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 孙晓珍

[摘要]在精神问题疾病的范畴中，抑郁症以其高自伤、自杀率而恶名昭著，近些年来，随社会名人因抑郁症自杀的报道层出不穷，抑郁症得到社会和现代医学的高度关注。但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人们对于抑郁症的认知还处于一种原始的无知状态，只是简单的把抑郁症当作精神病或“神经病”。通过农村地区人们对抑郁症认知状况进行论述，结合社会工作方法进行认知干预，旨在帮助农村地区的居民关注自身心理健康问题，正确认识抑郁症，以达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和早康复的目的。

[关键词]农村抑郁症；社会工作；正确认知

[中图分类号]R161.7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目前抑郁症是全球第四大疾病负担，也是导致患者功能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大约有1/7的人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遭受抑郁症困扰。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病的第二大疾病。在中国，抑郁症的发病率约为6%，目前已确诊的抑郁症患者为3000万人左右。调查显示，这3000万抑郁症患者只有不到10%得到专业的救助和治疗，同时，还有相当多的患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患有抑郁症，更没有进行过诊治，然而在农村，人们对抑郁症缺乏了解，甚至把抑郁症直接等同于精神病。避而远之。抑郁症应该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的进步，抑郁症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城市化的急剧扩张和人口的高度集中，城市抑郁人群吸引了过多的关注，以至于农村地区的抑郁症隐患人群被主流所忽视；而现代医学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忽略了社会学及社会工作在一些疾病领域的应用。

2 调查的对象的选择

2016年9月中旬，陕西省渭南市S村发生了一起村民自杀的恶性事件，该村王姓妇女，年龄48岁，在家中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村民看来，王姓家中经济条件较好，车房都有，两个孩子都外地上大学，这在样的生活条件是村里多数人所羡慕的，王姓的自杀在村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众说纷纭。最后，村民得知，王姓自杀的原因医生认为系抑郁自杀。在得知此事件后我们震惊之余同时也感到深深的困惑，在农村地区，抑郁对于农村居民的影响程度及农村居民对于抑郁症的认识近乎无知和误解的状态，是值得社会工作者深入调查的问题之一。

农村社会工作的开展，一定要基于农民的现实的生活，通过常规的调查、访问等手段，整理获取资料，答案很快就会呈现，但是，通过访问调查农民所获得答案，他们认为之所以会产生抑郁或其他心理障碍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贫穷，如果这时候我们将目光汇聚于经济发展，我们就只会看到他们生活的贫困与落后，围绕这如何解决农村经济增长问题转圈，但是，农民除了社会角色和经济能力与城市人群不同之外，他们也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同样具有学习、文化、信仰、家庭、社区、娱乐等多彩的、现实的生活方面，当农民将眼光集聚于经济发展而忽视了自身的能力和绚丽多彩的生活时，社会工作者就要本着“田野工作者”的态度，深入农村社区，帮助农民正确、全面认清自身问题，正确面对，以提升农民面对问题的信心和处理能力。S村隶属渭南市合阳县，地处关中平原东北部，人口居住较为集中，村中的主要收入来源依靠土地，主要农作物为果树、红薯、玉米、西瓜等，村子经济水平同周围村子比较而言处于中上游状态。S村距离合阳县城15km，全村780户居民，人口3015人，分为九个行政小组，其中贫困户105户，两戶孤寡老人。调查对象从S村九个行政小组中进行选取，主要选取对象为S村的中年妇女，共选取女性43人。男性22人，共计选取65人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其中村委会成员5人，普通村民60人，实际有效问卷60份。本次调查活动用表主体采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自评测量表。

3 主要调查结果

3.1 S村村民存在抑郁隐患

数据分析显示，S村村民中存有相当比例的抑郁倾向人群。通过整理计算所得调查问卷显示。60份调查问卷当中共有6份调查问卷数据呈现轻度异常，1份调查问卷数据呈现中度异常。共计7份。其中中男性有5人，占据受调查对象男性人数的40%，女性两位，占据受调查女性人数的5%。但此数据并不能说明男性患抑郁症的机率高于女性，中国传统农村而言，尤其是北方农村的S村主要农作物为小麦、苹果、红薯、葡萄、玉米等。男性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一家之长，在生活压力的程度上是远高于女性的。但在心理承受能力上来讲男性的承受能力大大高于女性。据国家统计数据和多项研究资料表明：女性患有抑郁症的相对危险度是男性的1.91倍。据中国精神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总结中国农村妇女的特点是：中国农村妇女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生活单调，社会交往少，心理防御和适应能力差，使得她们在于负面性生活事件时，心理压力得不到释放，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

