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洁萍

摘 要：高晓声自己认定《大好人江坤大》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在《李顺大造屋》中高晓声揭示了李顺大这个“跟跟派”的逆来顺受的奴性，以及奴性的演化和某种程度的削弱。但在《大好人江坤大》中江坤大这个“弯腰派”却退步了，而且倒退了一大步，呈现出奴性的异化态势。高晓声借助于江坤大，透视国人灵魂，推出行动胜利法，他用心良苦地把对国民奴性的批判推向更新更深的层面。

关键词：大好人江坤大；奴性；异化；行动胜利法；高晓声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8）01-0050-05

一、“跟跟派”李顺大：奴性的弱化

中国文化精英的代表人物梁启超高呼：“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振聋发聩地倡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①批判积非成是的国民劣根性，改造民族灵魂，遂成二十世纪中国优秀作家关注的焦点。

在对中国国民性批判的思潮中，奴性被描述为中国人最主要的精神特征之一。鲁迅本着“启蒙主义”的心态，试图用作品“改良人生”，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状态。他创作的许多作品，对国民奴性进行冷峻思考、犀利批判。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中篇小说《阿Q正传》。阿Q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典范，鲁迅对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通过“阿Q”这个形象，鲁迅深刻地批判了旧中国老百姓身上深重的“奴性”。

半个世纪后，“阿Q”又在高晓声的笔下复活了。1979年7月，高晓声在《雨花》发表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小说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秉承鲁迅的“改良人生”，改变“愚弱国民”精神状态的宗旨，小说描写一个贫苦农民李顺大，在1949年前的十余年间，面对农村经济破产，受到种种压迫，在艰难困苦的夹缝中求生。1949年后，萌生造屋念头。历经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多次运动，折腾了二十年也没如愿。“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行贿之后，李顺大的房子终于造起来了。

“农民当然相信共产党，这种信仰是坚定的，他们要跟共产党走到底。李顺大就是这样的‘跟跟派。”“在党的路线发生了错误，损害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照样跟着走。自家人拆烂污，他们是能够原谅的。一旦拆烂污的人向他们道歉，说几句好话，他们就会非常感动，流着眼泪继续付出代价，并且从心底里真诚地称赞共产党。”“李顺大就是这样一个忠厚老实的‘跟跟派。”[1]“文化大革命”中的正面和反面教育，促使李顺大唱起“希奇歌”，找到了为民作主的清官，成为开始能够识别是非的“跟跟派”，成为被生活逼出一点觉悟的“跟跟派”。[2]

高晓声在李顺大这个“跟跟派”的身上揭示了他的消极面，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性，以及奴性的演化和某种程度的削弱。在李顺大身上，我们不难窥见阿Q的印记、痕迹。

二、“弯腰派”江坤大：奴性的异化

在发表《李顺大造屋》两年之后，高晓声1981年在《花城》第3期推出中篇小说《大好人江坤大》。这是他深思熟虑的杰作，思想境界、艺术功力皆臻炉火纯青，堪称他创作“井喷”时期的一朵奇葩。范伯群在《高晓声论》中高度赞扬：“这篇作品的成功绝不亚于陈奂生系列小说。”[2]高晓声自己也认定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

历史就像一位跳舞的大娘，不是一直朝前走，有时进两步，退一步。按常理常情推想，江坤大与李顺大同是农民，所处地域相同，生活在同样的时代，两人身上国民劣根性的程度理应相似。然而，李顺大的奴性被削弱了，淡化了，江坤大却退步了，而且倒退了一大步，呈现出奴性的异化态势。

时代提供了同一片土壤。可不同的人却从土壤里吸收不同的养分。由于个人阅历、学识教养、人生哲学、社会地位、个性气质等的差异，与李顺大不同，江坤大们走上另一条路，他们属于另类典型。高晓声崇敬鲁迅的哲学观。他直面现实，秉笔直书，不回避，不粉饰，借助江坤大形象的刻画，透视国人灵魂，推出行动胜利法，他用心良苦地把对国民奴性的批判推向更新更深的层面。

