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 刘智君 王维薇

[摘要]目前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存在较多问题，而作为邻国的日本与中国农业发展中的问题有类似之处，因而其农业科技事业发展的路径有着较大借鉴意义。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运行机制，着重与日本的农科创新体制机制、人才培育、资金来源及研发投入等方面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一方面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着资金来源充足、人才培育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较日本劣势也较为突出，表现在农业科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较低、整体创新能力较弱、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水平不够等。

[关键词]中日;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3;F331.3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下，坚持四化同步，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然而农业现代化作为“四化”的短板，农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事实上，为补齐短板，创新驱动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举措，这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近年来，中国逐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2014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02%，首次突破2%;2016年为2.11%，2017年进一步上升至2.12%后，已经比2012年提高了0.21个百分点。目前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然而从各国创新指数及其排名来看，如2014年中国的创新指数仅为68.4，较日本的98.4还有较大差距，虽然日本农业与中国农业有很大区别，双方农业科技体系建设也有所不同，但日本农业科技方面有着较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随着近年来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导方向，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不适应性越发凸显，社会各界都意识到该问题的严峻性，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其中，在农业科技投入方面，诸多研究均认为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大量产出的必要条件是充足的资金和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支持，这基本成为了学界共识。其中，袁学国等（2012）通过分析中国农业科技投入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主要从农业科技资源优化配置角度提出建议，吴林海等（2013）也认为优化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比片面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此外赵志耘（2014）分析了农业科研经费来源，认为我国农业科技服务长期以来依赖财政投入，投资主体单一化使农业科技服务的供给受到限制。而日本农业科技投入供给上，杨传喜等（2012）通过对美日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的对比分析，认为日本农业科技研究经费来源渠道广泛，从客观上保证了科技成果创新。在农业科技创新需求上，相关研究较少，相关领域多数学者主要针对农业本身需求和农民对于设备、种子等涉及农业生产的技术要求开展研究。其中，董明涛（2014）对中国农业科技需求主体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农民生产实践是创新的主要需求来源，其次是涉农企业的生产创新，总体上对创新的需求巨大。而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研发水平和农业相关人才队伍建设不足以满足当前需求。而反观日本，邢晓柳（2014）认为日本完善的研发和推广体系保证了科技成果供需平衡。总体来说，中国的供需结构的矛盾，严重制约了成果研发和推广应用，为此日本先进的研发、生产和转化体系值得借鉴。在对农业科研及推广体系研究上，黄季焜（2013）认为农业科研体系没有很好适应农业生产形势，存在定位不清，社会公益性和商业性科研活动混淆的问题，相较其他科研部门，农业科研缺乏吸引力，此外陈慧女（2014）利用我国的几种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科技应用效率低下，科技服务水平严重不足。而相关研究认为日本的农业技术从研发到应用已形成一个系统的体系，其中崔春晓（2013）重点分析了日本地方农业科技普及机构和技术指导机构的运行，得出日本的农业科技推广机制比较合理。总体上，国内外对中日农业科技的研究多侧重于某一具体领域，系统深入的研究相对缺乏，具体针对中日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系统的多维比较分析尚需拓展。基于此，本文利用相关数据，通过中日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比较分析，剖析中日农业科技发展状况，分析差距，并给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农业科技体系的发展路径。

2    中日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现状及问题

2.1    中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现状

2.1.1    宏观架构。根据相关资料分析，我国已拥有一个较为科学、系统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形成了国家、省、市三个层级的农业科研管理体系，当前中国在上述三个层级的农业科研机构约有1400多个，其中国家级的占有150多个，省级机构有550多个，地市级机构数量则超过一半。在农业实验室建设上，中國已拥有30多个国家农业工程中心、23个实验室和部属农业实验室，并逐步建设了各类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在农业科技研发的基础设备建设上，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已在农业良种改善、动植物基因研究和农产品的贮藏和储存等关键性问题有更好的设备条件。在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引进和利用上，自主培养了部分高素质人才，引进吸收了国内外科研能力突出的农业专业人才。如2005～2014年这十年中我国农学毕业生数逐年上升，在2010年突破十万人，但其增幅低于全国毕业生总人数增幅;而在校学生中农学专业的学生数量也在逐年递增，从2005年的20万左右增加至2014年的43.35万人，但与在校生总人数的增长相比，农业专业的学生增长的人数较低，但总体上我国农业科技人才存量不断增长，对人才队伍的建设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2.1.2    管理体制。在我国农业科技管理体制特点是集中统一、主题分明、分工协作。近年来，部分企业设立的民间科研机构日益活跃，其管理制度均有所设立，国家级农科机构、院校则直属国务院有关部门，而相关资金、人员等则由各主管部门负责。省级及以下农科机构、院校多归属省级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垂直管理，少数是由市级单位负责。