在调查过程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名叫张婉秋（化名）的中年村妇 ，第一次接触到她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她独自一个人坐在自家门口的石碾子上晒太阳， 我们过去同她问好，表明我们的身份及来意，对于我们调查小组的出现，她也只是随意和带着一点戒备的看了几眼对我们说，她只是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可调查的。在我们几番解释下，张婉秋终于点头同意接受我们的访谈，表示在大门口人来人往的有点不好意思，邀请我们进她家去谈。在通过访问的形式完成问卷后，我们了解到，张婉秋的丈夫早年因病去世，只剩下她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现在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家里大部分时间都只有她一个人，平时她也没啥兴趣爱好，就是种地打工赚钱供养孩子。我问她对村里自杀妇女的看法以及她了解抑郁症吗？张婉秋说，知道啊，抑郁症这不就是神经病么，脑子和心理出现问题么。不然好好一个人干嘛自杀，至于针对村里自杀的妇女，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只是表示那人家想死，总不能拽着不让人死吧，更不要说这种精神出现问题的人了，死了还一了百了，不受罪。

通过对张婉秋的访谈，我震惊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无知以及对生命的漠视，最后我们在对张婉秋的问卷计算的结果是：潜在的中度抑郁症患者。那么，在中国的农村，在S村，有多少像张婉秋这样的人存在，我们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这正是我们此次调查工作的目的。

3.2 高危人群没有接受心理干预

通过在S村的调查访谈发现，S村十年内有6人死于自杀，三人确诊系因抑郁症自杀，其余三人皆因家庭矛盾导致的自杀。王姓妇女自杀之后，当地民政部门并没有针对王姓妇女周边邻里和亲属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和适当的心理诊治行动。而民政部门对于非正常死亡村民的处理方式往往是针对家庭贫困的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家庭条件较好的民政部门一般不予干预，表明该地区心理干预的发展尚处于一种待发展的萌芽状态。

3.3 村民社交范围狭小，同外部世界联系较少

调查访谈发现，S村整体村民平均文化水平较低，绝大多数村民文化程度为小学和初中学历，以7位存在抑郁倾向的村民为例，小学学历4人，初中学历2人，高中学历1人，无大专及大学学历以上的抑郁倾向村民。文化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村民的日常行为理念，访谈得知，S村村民农闲之余同外界交流匮乏，极少有人选择外出旅游或上网同外界进行互动，大部分女性村民农闲之时选择的娱乐方式主要为广场舞，而男性的娱乐方式主要为打麻将。

3.4 S村村民对于抑郁症基本处于无知状态

通过调查了解到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是不了解或不认识抑郁症，而且出于一种自卑心理，患者一般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患有抑郁症，而大多数关于抑郁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大多数人认为抑郁是一种心理疾病，需要看心理医生，不需要服药，而如果去看心理医生自己则需要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所以大多数患者选择了独自承受，其实不然，抑郁症作为一种特殊的疾病，需要心理和药物治疗的双重配合。通过进一步的调察与了解，此前王姓曾多次自杀，但都被家人发现并且阻止，当时家里人与村人并未将此现状与抑郁症相联系，而是认为王氏在精神上存在问题，都劝其家人带其看医生治疗。王姓曾在自杀前就医与西安某医院，医院抑郁症将王姓留院治疗，王姓妇女拒绝住院治疗，从医院回家后不久用剪刀自残，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件一时成为村里的热门话题，而村民之间的讨论充满了困惑与不解，多数村民认为王姓妇女的自杀可能是其精神存在问题，至于抑郁症什么的对于村民来说这个词太过陌生，好比天上降下一颗陨石，对于懂行的科学家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但对于一个农民来说远没有一块牛粪的吸引力大。

村子里有学问、有威望的人也缺乏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认知。通过对村委会成员的访谈了解到，S村的村委会组织成员对抑郁症的了解并不比普通村民了解的更多，关于抑郁症的相关知识也是由于村子近几年发生的抑郁症自杀事件而引起重视获得的，属于“久病成医”。村里唯一表示对抑郁症有所了解的是本村的村医，但是村医表示自己对抑郁症患者也没有很好的干预方法，对于村子潜在的抑郁症患者村委会成员只能去做一下基本的安慰工作，这些做法往往并不能对这些潜在的患者起到作用。