江坤大是江家村出了名的“大好人”。他悟出的人生观、社会观是：“自己活在世上，全亏大家帮忙，否则是活不下去的”，因此，准是“欠了别人的债，别人的人情”“一辈子也还不清”。于是，凡事总往好处想别人，总把好处让别人，“送佛送到西天，帮人帮到周全”——还想在别人前头，想到别人没想到的，不好意思开口求人的。也总把吃亏留给自己，自担責任，自认“过失”。如此做人，一厢情愿全身心付出，不管人家知与不知，自己如此做事，心甘情愿。信佛的人笃信：一生都要“行好事，积阴德，修来世”。江坤大像信仰宗教一样，狂热追寻自己一心向往的心灵桃花源。

这江坤大真的太好了。过犹不及。好过头了便是烂。妻舅骂他“烂好人”。他只当耳边风，我行我素。村上人造房，他去帮忙。请他吃饭，他“只吃到半饱，荤菜从不肯动，吃过了偷偷回自己家再吃”。时髦美人张采购与大队副业场的场长刘国光勾勾搭搭，司机厌恶、斥骂，江坤大忙着替他们找借口、打圆场。

他有一手培育银耳的技术，大队书记调他到副业组。他跟刘国光外出采购枫杨树枝。刘国光，明明是个奸刁贼坏的小官僚，动辄教训江坤大，江坤大却曲意逢迎，夸他“是个好干部，为公家办事一点也不马虎”。土路高处滑溜溜，低处水汪汪，养尊处优的刘国光跌落路边的排灌沟。江坤大赶紧拉他起来，扶着他走，边走边告罪：“说来说去，总是我闯的祸：当时我只要不答应替你收树枝，就没得事，也不会累你今天受这个罪了。”又走一段，他主动提出要驮刘国光，说着就弯下腰来。刘国光有点不好意思，半推半就：“我这身上都是泥，不弄脏你的衣服吗？”江坤大十分大度，说：“不碍，我们种田的还怕泥土吗！泥土也不是脏东西，否则怎么长得出粮食！”休息时，面对大好人，刘国光竟发现自己有点内愧，问了一句：“驮了我，你不累吗？”江坤大答：“不累不累，我是驮惯的。”这不禁令人想起京剧《法门寺》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贾桂。在刘瑾跟前，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驮惯的还不算，再驮时，江坤大还教刘国光趴在背上的法子，可谓体贴入微：“你不要直往下塌；一塌，你就吃力了。你要用手抱住我的颈项，大腿夹住我的腰，就不会塌下去了。”行文至此，怎不教人扼腕长叹。

江坤大真是好到家了，烂到家了。真是中毒成瘾，超级奴性！

马丁·路德·金说得好：你的腰不弯，别人就不能骑在你背上。江坤大不但弯腰，而且倾囊传授骑艺，让人心安理得又毫无闪失地稳稳骑在他背上。

“奴性”是一种思想行为特征，它是几千年封建集权及封建等级意识留在老百姓灵魂上的烙印。虽然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但人们骨子里的封建等级意识残留仍然发揮着影响。“奴性”是一种思维方式， 认为世界上的人除了主子，便是奴才，人与人之间只有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绝无“平等”二字存在，绝无平等相处的可能。所以江坤大驮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山，一座奴性的大山。这沉重的大山压弯了他的腰，压弯了他的人性、人情，而尊严扫地的他不仅懵懵懂懂不知，不觉得苦，相反，甚至还乐在其中。

奴性的要害，是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江坤大自认的“好人”，教人啼笑皆非。任他江坤大怎样盘算，怎样忙碌，没能也不可能脱出无形的奴性的禁锢圈子。只能在无师自通的奴性路上自欺，又去欺人，造出奇妙的奴性结论来，而自以为正路。他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又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荣光。