2.1.3    资源配置。大量的农业科研机构和院校的经费来源是以政府的财政投入为主，近年来，农业科技创新的资金源逐渐向基金自筹、企业合作投入、吸收风险投资、贷款等多渠道方式发展。国家级的农科机构和院校经费有46%是各级政府提供，28%是与企事业单位投入的合作开发资金，14%是由技术创收后的再投入，12%是通过金融信贷而来。省级及各地市的农业科研开发和推广机构的经费多来自政府的财政部门拨款，其他途径资金则少之又少。可看到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农科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对农业科技发展的要求也不断上升，在总体资金配比上，也将得到更合理地分布。

2.2    中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2.2.1    创新主体能力不足。总体上，当前科研经费来源渠道的单一性较大程度阻碍了科研机构创新技术的研发和利用。而在资金利用上，相关机构科研活动实际投入资金不足，阻碍了成果开发。此外，涉农企业对科技创新研究重视不足，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不够，还没有形成较完整的科技开发和推广应用体系。在管理制度上，没有激发企业人才的潜力，管理人员对于技术掌握不专业，科技人员与管理人员易产生冲突。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上，数量严重不足，高端人才较为稀缺。我国目前的研究团队多为专项研究团队，研究的方向单一、内容狭窄、时间周期短，而且人员组合复杂，缺乏稳定性，研究程度不深，时间效率底下，很难实现科技成果的巨大创新。

2.2.2    科技创新人才结构不合理。我国农业研究人员总体数量不够，科技人员整体学历水平不符合发展要求。与我国务农人数相比，我国的农科人才占比极少。在2014年，我国农村科技应用型人员数量有1400余万人，较2004年增长56.2%，从事农业科技研究的技术人员只有100多万人。在后备技术人员培养上，高等院校选择农业类专业的学生明显减少。而在农业技术人才构成上，人才在各农业产业部门上分布不平衡，高端人才主要研究的仍是几个传统产业部门方向，尤其是在种植业方向上人员分布较多。这种严重的不平衡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全方面发展和应用产生了严重的阻碍。

2.2.3    管理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对农业科技管理存在着管理部门过多，层级复杂，审批手续复杂等问题，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资源分配机制上看，政府的过多干预制约了农业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的开展和深入。在农科推广体系上，体制仍不健全，实际利用效率低下，农业创新发展受到较大制约。

2.2.4    农业科技创新政策法规不完善。针对科技创新的时间长、风险高、投入大等特点，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健全是推动农科创新的关键。而当前的法律法规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善和全面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很好的保障相关创新主体的权益，也没有很好的规范相关的创新活动，限制了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及相关活动的开展。

2.3    日本农业科技发展现状

2.3.1   体系结构。通过相关文献的整理，笔者发现日本农业研究机构体系完整，由国家出资设立（国立）、公共集资建设（公立）、院校自有和农业企业（特殊法人）设立等途径建立组成，其中公立机构占79%，特殊法人机构占12%，国立占9%。此外，2014年日本共有近1000家从事农业科研的机构组织，在国立的机构中各农业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分布较为合理，从事农业生产研究的机构36所，林木及其相关行业有4所、水产养殖研究有16所。

在日本，农业科技教育体系完善。通过分析发现，日本农业科学教育层次分明，阶段性特点显著，总体而言包括三个阶段的专业教育，其中在初中阶段，学生大多以农业实践学习相关的基础农科知识，高中阶段大致可以分为教育方向不同的四大类：产业经营类农业高中教育、个人家庭类农业高中教育、农业特别专科学校、农业产业技术员教育。在大学阶段，农业教育主要是培养专业化的农科人才，培养的深度和层次更适合科技创新的要求。

2.3.2    运行机制。日本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从研发、产出、推广等不同阶段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运行机制。在日本，国立农业科研机构居于主导地位，其科研范围覆盖全国，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农业的众多产业部门，具有基础性、主导性和公共性等特点，在应用方面，国立科研机构因其科研水平高，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能力较高。日本农科推广主要是由农业科普部门和农科协会组成，其推广的主要对象是由众多农户组成的农民生产协会。农业科普部门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的生产气候、水文、地质等条件，结合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在活动方式上，推广部门组织国家和各地方科技指导员学习新技术，鼓励农业科技普及员密切与农民联系，开展农业科技普及教育。另外，国家和地方政府经常组织高级技术人员与地方人员的合作交流，提升各级科技指导人员的自身能力。日本农业科技研发经费充足且分配合理，政府的资金支持占比较大。

2.4    日本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势

2.4.1    政府主导作用凸显。在农科创新发展过程中，日本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明显，主要体现在：一是行政指导突出，机制精简。日本的农业生产、加工和技术创新等各方面均由政府进行督导，集中进行管理，重大的产业政策决定权主要掌握在科学技术厅、农林水产省以及文部省。为了使决策科学，日本还建立健全了相应的咨询机制。二是积极利用创新政策推动技术进步。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的产业政策和规划时，有较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过程，确保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采取投融资优惠政策，税收倾向性优惠和政府补贴等方式，促进农业科技的创新。

2.4.2    科研開发机制健全。日本通过科研立法，从法律制度上帮助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农业技术向农业企业和农业生产实践转化。利用政府建立的科研交流平台，促使各机构的联合研发和相关的技术人员的广泛交流。日本的各大学农科研究机构通过与民间企业的联合开发，促使农科创新有了很大的提升。利用共同研究制度、受托研究制度等改善了技术转移的外部条件使得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健康发展。