4 结论及社会工作介入

4.1 结论

农村农民心理救助工作非常紧迫，地方政府应当同区域高等学府及科研院所积极展开合作，面向存在抑郁倾向人群提供针对性服务，解决燃眉之急。农村扶贫心理救助缺失。农村基层政权在村民面对抑郁等心理性疾病和自杀方面并无成体系的处理方法，国家在农村的精准扶贫政策目前处于物质扶贫阶段，对于农村居民的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贫穷或存在问题的解决目前尚处于萌芽阶段，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会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4.2 社会工作介入

4.2.1 农村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时，坚决反对用既定逻辑去理解农民的现实状况，坚决反对先入为主，即出现的这个问题以前人们是怎么解决的现在就怎么解决，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的工作对象是“人”，社会工作的开展首先要以人为本，在工作过程中必须贯彻平等、尊重、自决等原则，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开展必须围绕工作对象进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农民进城务工，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农村生产体系，更为严重的影响了农民之间合作互助、相互关心的人际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疏远、孤立，邻里之间互助关爱越来越少，社会工作着手改善农村农民关系，通过发展农村农民关系提升农民对邻里的正面关系，以提供积极向上的社会角色，改善农村凝聚力，使农民获得较高层次的安全感。

4.2.2 针对农村抑郁症开展农村社会实务工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S村村民存在抑郁症的隐患并且村民对抑郁症并不了解，村委会对于村民的自杀事件的处理并没有科学的处理方法，只是按照一般事件依据当地风俗进行了处理，对死者家属进行了必要的安慰及劝导，并没有在S村对全体村民进行心理辅导和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而普通的村民更是从来没有接受过心理健康检查，乡镇一级的卫生院并没有配备心理医生和心理科室，这就导致了许多潜在的抑郁症患者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救助，以至于惨剧的发生。针对这一问题，社会工作组应同地方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社会工作者应及时拜访政府，向各级政府汇报工作，表明工作意义，取得存在空间，通过合作，社会工作者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源支持，并利用政府现有资源为村民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心理健康援助方面，急需政府及社会组织加强合作，加快推进农村抑郁预防和心理保健工作，推动乡村心理医生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同时，培养农村社区专职社工，发挥社工教育者角色，即培训农民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抑郁症和抑郁症患者，实现农民对抑郁症认识从无到有的突破，防患于未发。

在针对S村村民之间冷漠的居民关系及单调的农村生活方面，社会工作组织应同村委会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积极配合，组织适合农民参与的集体活动，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充分发挥村民的个人潜能，给村民一个足够支持、足够关怀的平台，充分体现每个村民的尊严和价值，并且通过一系列活动的举办，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提升村民心理健康状态。

上述系列活动的开展，前提条件都是要取得农村居民的支持与配合，在社会工作者发挥“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为了提升工作方案实施程度，还需要同农村的基层干部和农村精英达成高度共识，由村干部和农村精英牵头促进活动方案的实施，在最大程度上調动农民的积极性。

针对S村村民中存在有抑郁倾向的村民，社会工作者一方面针对这些存在抑郁倾向的村民积极开展心理治疗，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及行为支持，使之正确认识并面对其自身症状，预防症状内在性恶化；另一方面改善其生活环境，尤其是家庭成员及其邻居对抑郁症的错误认识，改正他们对待存在抑郁亲人或村民的错误做法，为这些存在抑郁倾向的村民建设一个益于康复的生活环境。

而对于那些确诊为抑郁症的村民，我们一方面给予其最大的心理及行为支持外，还得为这些患者联系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帮助他们解决治疗过程中一些家庭或者心理上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深入其家庭和生活范围，深度了解导致其抑郁的一切可能因素，为后期的康复治疗提供必要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胡志，周成超，徐晓超，等.安徽省某农村社区老年抑郁症患病率与影响因素研究概述[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7，27（01）：24-26.

[2] 朱梅福，冯立中.中国传统文化可抵御抑郁症[N].健康报，2005-12-13（001）.

[3] 何振宏，张丹丹，罗跃嘉.抑郁人群的心境一致性认知偏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5（23）：2118-2128.

[4] 宏叶.抑郁症-农村妇女婚姻生活新杀手[N].经济日报2006-5-11（A06）.

[5] 何伟锋，邓梨莉.农村留守中学生抑郁症的干预策略研究[J].中小学教育2013（6）：50-52.

[6] 林潇骁，罗非，王锦琰.情绪通路异常与认知情绪偏差：慢性痛与抑郁症的神经心理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16（24）：725-738.

[7] 李翔.都市类报纸抑郁症议题报道研究—以?南方都市报?为例[D].武汉：武汉大学，2017.

[8] 马岁岁，秦侠，陈若陵，等.安徽省农村社区老年抑郁症发病率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06，22（04）：385-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