李顺大身上逆来顺受的奴性，到了江坤大那里，“进化”何等触目惊心！

我们常说：人民创造历史。高晓声则告诫人们：人民也拖累历史。

三、奴性异化从何而来

《大好人江坤大》的主要线索：栽培银耳。高晓声乃栽培银耳的专家，写来熟门熟路，行云流水。时间安排在“文革”行将就木的1976年的元宵节后。

这个时间段值得注意。与《李顺大造屋》直面历数三四十年时代变迁的几个节点不同，《大好人江坤大》直击一点，隐去了历史，隐去了背景，不着一字。

奴性异化从何来？

除去江坤大个人脾性因素，不能不说，这是近三十年一波紧接一波无休止的极左思想政治运动造成的后果，日积月累，不断加码，潜移默化，冷凝成为一种畸形思维定势。

流毒肆虐，暗流汹涌，不知不觉浸入骨髓，蛀蚀灵魂。心里烂了，最为可怕、可悲。

历史不会滑入被后人遗忘的角落。众所周知，从“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一大二公”，直到文革期间的“破四旧立四新”“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大张旗鼓，狂轰滥炸。农民叹息：年年要派工作队，三天两头要开会，也不知什么时候才不累。滥和烂，只隔一层窗户纸，它把农民淳朴、善良的根基挤压到极度荒诞的田地，挤烂了，烂出巨大的精神创伤，从中蹦出一个烂好人的怪胎。民众的精神被污染后，思想是无法起飞的。

置身史无前例的人间浩劫。在江坤大身上，小农经济与生俱来的自私、小算、短视的痼疾似乎奇迹般地一扫而空，个性泯灭，晕头转向，无所适从，迷失，蹦跳到另一个极端。精神家园千疮百孔，灵魂致残，于是为好而好，以奴为荣，不以为耻。以愚为荣，反以为智，心悦诚服，且付诸实干，来实现他的心灵追求。农民不长于思索，喜欢埋头苦干。埋头，而不辨方向。作品极富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发人深省。至于另一个极端，则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出来的副产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仙人球。

《大好人江坤大》究竟深刻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江坤大是另一个阿Q，阿Q的子孙。鲁迅在中篇小说中创造了不朽的阿Q，推出精神胜利法；传承并出新，高晓声也用中篇小说创造了江坤大，透视国人灵魂，推出行动胜利法。江坤大也是不朽的。江坤大绝不是阿Q或李顺大的翻版，他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这一个”独特的形象。

两相比较，那阿Q，挨了赵老太爷的一个嘴巴，心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得意起来，唱着《小孤孀上坟》到酒店去。将被黑暗势力杀害，去法场的路上，他竟然说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面对邪恶的权势，深受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的威压和愚民，加上传统文化中糟粕的蒙蔽，习惯成自然。阿Q不敢反抗，不思反抗，麻木、愚昧，甘当顺民。在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时，他自娱自乐，自我开脱，自我慰藉，自我亵渎，自我陶醉，似乎这样就能从痛苦深渊中抽身逃遁。精神胜利法由此问世。

而江坤大，带着精神胜利法的惯性，带着几许偏差，在盲目的奴性意识和盲目的自我认知驱使下，以奴为乐，自告奋勇，追随权势，鞍前马后，思前想后，当牛做马，为之奔波，且乐此不疲。高晓声创造了行动胜利法，创造了新时代的新阿Q。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廷早已覆亡。不过，覆巢之下，尚有完卵，缠绕阿Q的封建主义幽灵余毒及其变种，犹如百足之虫，僵而未死。战斗正未有穷期。

自然，同是中篇，《大好人江坤大》没法与《阿Q正传》背景的宏丽、思想的深沉、内容的丰满、人物精神和性格的复杂以及语言的精美相媲美。《大好人江坤大》是一个明晰、简单的故事。一脉相承，高晓声透过这个故事，高擎鲁迅批判国民奴性的大旗，跨出了新的步伐，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新贡献。

四、彼岸在哪里

眼高于顶的高晓声十分佩服鲁迅的哲学观。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思想上哲学准备不够”，是创作界的普遍现状；传统艺术“重感情”“ 既是优点，也是局限”。他尝试突围。面对国人的奴性，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急于疗救。到了高晓声的笔下，我们目睹了奴性的新走向：与李顺大的“跟跟派”不同，江坤大是个“弯腰派”，非但逆来顺受，不抗不争，而且投其所好，弯腰把“主子”驮在背上，心安理得，精神满足。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江坤大现象”将长期存在。急也没用，得学鲁迅，进行韧性战斗。

可以把《大好人江坤大》视为《李顺大造屋》的姊妹篇。一个造屋，一个做人。屋，几经折腾，终于造好。人，非但没做好，反而走上歧路。可见，做人比造屋更曲折，更艰难。百年树人，个体素质的完美，民族精神的重塑，或者说是“灵魂工程”的成效，需要整整几代人乃至数十代人的不懈接力。

