得环境质量退化严重，空气污染、水资源缺乏与污染、垃圾处理困境、噪聲扰人、食品安全问题等成为中国城市环境的不可承受之重，亟须对城市化思路和模式进行反思。

在这一乡村和城市的双重危机之下，也蕴藏了下一步发展的机遇和动力。早在工业革命兴起之初的18世纪，亚当·斯密就在其《国富论》中写道：“乡村风景的美丽，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恬静，以及乡村所提供的独立性，只要这独立性不受到人为的迫害的话，这些实具有吸引每一个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为人的原始目标，所以，在有人类存在的一切阶段，这个原始的职业（指农业）将为人类所永远爱悦。”实际上，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的相对萎缩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共同经历过的场景。而当一个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占总GDP的10%以下时，乡村的经济意义就会减弱，价值将被重塑，乡村主义开始复兴，这一趋势在中国也已出现。

2018年1月社科院发布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选择》报告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家庭人口大约有4.5亿，中等收入以上收入家庭总计达到6亿人。从全世界范围看，中产阶级具有重视食品安全、热衷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而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往往具有童年乡村生活的经历，在新时期更是愿意下乡进村、兴利除弊、促进城乡融合。此外，近年来城市房地产泡沫被吹大，风险变高，也促使人们寻找新的投资途径。于是，农村因人口外流而闲置的房屋、土地、资源越来越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一些城里人开始到农村旅游度假、休闲康养以及从事生态种植或养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等。

2 共享农业的发展

2.1 农村资源闲置原因及其盘活

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对乡村闲置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以促进乡村共享经济的发展，对推进我国转换发展动能、促进社会公平、推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一进程一直以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对于大多进城农民来说，城市生活尚存在风险大、成本高的问题，因此，在农村的承包地、房屋等仍是最后生活保障。一些学者也表达了对资本下乡的负面效应的担忧，包括圈占土地、污染环境、向农民转嫁投资风险、改变土地的农用性质等。我国农村承包地承担的特殊的保障性功能，使其成为难以流通的“死产”，产生了土地和房屋资源的大量闲置和浪费。例如，2012年四川省蓬溪县对农村闲置土地调查中，共清理出158处农村闲置建设用地，总面积27.61hm2，包括村小学、农家院落、村办企业、敬老院等。

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因而，顺应市场要求，有效地盘活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和房屋，已成为当前新的选择。国家层面也逐渐出台相关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十九大提出了振兴乡村的重大战略，确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

2.2 共享农业的含义

共享经济是指以平等、有偿的方式共享闲置资源，在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前提下，互相以不同的途径付出和受益的一种资源整合经济模式。共享经济三大构成主体为：商品（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共享经济平台。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张新红认为，“所谓分享农业，就是利用零边际成本的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涉农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现代农业经济活动的总和。”广义的共享农业既包括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分享，也包括农村内部的分享，相关资源包括土地、农产品、农机、资金、农技、劳务、房屋等。本文关注的是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只考虑城市居民和农民一起共享农村闲置的土地、房屋等资源。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表示，共享土地与其他农业资源是以消费为核心，对农村的闲置或优质资源与城市需求之间进行最大化、最优化的重新匹配。共享农业通过打通乡村供应端和城市需求端，可重塑城乡联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新业态也被称为农业4.0，即以自然资源和乡村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础，互联网为技术支撑，为中高收入家庭需求定制服务，培育农业、旅游、文化的融合发展。

2.3 共享农业的影响因素

影响共享农业发展的因素包括直接因素，即供给与需求情况，以及农村基础设施、交易平台建设、政府政策等间接因素。

在需求端方面，石嫣指出，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是兴起的重要支持和基础。任文雯等认为，我国农产品市场中的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促使消费者从主流农产品生产流通渠道外获取健康安全的农产品。杨波通过比较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城市居民得出：家庭人均收入、绿色环保意识、受教育程度、闲暇时间、家庭中孩子的年龄和交通的便捷程度等是影响两者加入社区参与农业的共同因素，差异主要体现在我国城市居民多了对当前农产品安全的评价、和市场上绿色农产品的信任度较低。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对中国城市消费者加入共享农业的动机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仍很缺乏。