2.4.3    高度重视农业综合研发能力。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联合，日本通过政策和技术支撑推动应用型和基础性的共同发展，提升农业技术研发的综合实力。并且提高农业科技研发投入，促使其持续发展，提升农业的竞争力。

2.4.4    涉农人员科学素质较高。日本就农业推广体系人员选拔规范严格，农科研究和推广人员素质较高。同时，政府重视农民素质的提升，利用相关政策和鼓励措施，因地制宜，给予不同的农业从业人员相关知识和应有的基础技术。

3    中日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比较

3.1    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比较优势

3.1.1    中国科技资金来源充足。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主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了有质量的增长，较大程度满足科技资金的持续投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金融投资等领域蓬勃发展，民间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我国科技创新的投资主体多样化趋势明显。反观日本，其经济实力已日益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大大降低了其在农业科技领域的资金投入，不利于保持科技领先地位。

3.1.2    中国科技人才培养潜力巨大。中国近几年加大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在高等院校的建设上进一步提升高校教育能力，并加大教育硬件设施建设，提供高技术设备以促使高校科技研究的深入開展，提升其农业科技研发能力。同时，稳步推进高职高专的建设，仅2014年，在农业科技领域就成立高等专科学校12所，促进农业科技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政府通过公派出国，组织部分师生到美国、日本、德国等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完善的国家访学，促进高校教师和学生的科技研发实力和掌握高新科技的能力。

3.2    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劣势

3.2.1    农业科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较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更多的经济实力来保证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科技进步率在2011年首次突破50%的大关，2017年更是达到57.5%，表明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显著。但是，中国在长时期的发展，由于先期发展滞后，相关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因素，与日本相比则有较大差距，日本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早在1996年已经达到70%。因此，中国的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建设还需进一步赶超日本。

3.2.2    农业整体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近年来，我国在积累人才资源和资金的同时，相关的技术难关也逐渐突破，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其中，2016年，全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为119.54%，其中申请量指数为120.98%，比2015年增加了20.98%，这显示了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有较大进步发展。但与日本相比仍有不足。研究发现，我国发明专利的实施率不高，与日本差距较大。此外，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资源在行业间分布不合理，在农药化肥、农业机械装备制造等一些重点产业部门缺少自主创新能力。

3.2.3    成果转化应用水平有待提升。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程度普遍很高。日本作为农业科技强国，其成果转化率在2014年超过80%。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成果转化程度不高，生产实际中应用率则更低，中国在2014年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45%，不仅与日本的差距较大离世界平均水平也相差较多（见图1）。

3.3    基于中日比较的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制约因素

3.3.1    科技研发和推广投入不足。在农业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作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支撑力量的科研经费和推广资金是农业科技创新发展必备因素。在科研领域，农业科研投入水平高低是由经费投入强度的大小来评价的。2010～2014年我国农业科技年平均投资强度仅为0.48%，在2014年的经费投入最高，占到农业总体经费投入的13.94%，这些数据与同期的日本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另外，我国农科推广资金不足，较大程度影响农业创新的可持续。

3.3.2    农村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我国农科人才培育和团队建设不足以满足我国农科创新发展。在人数上，我国农科人员在2014年突破150万人，占到全国农村人口的0.23%，而日本该占比为0.46%。此外，当前中国专门从事于农科推广的技术人员仅为75万余人，仅是日本的1/12。从人员的整体素质上看，中国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较低，2014年农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占比仅为83.4%，而日本则高达97.2%，平均受教育年限日本是中国的1.2倍。另外，中国农技人员专业素质高低不一，其中大部分的人员没有接受正规的高等院校的培养，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及以上的仅为40%，其余人员部分来自职业教育或仅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而同期日本的农业科技人员有近75%的接受正规院校的专业培养，且选拔制度严格，不合格者将面临淘汰。

3.3.3    农业科技体制不健全。反观日本健全的农技推广应用体系，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有着较大缺陷，首先，表现在科研活动与农业生产具体实践脱节，研究成果与实际要求相差较大，不利于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其次，缺乏严谨的农业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形成一定的科技资源浪费。另外，农业创新产学研联动机制不健全，科研机构、科技教育、生产实践各行其是，无法实现最大效益的资源整合。

4    启示

结合日本发展经验及中国基本国情，完善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举措有：一是，积极倡导政府的主体作用，形成中央与地方合理的投入机制。在持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基础上，要优化配置农业资源的投入，特别要关注国际农业前沿科技发展，充分挖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潜力。二是，深化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借助专项资金花大力气引进农业领域高端专门技术人才，保障其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构建多层次、多阶段的农业科教体系，充分培养本土化人才，稳步提升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综合素质;实施新型农民建设战略发展规划，培养其对新技术的认知和应用能力。三是，完善支撑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体系。以“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创新驱动农业与农村发展，努力为广大农民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为目标整合各项农业科技政策，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此外还要高度重视金融手段对创新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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