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瓦努阿图是南太平洋地区与我国建交的八个国家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南线的重要地理空间，但该国生产的英语文学却极少被我国学者关注。本文试图以瓦努阿图土著诗人艾伯特·莱奥玛拉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以文化记忆为研究切入点，探究极富文化身份忧患意识的诗人在诗歌中如何为复兴土著民族文化记忆和化解族群文化身份危机进行文化记忆的反殖民建构。研究认为，诗人在诗歌中从回忆过去、审视当下和建构未来三个角度，先后唤醒了土著族群何如痛失本民族宗教信仰的过去，痛定思痛地考察了民族传统文化消亡在当下造成的种种文化身份危机，并据此大量生产承载复兴传统文化的文化文本，系统性地重构了土著民族的文化记忆。

关键词：瓦努阿图；艾伯特·莱奥玛拉；英语诗歌；文化记忆；反殖民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16ZDA20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段小莉，浙江树人大学家扬书院教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地理学、空间诗学和文化记忆研究。

Abstract： Although Vanuatu as an island country in Southern Pacific is a key geographical point in the southern branch of “The Road and Belt，” English literature produced there has never attracted any academic attention from Chinese scholars. With cultural memory as the pointcut for the poems by Albert Leomala， an attempt made in this paper is to make an exploration into how Albert Leomala， as a poet in deep concern about aboriginal peoples cultural identity， brings the anti-colonism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to being for reviving the cultural memory of aboriginal people and resolving the crisis of aboriginal peoples cultural identit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by reminiscing about the past， surveying the present and building the future， the poet has spared no effort to bring the aboriginal tribes into the awareness of how they had lost the religious belief of their own in the past and the close observation of how they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the varieties of cultural identity crises whil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eliminated out of the land by colonialism， on the basis of which Albet Leomala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ed the cultural memory of aboriginal tribes by producing a large number of text as the cultural carriers for the renaiss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Vanuatu； Albert Leomala； English poetry； cultural memory； anticolonialism

Author： Duan Xiaoli serves at Jiayang School of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literary geography， spatial poetics and cultural memory. E-mail： d20140606lily@163.com

瓦努阿圖①是南太平洋地区与我国建交的八个国家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南线的重要地理空间②，研究该国之文学无疑有利于“一带一路”之“民心相随”工程的有力推进。瓦努阿图自18世纪初就逐渐遭受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侵略，尤其是1906年10月沦为英法两国的联合殖民地之后，该岛国生产了大量有关反殖民主义的英语文学。作为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一部分，瓦努阿图英语文学在我国也一直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截止2018年3月1日，我们以“瓦努阿图”等相关词语为搜索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结果却发现，国内还没有任何有关该国英语文学的研究性文章。瓦努阿图土著作家的英语作品更是无人问津。众所周知，随着二战的结束，一股宗教般狂热的反殖民主义运动迅速而持续地在全球各个殖民地国家推进（Ellerman 1），为了应和时代的政治语境，南太平洋地区慢慢兴建了一些旨在提升土著青年西方文化认同的大学。然而，一部分极富民族忧患意识的土著青年并没有因此沦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爪牙。相反，在文化素质得到提升后，为了启迪民智，他们拿起手中的笔，用英语创作出大量反殖民主义的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许多英语诗歌。瓦努阿图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生产出的诗歌不仅见证了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时代潮流，也反映了诗人们对土著族群在过去如何失去自我文化而造成的当下文化身份问题的思考，更在言语之间向土著民众发起了重构民族传统文化的呼吁。本文以文化记忆为研究切入点，以瓦努阿图著名诗人艾伯特·莱奥玛拉（Albert Leomala）在殖民时期创作的英语诗歌为研究对象，力图在英语诗歌的文本细读中梳理和建构诗人如何通过诗歌重构民族文化记忆的策略。

