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霍金

那年，我参加了黛安娜和她的哥哥一起举办的新年聚会。我穿着墨绿色的连衣裙，将头发向后绾成一个蓬松的髻，心里很害羞，显得没有自信。就在那里，我看到他了。他靠著墙，站在角落里，灯光照到他的侧面，他一边说着什么一边用修长的手指比画着。几缕头发垂落下来，盖过了他的眼镜，一套灰扑扑的黑色天鹅绒夹克，系着红色天鹅绒蝴蝶结——史蒂芬·霍金——那个我在夏天看到的在街边摇摇晃晃的年轻人。

我站在那儿听他讲故事，我被他独特的个性以及那非同寻常的幽默深深吸引。他的故事能轻松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我特别喜欢听他在开玩笑后发出的笑声，他笑得那么厉害，常常笑到咳嗽，有时候我感觉他都快喘不过气来了。在他的外表之下，我看到了许多美好的品质。他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却又总能找到事物美好的一面，尽管带着羞涩，他仍然渴望表达自己。我觉得我和他很相似，但同时他又与我那么不同，他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并且毫不羞涩地向世界表达自己的态度。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下了姓名和住址，我并没指望他会再联系我，只是悄悄许愿能再与他在街头擦身而过。那蓬松的头发与蝴蝶结是他自主独立灵魂的外在表现，再见面时我不会像上一次一样对它们发出惊叹。

过了很久，我和好友黛安娜、常特去我最喜欢的咖啡馆。黛安娜突然问：“最近有史蒂芬的消息吗？”“听说了，”常特回答道，“那可是真糟糕啊，对吧。”我意识到他们谈论的就是史蒂芬·霍金。“你说什么？”我问道，“他怎么了？”“他住院了，现在快两个星期了吧。他走路总是摔倒，据说他连自己的鞋带都系不上了。”她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医生在他身上做了各种可怕的检查，最终发现他得了一种很罕见的无法治愈的类似瘫痪的疾病，就像身体各处都得了硬化症一样，不过这种病比硬化症复杂多了，医生推测他只剩下几年的生命了。”

我惊呆了。尽管史蒂芬的行为有些奇怪，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在这之前，我从不觉得“死亡”会与我们有什么联系。我们足够年轻，死亡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他现在怎样了？”我声音略带颤抖地问。“巴兹尔去看过他，”黛安娜继续说，“巴兹尔说他现在的心情非常低落，医院的那些检查非常可怕，他对床的一个小男孩几天前去世了。”她叹了一口气，继续说：“史蒂芬坚持住公共病房，他说他个人的价值观不能接受独立病房。虽然他的父母极力劝他改变主意，但也无济于事。”“知道病因吗？”我问道。“不知道，”黛安娜回答说，“他们猜测可能是几年前他在伊朗时接种了未消毒的天花疫苗，导致脊椎感染了病毒，不过这都是猜测。”回家路上我一言不发，满脑子都是史蒂芬。

大约一周后，我在火车站等待火车时，吃惊地看到史蒂芬挎着棕色帆布背包在站台上闲逛。他看到我时显得很高兴。与之前相比，他的装扮多了几分魅力，有一种古典的学术风，我猜这一定是他从牛津大学学来的。我们前两次见面都是在昏暗的灯光下，这次在日光下，他爽朗的微笑和灰色的眼睛显得更加迷人。

抛开各种争论，我与斯蒂芬在一起了，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目标——迎接1965年7月的婚礼。

后来，我搬到普拉特大道。房东太太邓纳姆夫人把三楼的阁楼让给了我。她和她的丈夫对我非常友好且有耐心。史蒂芬设计了一种通过剑桥和伦敦之间的中转站打电话的方法，打一次电话只需要四便士，相当于本地通话的价钱。这意味着每天晚上我们都可以尽情通话了。邓纳姆夫妇一次也没向我抱怨过，这就是我认为他们对我很有耐心的原因。每天我除了和史蒂芬说说日常见闻以及开开情侣间的玩笑，我们还会畅谈各种关于未来的美好计划。

（摘自《我和霍金的生活》重庆出版社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