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波 郭小琴

摘要：今天中国的发展比任何时期都要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中国的发展理念不仅基于中国的实践，更是在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

关键词：发展理念；国际形势；国内政治

中图分类号：D80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8.05.007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在国际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时期，中国的发展不仅事关中国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更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到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取得的发展成果始终离不开正确的发展理念指导。

发展理念主要是指对发展本质与意义的最基本的认识与体悟。它随着社会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变化，并且在实践中演进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把握全球发展趋势，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的发展理念更是在吸收人类已有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

目前国内已有关于中国发展理念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着眼于国内政治的角度。从国际政治比较视野下来观察中国发展理念研究很少。事实上中国五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要从国际大局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发展问题。从毛泽东诗句中“风物长宜放眼量，乱云飞渡仍从容”，到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江泽民提出“走出去”战略，胡锦涛倡议“和谐世界”，习近平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些论断一再表明中国的发展理念要着眼于国际形势变化。作为一个正在试图和平崛起的大国，当代中国的发展比任何时期都要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

二、“颠倒的第二映像”：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分析框架

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理论中开始重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对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研究，主要存在两条渠道，即所谓的“第二映像”和“颠倒的第二映像”。早期国际关系学者主要关注的是“第二映像”，即强调国际问题的国内根源，着重分析国内政治制度、利益集团以及政治文化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典型的表述是“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对于国际政治是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的研究则较晚，直到彼得·古勒维奇提出“颠倒的第二映像”，[1]研究状况出现扭转，国际学术界出现一批理论和实证的著作，中国学者也尝试从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关系角度进行了探索。例如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的“国内化”，国际冲突的“国内化”，全球性问题对国内政治议程设置的影响等。

中国的发展理念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本文的重心在于国际环境的改变对中国发展理念演变的影响。要分析这一过程，本文运用“因素+机制”的分析方法，提出国际环境与中国发展理念关系的框架。

首先，因素方面。本文选取的自变量是国际政治，因变量是中国的发展理念，中介变量是决策者。由于国际政治是包罗万象的，大到国际冲突，小到国民之间的友谊。因此，本文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四个方面。一是国际格局，即大国力量的对比和战略关系，一般而言，国际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国际政治中主要表现为“极”的分布，例如两极格局、多极格局等。二是主要矛盾，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着眼于国际社会中最基本的问题，例如战争与和平问题、稳定与发展问题等。三是权力分布趋势，权力分布趋势反映的是世界政治力量发生的变化，体现出国际政治权力的流动性。四是标志性事件，标志性事件是国际政治变化中的重要节点，具有代表性意义。如“9·11”事件意味着美国之后的外交战略重心是反恐，全球進入一个反恐高潮时期。因变量是发展理念，本文对发展理念的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展战略、发展方法、发展动力、发展重心。核心在于回答“依靠谁发展、如何发展、为了谁发展”问题。

其次，机制方面。机制是存在于实际系统中的一个过程，它可以引起或者阻止整个系统或者其子系统的某些变化。[2]机制能够将某些因素串联起来，从而驱动变化或阻止变化。在本文中，国际格局、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权力分布的趋势以及标志性事件四个因素组成的自变量通过影射机制对决策者选择发展理念产生影响，从而出现中国发展理念的演变，并且在实践中发生作用。本文认为国际政治与中国发展理念的机制是影射，原因如下。第一，影射是一个过程。国际政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变化的过程自然会影射到决策者的视野之中。第二，影射能够引起变化，影射能够引起决策者心理的变化。外部世界的变化会激发决策者发展理念的改变。第三，影射这一过程能够将国际政治与发展理念的因素串联起来。由此，本文认为影射符合机制的定义（见图1）。

三、四个时期发展理念演变与国际政治互动

本文分析对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理念与国际政治的互动。为了更加具体分析这一互动过程，我们将分成四个时期进行考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21世纪第一个十年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时期。

●发展是硬道理

20世纪80年代，世界依旧处于冷战时期，但是在两极格局下，世界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出现缓和的现象，在经历了二战之后长时段的冷和平之后，苏联的模式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二是世界上和平的力量在增多，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经历一个高潮之后，一大批民族主义国家诞生，并且进入联合国大家庭，之前美国苏联独霸的局面被打破了。三是随着通讯和交通以及贸易的发展，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开始兴起。

在这种大背景下，邓小平纵观世界大势，明确指出了世界的主要矛盾：“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对于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从邓小平一系列的讲话中可以发现，邓小平是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的。

从邓小平设计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理念、发展动力中，可以发现他特别强调在世界的紧密联系中发展，强调充分利用国际的优势来发展自己。运用国际环境、资源为自身国内发展服务。这种发展主要还是偏向“引进来”和“向外学习”的发展路径。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格局开始一段长时期的转型阶段。大国无战争，小冲突不断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形态。世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霸权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民主化斗争依旧激烈，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一体化与碎片化并存；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迅猛发展，正在改变人类生活的方式；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使得发展越加紧迫。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一个低潮时期，作为依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这一时期的发展需要顶住更多的压力。

江泽民为此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且强调发展是社会的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这是发展理念的重要创新。一是深刻揭示了发展与执政、兴国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将发展作为内在动力的要求，在国际共产主义低潮背景下，通过发展来强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二是发展中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的“双向运作”，即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两大战略同时并举，将国内和国际两个环境、两种资源有机利用起来；三是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促进中国的发展理念必须是可持续的。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的过渡开采等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世界发展进入一个反思的时期。中国的发展不能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道路。