回忆过去：被殖民主义污名化的原始宗教

恰如大卫·密道尔顿（David L. Middleton）在评论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时所说：“回忆是黑人重获自尊的一个重要手段”（ Middleton 214），回忆也是瓦努阿图土著诗人莱奥玛拉反殖民主义诗作中的重要主题。到本文考察的这些英语诗歌被创作的时代，瓦努阿图已经遭受殖民主义统治长达七十多年之久，瓦努阿图传统文化记忆已经几乎淡出族群的生活。土著黑人的生活和大脑都浸透着白人的文化，土著族群在自我文化身份认知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问题。一般而言，文化身份受造于族群的集体性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的概念虽然莫衷一是，但作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曾给文化记忆下过一个定义，并受到普遍认可。他曾说，“文化记忆是经世代反复操演而在一定运作机制下驾驭社会成员行为和体验的所有社会知识”（Assmann 126）。不难看出，文化记忆的运作模式是“反复操演”，其社会功能便是“在一定运作机制下驾驭社会成员行为和体验的所有社会知识”，进而生产出某个族群的集体身份认同。瓦努阿图土著民族的文化身份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其原因便是承载传统文化的物或生活方式被殖民主义在历史时空中逐步踢出了这片地理空间，致使原有的土著文化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因此也使土著民众没法建构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和相应的文化身份。然而，“要拥有主体性，就必须揭开历史的面纱，直面那段历史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王湘云 66），莱奥玛拉也在诗歌创作中反复召唤族群认真审视土著黑人如何失去本民族文化记忆的历史，尤其是瓦努阿图人如何失去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无疑是人类最崇高和圣洁的心理维度，也是每一个族群最为神秘的集体生活表征，承载了族群精神生活中最为隐匿的共同认知体验，反复操演的各种宗教仪式也持续发挥着建构集体文化认同的文化使命。因此，岛国的原始宗教便成了殖民主义统治的一大威胁，也是殖民主义处之而后快的首选目标。南太平洋问题研究著名专家罗伯特·汤锦森（Robert Tonkinson）曾说，在殖民时期，“殖民主义者、基督教和企业家都极力通过各种方式改造瓦努阿图的传统社会”（Tonkinson 44）。原始宗教被消解和瓦解因此成了殖民主义除灭土著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标本。对此历史过程的回忆，成了诗人们重构本民族文化记忆的第一步。

自1825年，第一批西方传教士登临海岛以后，以一神论为精神内核的基督教就始终在“光明”和“黑暗”二元认知结构中给东方岛国的原始宗教贴标签。与此相对，瓦努阿图土著诗人在文化记忆的反殖民建构时反复关注土著民族的民间信仰（高长江 100），被基督教文化不断侵蚀和消解的历史也颇为在意。在《十字架》（“Cross”）中，诗人艾伯特·莱奥玛拉通过基督教的表征符号“十字架”毫不掩饰地向殖民主义发出责难，他说，“十字架，我痛恨你/你在杀害我/你在摧毁/我的传统”（莱奥玛拉，《十字架》43-44）。毋庸置疑，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土著民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信仰（黄陵渝 69），拥有了自己民族的图腾、巫术和崇拜仪式等内涵的宗教。在诗行中，诗人将瓦努阿图的文化记忆和基督教文化分别拟人化为“我”和“你”，两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由基督教“杀害”和“摧毁”土著人的原始宗教而带来的仇恨。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民族的自我感在极大程度上与血统、种族、语言、地域、宗教和传统等实践密切相关”（Geertz 258），瓦努阿圖的土著民族必然也在他们的原始宗教活动中通过反复操演而建构出自己民族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自我感（Hobsbawm 1）。不难看出，传教士以各种手段诱使土著民众皈依基督教之后（Hume 306），原本凝聚民族集体情感经验和建构民族共同身份的原始宗教仪式及其庙宇、经典和巫术等传统文化被渐渐冷落或被强令禁止，致使土著民族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形成的原始宗教信仰渐渐失去了反复操演的机会，土著民众也因此慢慢失去了自己民族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自我感。这便是诗行中“传统”被摧毁和被杀害的历史所指。这段历史在瓦努阿图土著民族的集体经验中更是一段充满屈辱、痛苦和悲伤的历史。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一神论的宗教，“基督教神学和岛国传统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督教始终极力主张唯有基督教是正当的信仰体系”（Tonkinson 44），所以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是各派传教士的根本使命。在使土著民族基督教化过程中，在基督教“救赎”的正义大旗以及帝国主义强大实力的混合作用下（Davidson 918），传教士在当地“传福音”显得极其傲慢和鲁莽，往往强行撕裂、漠视或拆毁土著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回眸这段历史，诗人说，“我痛恨你，十字架/因为你太傲慢/从不考虑我/和我的传统/你认为/我愚昧无知/你认为/我原始土气/你认为我的传统/讨人厌/你自以为/聪明/从没想到/我也有/智慧”（莱奥玛拉，《十字架》44）。然而，在历史上，淳朴、善良和好客的土著民族（Harrisson 206）却接受了传教士们那些骗人的说辞，真地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当作传教士口中的邪恶之物予以了弃绝。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所言，“过去只是我们阐释它的一种方法”（Schwartz 26），人类能够体验和言说的历史永远都是建构性的。瓦努阿图土著民族在抛弃可建构自我身份的宗教文化之后也失去了作为这片土地主人的身份，并渐渐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殖民者的奴仆。正因为如此，在《我不再感到歉意》（“I Feel Sorry No More”）中，诗人愤慨地责问道，“你是白人/我是黑人/这又怎么样/你欺骗了我的父辈/而今又要想欺骗我”（莱奥玛拉、瓦托科，《我不再感到歉意》52）③。

