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武

2018年第5期《星星·诗歌原创》“新现实”栏目中，刊登了凌晓晨的《炊烟中吹送的消息》（组诗）、琳子的《所有的灰尘都是有来历的》（组诗）、廖淮光的《学着狗的模样，轻声地汪几次》（组诗）、西水的《合作巷笔记》（组诗）、宁明的《筑路人》（外二首）等作品，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在于聚焦现实，表达现实，对现实进行发言，表现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

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诗歌的见证》中曾经这样定义诗歌：“首先，我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而毫无疑问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科学和哲学可以改变一个事实，也即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文中其他引用仅标页码）米沃什所言的“真实”可以理解为现实社会，诗歌是对现实社会的“热情追求”，同时，米沃什也认识到诗人本身存在的局限，诗人不能准确地将社会现实描述出来，但即便如此，诗人也会“用文字围住现实”。当然，这是理解诗歌的方式之一。由此看来，作为一个诗人，要积极地对现实社会进行“热情追求”，不能仅仅在词语上“打转”，而更应该指涉现实。

那么，诗歌对社会现实如何实现有效的“热情追求”呢？对此，米沃什也有一个很精辟的看法，“诗人应忠于现实，以一种等级制的意识来评价现实”（第141页），这里“等级制的意识”指的是按照一定的秩序来表现现实，强调对现实的表达要具有一定的逻辑性，而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西水的《哲学》一诗，通过勤俭的父亲选择“好橘子吃”还是“坏橘子吃”的视角，最终总结出父亲的一生是“选着好橘子，吃着坏橘子”，前边的描述都是为后边这句哲理之言所做的铺垫，沿着一定逻辑推进的方式表现现实，使得诗歌对现实的表达更真实、更准确。

诗歌对于现实的表达，关键在于细节的描写。正如米沃什所指出的：“那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想达致摹拟，想忠实于细节，它有益于诗歌的健康”（第78页），对于诗人而言，虽然文字不容易将现实原型刻画出来，但是对现实原型意义的追求却是要不懈努力，而为了营造恰当的真实感，最佳的方式就是要“忠实于细节”。因此，对细节的强调是诗歌准确表现现实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琳子的《银行门前，一个女精神病人》写道：“她在不停地说话//她在不停地解释，疲惫，发怒，忧伤，决绝乃至要/以头抢地。她不停地用手臂画圈/推开又拉回来/可她身边明明没有一个人”，将精神病人的形态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来，可谓“达致摹拟”，充溢着满满的真实感。宁明在《我的老师》中这样描绘老师，“他羞涩地用脚丫搓着另一只脚上的泥/四十五年了还没有搓净”、“总等不及下课钟响/他的肚子就最先发出咕咕的叫声……”细节的运用使一个节俭、勤恳、认真负责的老师形象赫然显立。

诗歌对现实的关注，关键是诗人骨子里必须建立起责任意识。米沃什指出，“诗歌必须意识到自己‘可怕的责任，因为诗歌不是纯粹的个人游戏，它还赋予‘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愿望以形状。”（第33页）这种责任意识强调的是诗歌不能只瞩目于词语的新意和游戏，而必须要表达现实和对现实发言。宁明的《筑路人》《建筑工人》直接与现实相连，而凌晓晨的《贫困村》《一遍又一遍，梳理村庄》则集中对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予以观照，“赋予‘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愿望以形状”。西水的《我在等我的天使》表达出留守老人的心声，期待着儿孙们归来探望，戳进了时代的心窝。这些诗句中体现出的是诗歌的责任意识，使诗歌呈现出的不仅仅是文字的魅力，更是彰显出文字背后的力量。

但是，应该看到，一些诗人对于现实的描述和关注的确存在“只是把文字与文字联系起来”，而没有“把文字与它们在事物中的原型联系起来”，显然，“只是把文字与文字聯系起来”的诗歌是缺乏力量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当前一些诗歌对于现实的描述，不再像现实主义诗歌那样必须充满力量，而是呈现出一种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现实，这种对现实的表达既包括对现实意义的升华，如凌晓晨的《第一书记》，也包括对现实的描摹，如西水的《快过年了》。《快过年了》这首诗素朴自然，对现实没有进行深刻的意义挖掘，而更多表现出的是对外出务工的女孩回到家乡后的情景描述，就像诗歌中所表述的那样，“村庄的这件旧衣服上/仿佛多了许多新鲜，刺眼的纽扣”，强调的是一种形态，而不是意义本身，这是当前诗歌在关涉现实时呈现出来的新姿态，诗歌背后的意义已经不像现实主义诗歌那样富有神圣的使命感，而更多是对“自然”现实的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