●科学发展观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崛起成为国际政治中热议的话题，“9·11”事件的爆发，世界进入一个反恐的时期。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国际格局在继续调整中，新兴大国集团的兴起，“金砖国家”出现，这些新兴力量的出现有利于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公平。国际舆论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声音逐渐增多。中国正在面临一个充满机遇但又危机重重的国际环境。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发展让中国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增强；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依旧存在，甚至有加剧的趋势。

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胡锦涛在2003年10月份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需要吸收世界发展的先进经验，中国的发展同时能够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和提供机会。另一方面，统筹协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方法，不仅在于处理国内发展各方面的关系，同时它也指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例如统筹两类规则、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等。

●五大发展理念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版本全球化的动能出现衰竭，新的全球化动能在新兴国家孕育，人类需要探索一种使全球化成果能为更多国家及其人民分享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国际体系转型进入累积矛盾和新旧矛盾的多发期，各方围绕国际体系转型的竞合集中在价值和制度等领域；随着单极体系的式微和国际体系的松动，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向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国际政治权力的重心开始出现位移和下沉。[3]发生了一系列的国际事件，2011年以来中东乱局、伊斯兰国的兴起、中东难民问题等，这些国际问题的涌现提醒着我们国际政治中传统问题的回归。同时，全球化动力的不足，全球经济市场的低落，需要进一步更新中国的发展理念。

习近平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导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当今国际政治竞争中，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能力；协调着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区域、产业之间的不协调，国内与国外的不平衡，需要通过协调解决；绿色强调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借鉴了国外发展经验和教训，为全球生态的保护做出贡献；开放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在构建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提供中国的公共产品，贡献中国力量；共享展现出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红利，也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展现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顺应了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变化过程中的大潮流，中国也将继续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发展自己，为世界贡献力量。

四、启示：三组关系的阐述

●国际政治与中国发展理念：变与不变的关系

通过梳理，展现出国际政治与中国发展理念乃至实践的互动。国际政治在不断变化中，中国发展理念在不断更新中。观察这两者的互动，可以总结出“变”与“不变”的两个方面。

首先，在“变”的方面。一是国际格局的巨大转变，以苏联解体为标志，国际格局经历了从两极格局向“一超多强”、多极化的转变。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一方面使得各种矛盾爆发出来，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二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发展理念越来越全面和平衡。从早期的“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发展理念强调全面性，统筹协调、开放共享强调了发展的平衡性。

其次，在“不变”的方面：一是中国始终紧紧抓住了发展这一主线。和平与发展一直是时代发展的主题，解决发展问题是核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一切問题只能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只有通过自身的发展，而不可能依赖于任何其他力量得到解决。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会改变。将发展经济作为核心是符合人类发展的根本宗旨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经济水平是实现中国发展最重要的考量指标。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方向、焦点与未来

在中国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单向的学习逐渐转向双向的互动。[4]改革开放之初到上世纪末，中国的发展理念主要强调的是向世界学习，学习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扩大，影响力上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逐渐转向双向互动，世界更加聚焦中国，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关注焦点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看世界的焦点在于欧洲与美国，是以第三世界的眼光仰望第一世界，中国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搭便车者，现在焦点转移体现在中国的外交布局强调真正的全球覆盖，中国从搭便车者变成提供者，中国不再仰视，而是平视第一世界。三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未来取向。中国领导人曾经强调中国要做一个大国强国而又使人可亲。[5]（P405）中国曾经有自己的世界主义——天下主义，[6]中国不可能回到之前的朝贡体系，也不会沦为世界的边缘，和谐共生才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努力的方向。[7]

●地区性发展理念与全球意义的关系

地区性的知识成长为全球共识，甚至全球性规范、标准，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的发展理念能否上升到全球意义，不仅在于中国的发展理念在中国的实践效果，更在于中国的发展理念在全球已有发展理念话语竞争中得到承认。在诸多发展理念竞争中，中国发展理念及地区实践与全球意义的关系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避免刻意推销中国发展理念，注重与世界其他发展理念和道路互鉴互学。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发展的成功本身就具有全球意义，解决地球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发展问题无疑是对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实践和理念的全球意义，不是自己宣传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做出来的。因此，在考虑中国发展理念和道路的世界影响上，既要警惕“棒杀”，对中国发展理念、道路、成果的抹黑行为；更要辨别“捧杀”，对中国发展理念、道路、成果的过分夸张和宣传。中国自古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国应该更加注重自身发展理念、道路的自省，积极吸收其他地区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在“互鉴互学”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第二，避免发展理念、道路的一元论和至上论，倡导发展理念和道路的多元性和平等性。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强调尊重其他国家结合自身的情况，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指出的正确道路，即世界上存在万事万物，事物的多样性是事物存在发展的生机之源。多样性的世界，必然导致多样性的价值观和理念、道路、模式。也反对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抬高自己的至上地位，将自身的“一”塑造成普遍适用注定要失败。曾几何时，“华盛顿共识”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世界推销的发展模式，似乎这是发展中国家通往现代化的唯一路径。然而，一系列国家实践失败的事实证明这种一元论和至上论是错误的。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提倡包容性，不主张在世界上的普遍性，而是强调理念和道路的多元性和平等性。

参考文献

[1]Peter Gourevi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2，1978.

[2]Mario Bunge.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J].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27，No.4，1997.

[3]苏长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8）.

[4]胡鞍钢.我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J].中国投资，2010，（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任晓.论中国的世界主义——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二[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8）.

[7]任晓.论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二[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4）.

作者簡介

周海波，上海健康医学院医学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郭小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责任编辑 李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