不难看出，作为殖民主义入侵的重要法器，基督教在颇具政治色彩的传教士的运作下摧毁了土著民族精神堡垒，使土著民族失去了一个塑造集体文化身份的坚强利器。同时，诗人在诗歌中通过对此历史过程的回忆，也让许多土著群众认清了自我文化身份危机的根源以及基督教的文化真面目，尤其让那些皈依基督教并以神圣职责大肆毁坏原始宗教庙宇的土著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举止，有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构和形成。

审视当下：被殖民主义剥离的传统文化

民族身份危机在瓦努阿图殖民时期英语诗歌中表现为当下传统文化的被剥离感和身份的缺失感。为了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殖民者不仅使土著民族的传统信仰慢慢淡出瓦努阿图的社会生活，也同时使代表西方文明的物质充斥在瓦努阿图的地理空间之中。众所周知，文化的存在感是以文化承载物为依托的，土著民族传统文化的承载物不断消失以及像汽车、码头和高楼之类的西方文化表征物在街头巷尾的大量涌现，使得土著黑人的心灵无法受造于传统文化。

被西方文明之物包围的土著民众显然与其传统文化之间是剥离的，大地母亲已经失去了她原有的模样，民众也在陌生的故土上遇见了面目模糊的自己。由于生活在这座城市之中，且日复一日地穿行于城市中的汽车或高楼之间，土著黑人的心灵充斥着白人的文化承载物。甭管黑人愿意与否，生活中各种仪式性的活动都以白人的人造空间为载体，生活在城市中的黑人与生活在乡下的黑人显然有着不同的文化身份认同。但是，尽管生活在城市中，物质经济上可能得到很大的提升，但在白人工厂劳动的黑人并不被白人所接纳，甚至遭受鞭挞。可以说，生活在城市中的黑人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有所改善，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并不属于这片城市，而是在那遥远的乡下。当然，殖民主义文化并非只局限于城市之中，它更以各种形式渗透在乡下，只是在程度上相对弱一点。也就是说，殖民主义文化在瓦努阿图全域不同程度地渗入地方的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生活之中，消解了乡野里原有的土著传统文化。在《文化，我的文化》（“Culture， My Culture”）中，诗人莱奥玛拉用母亲弃绝子女而独自绝决离去情形下的痛心口吻说道，“文化，我的文化/你为何离我而去/你为何匆匆而逃/啊，文化，别走，别走”（莱奥玛拉，《文化，我的文化》45），极其生动地再现了土著文化在瓦努阿图这片土地上渐渐消亡的客观事实，也表现出诗人在痛失民族文化之后的不舍以及呼天唤地般拼命挽留的悲痛情感。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其先祖世世代代在某一地理空间的生活实践中经过亿万次的反复操演慢慢积淀而成的族群特征，既是一种建构和承载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族群性特征的外在文化操演形式，也同时是一种表征和生成区别性民族身份的内在集体性心理特质；随着土著民族文化传统在殖民主义文化挤压和冲击下不断淡去或绝迹，该族群外在的和内在的区别性民族特征随之渐渐消亡，极具文化性和建构性的族群身份也随之陷入危机。