在供给端方面，祁全明对农村房屋闲置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指出存在如下四个方面特征：整体闲置与部分閑置并存；经济发达程度越高，房屋闲置比例越低；交通区位因素越好，房屋闲置比例越低；基础设施条件越好，房屋闲置比例越低。闲置的原因首先是部分农民在建造房屋时本身存在建筑面积大于实际需求的现象，其次是全家或者部分成员外出导致闲置。对于共享的资源，有研究认为一般是价值高而使用频率相对低的物品最容易成为共享对象，如客栈民宿。

从间接因素看，当前仍存在诸多制约：农村产业发展较为单一，资源分散难以整合，人才匮乏且组织化程度较低，基础设施落后，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发展缓慢，物流体系建设不足等。然而也应该看到，由于国家的持续投入，这一情况正在迅速改变。例如，张新红认为，发展共享农业的条件已经成熟，甚至即将迎来新的爆发点。从技术上看，网络、数据、智能手机、移动支付、现代物流已日益成熟，完全可以支撑共享农业的发展；文化基础上，人们对高品质、个性化农产品和田园生活需求增加，已有很多人开始从城市走向农村；金融方面，资本对于共享经济的热度没有降温；此外，国家战略明确把共享经济作为一个重点。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跃进，通过互联网平台有效联结供需双方，从而大幅降低交易费用，实现农村闲置资源整合配置已变得可行。

2.4 共享农业的实践

相关的农业模式其实早已出现。社区支持农业（CSA）是针对工业化食品体系出现的问题，通过在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倡导本地生产与本地消费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CSA最早于1970年代出现在日本和欧洲，当时工业化和城市化使都市人距离乡村和土地越来越远，城市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而同时乡村衰败、农民收入得不到保障。于是，一些农民和城市消费者开始联合起来，消费者提前预付给农民当年费用，农民则生产安全健康的食品。中国的CSA始于2008年，石嫣等在北京创建了小毛驴社区，通过市民认领劳动份额、认养土地，以及招募实习生及组织消费者参加农园活动等方式建立起了社会参与监督机制。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消费者和一些NGO组织是这项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传统的CSA主要关注农产品，当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共享农业所包含的内容已大大拓展，还将涵盖房屋、土地、农机、交通工具等生产资料和服务设施。究其本质，这是城市居民通过有偿共享的形式获取农村提供的各类优质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是一种城乡两利的行为。

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在开始探索农村闲置资源共享模式。新华社报道，最近安徽合肥开始试点探索“共享农房”模式，把农村空置住宅信息推到网上，房屋的位置、面积、使用情况都可以在线实现图文查询，租约期一般为5年至30年，租客对房屋内外及院落进行翻修，真正实现乡居，或利用农房进行创业。武汉也出台鼓励市民下乡的政策，为人才和资金向农村回流提供了动能。

3 结语

我国当前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城乡二元格局正处于根本性变化之中。一方面传统的发展方式遇到了产能过剩和资源环境瓶颈的限制，急需开拓新的投资和消费领域；另一方面，人们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却得不到满足。共享农业的出现顺应了新时代绿色、共享的要求，前途光明。然而当前对其研究十分缺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对于供给方面，首先，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后，要盘活其闲置资源，必须调查清楚其数量、分布、权属及位置等方面信息；其次，农民对这些资源进行共享的意愿，以及影响因素也需要加以调查和分析。对处于需求端的城市居民，也需要了解其参与农村共享经济的意愿、驱动机制、参与方式等相关信息。这对于制定相关政策，合理编制城乡规划，从而促进乡村振兴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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