类似的题旨常常出现在高晓声的其他小说里。高晓声清醒、执着地将解剖奴性、疗救国民列为他作品的核心主题，让人肃然起敬。《79小说集》是高晓声右派改正复出后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他用自己的一篇短文《摆渡》作代前言。

有钱的、大力士、有权的、作家四个人到渡口，要到彼岸去。摆渡人要他们每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分一点给我，我就摆，谁不给，我就不摆。”

作家敌不过另外三个人，摆渡人不讓他上船。作家仰天长叹道：“我平生没有作过孽，为什么就没有路可走了呢？”

撑开的船又靠了岸，摆渡人说：“你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意分给了我。请上船吧！”

第二天，作家想起摆渡人已跟那有权的走掉，便改行做了摆渡人。“作家摆渡，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他以真情实意享渡客，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

高晓声格外看重这个寓言故事，多次用作他作品集的序言。高晓声也曾以“摆渡人”自勉，他要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 。“摆渡”，或者说是给农民启蒙，是他毕生的崇高愿望和追求。他认为，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历史的任务。“当代中国要有大量作家花大力气去为八亿农民做文学的启蒙工作。我敬佩农民的长处，也痛感他们的弱点，我们不能让农民的弱点长期存在下去。”[1]那些个弱点，主要的是国民的劣根性，是逆来顺受的奴性。

早在创作《李顺大造屋》时，高晓声就敏锐地意识到：“李顺大在十年浩劫中受尽了磨难，但是，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浩劫时，我不禁想起像李顺大这样的人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九亿农民的力量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难道九亿人的力量还不能解决十亿人口国家的历史轨道吗？看来他们并不曾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或者是想当而没有学会，或者是要当而受着阻碍，或者竞直是诚惶诚恐而不敢登上那个位置。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值得深思。”[2]

“彼岸”何在？未来的农民该是什么样子？江坤大走向何处？在1980年，高晓声便开出疗救药方，设想并期待：“只有让九亿农民有了足够的觉悟，足够的文化科学知识，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使他们不仅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实有当主人翁的本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四化 建设才会迅猛前行。”[2]这是他对新时代的新国民性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和展望。新时期仍然要重视如何教育农民，如果农民的精神上不获得真正解放，农村的经济改革，中国的进步还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克思说过：“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实在的、实际的解放”。 [3]马克思高瞻远瞩，指出：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和彻底的自然主义。我们现在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或者说只有半步。

从奴性走向人性，道路漫长，这是高晓声的梦，也是中国作家的梦。

继《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之后，高晓声勇敢地攀登了小说创作的新高峰。就在1981年3月，周扬在提到作家、艺术家需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时，殷切期待高晓声“很有希望成为鲁迅先生那样的文学大师”。众望所归，周扬道出了大家的心声。高晓声凭藉《大好人江坤大》，跨出了坚实的步伐，不负众望。高晓声，中国农民的良心，中国的良心。

高晓声以为，《大好人江坤大》比《陈奂生上城》还要好，还要深刻，是陈奂生掩盖了江坤大。言之有理，这个中篇小说，发表时并未引发评论界足够的重视，之后的评论也寥寥无几。金子，总会闪光，即使埋在土里。

拂去历史的浮尘，深入研讨、高度评价这篇小说，对于探索国民性的进一步改善，重塑民族魂，对于引发高晓声文学成就、文学史地位的重新界定，显然具有十分有益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高晓声.作品总在表现作家[J].雨花，1983（8）：73-80.

[2]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始末[J].雨花，1980（7）：21-25.

[3]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63-198.

Study on the Servile Dissimilation Situation of Great Man Jiang Kunda

—— Action Winning Method

CAO Jie-p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164，China）

Abstract： Gao Xiaosheng thinks that Great Man Jiang Kunda is his best novel. In Li Shunda's House Building， Gao Xiaosheng revealed the servility of the "follower" Li Shunda， the evolution of servility and the weakening of some degree. However， in Great Man Jiang Kunda， the "bending man" retreated， and took a big step backward， showing the alienation of servility. With the help of Jiang Kunda， Gao Xiaosheng saw the soul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put forward the action winning method， and he took the criticism of the servility to a deeper level.

Key words： prince Jiang Kunda； servility； alienation； action winning method； Gao Xiaosheng

责任编辑 赵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