这一时期的英语诗歌不仅关注土著文化传统在当下的境况，而且也大多清晰地表达了传统文化与土著黑人隔离所带来的文化身份建构危机。诗人莱奥玛拉在《十字架》中以“你在杀害我/你在摧毁/我的传统”（莱奥玛拉，《十字架》43-44）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土著民族的文化传统即是其生命的观点。在《文化，我的文化》中，诗人呼唤道，“我不能失去你，文化/我要你/与我同在/与我同留”（莱奥玛拉，《文化，我的文化》45），再一次直白地说出了文化传统与“我”是“同在”和“同留”的关系，亦即共生共灭的逻辑关系。进一步而言，当可建构土著民族自我身份的文化传统在殖民主义文化的持续冲击下不断陨灭时，土著民族只能在殖民主义文化中建构自我身份，土著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的地位进而也成了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瓦托科和莱奥玛拉两位诗人在《我不再感到歉意》中就曾质问，“新赫布里底究竟属于谁/新赫布里底究竟属于谁”（莱奥玛拉、瓦托科，《我不再感到歉意》52）；然而，殖民主义者在这片原本属于土著民族的土地上运用殖民主义文化机制重新建构了这里的社会，土著民族在“老板”和“伙计”（莱奥玛拉、瓦托科，《我不再感到歉意》52）这一经济结构下沦为了可被殖民者肆意凌虐的被殖民者。即便他们在受到殖民者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虐待时，因为他们已经失去凝聚民族文化心理的运作机制和建构社会组织形式的文化传统以及言说自己是谁的文化体系，并在殖民主义文化中失去土著民族的自我主体性，所以他们只能在殖民主义话语系统内默默忍受所遭遇的一切悲痛命运。对此，诗人用诗的语言将其形象地表述为，“我做错了事/你用靴踢我的屁股/我大声呼爹叫娘/但家在远方/我只好痛苦地弯着腰”（莱奥玛拉、瓦托科，《我不再感到歉意》52）。如上述所论，作为土著民族母亲的文化传统已然在殖民主义文化的诱骗和打击下弃绝了自己的孩子，远远地走开了，使他们成了任人欺凌的无父无母的苦孩子。正因为如此，诗人们也都极其悲痛地呼喊“母亲”的回归，莱奥玛拉在《文化，我的文化》一诗中就曾喊道，“文化/我的文化/请回来/请回到我身边来”（莱奥玛拉 《文化，我的文化》45）；此外，诗人在接近尾声的诗中又再一次深情地呼唤道，“啊，文化/啊，我的文化/回来吧”（莱奥玛拉，《文化，我的文化》45），且又用“我需你/我愿与你共存亡”强调和突显了土著民族的文化传统对其族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性以及复兴文化传统的必要性。

显然，遭受殖民主义的空间建构和文化渗透，与传统文化之间处于被动隔离的土著黑人虽人在城市，但其心灵却难以归属于那个用白人文化建构起来的空间，其文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殖民主义文化的侵蚀，但却难以真正被白人接纳。无论是城市，还是乡下，土著黑人的文化身份危机本质上便是自我文化记忆的载体被殖民主义文化不断替换和破坏。诗人通过对土著黑人在当下的文化身份危机的审视，无疑对如何重构土著民族文化记忆之策提供有益的启发。

建构未来：反殖民主义文化的文学书写

作为承载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文本无疑有着超乎寻常的文化功能，它随着书写材料的变化也自然呈现为石刻碑文、金篆铭文、木制牌匾和纸质文书等。文化记忆因此可以借助各種形式的文本得以跨时空传播和复现。故此，对于重构亦然淡出历史或社会中的文化记忆，文本无疑可以凭借其跨时空特性发挥重大作用。在瓦努阿图传统文化记忆的反殖民建构中，诗人以其独有的书写形式反复吟唱回归传统的文化主题，此类文本因此也成为反殖民主义和重构土著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诗人大量生产的文学书写也就成了文化记忆反殖民建构的重要举措。

其一，诗人在诗歌文本中反复书写的一个主题便是召唤传统文化的回归，这类文本的本身便是建构土著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策略。正如法国著名心理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 ）所言，“记忆就是一个活动，本质上就是讲故事”（Bal， Crewe & Spitzer x），而“民族记忆是文学、图画、建筑和艺术等导引社会日常生活和供（或强迫）一代代社会成员接纳的所有可能性知识”（M?llers 71-72），所以诗人在诗歌中的言说在激活和承载了民族记忆的同时其本身也成了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瓦努阿图殖民时期英语诗歌中，“回归传统”是其反复吟唱的主题。在《文化，我的文化》中，诗人莱奥玛拉先后吟唱道，“文化/我的文化/请回来/请回到我身边来……啊，文化/啊，我的文化/回来吧”（莱奥玛拉，《文化，我的文化》45）。诗人在此借此重复“我的文化”和“回来”这两个关键词，不仅反映了“我”和“文化”之间被剥离的现状和应有的逻辑关系，同时也表达了“我”和“文化”之间应有的空间关系；在《新赫布里底》（“Niuhebridis”）中，诗人并没有因为大地母亲迷失本性而憎恨她，而也是呼喊着大地母亲“回来吧/回到你黑孩子这边来吧/他正耐心地等待着你”（莱奥玛拉，《新赫布里底》36-7）；在《离开城市吧》（“Leave the Town”）中，诗人写道，“你生于乡村/却要迁往城市/乡村对你很好/城市却对待你另眼相看……回来吧，兄弟/回到家乡来/来看看我们/看看一直等候着你的父亲和母亲”（莱奥玛拉、瓦托科，《离开城市吧》52）。显然，诗人在此借助“浪子回家”的隐喻，将“家乡”隐喻性地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固有空间，召唤那些受殖民主义文化迷惑而进入城市的黑人兄弟“回来”，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别再让年迈的父母在孤寂上守老等死，也免得讓自己为白人效力的同时遭受白人的欺凌，去接受和建构自己应有的王子般尊贵身份。正如詹姆斯·特纳（James West Turner）和苏赞娜·法尔哥特（Suzanne Falgout）所言，“文化记忆只能在发声中得以保存，叙述的重复性行为使之在记忆中留下痕迹”（Turner & Falgout 122），瓦努阿图土著诗人通过反复书写以“回归传统”为主题的诗歌无疑也可以建构“回归传统”的文化记忆。从文学角度而言，瑞奈特·拉契曼（Renate Lachmann）曾说道，“当每一个文学文本包含或蓄藏其它文本时，记忆空间就在这些文本之间或之内自然舒展，在储存和积蓄文化资料过程中，文学文本在互文向度下作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发挥其功用”（Lachmann 165），亦即土著诗人书写的每一个以“回归传统”为内容的诗歌也都是土著民族文化记忆的一个部分和一个载体，是土著民族文化记忆建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二，“驱逐殖民主义文化”是诗歌中另一个被反复书写的主题，两者交叉呼应，共同构筑起瓦努阿图文化记忆的反殖民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如上所述，土著民族文化记忆被殖民主义文化消解和驱逐是其文化身份危机的起因，尤其是土著族群的原始宗教信仰被基督教贴以“黑暗力量”而大肆毁灭土著原始宗教庙宇和废除日常生活仪式。诗人们对此洞若观火，并几乎在每一首诗歌的结尾处声嘶力竭地呼吁土著民族驱逐殖民主义文化。在《十字架》中，诗人公然喊道，“滚吧，十字架/从我这儿滚开”（莱奥玛拉，《十字架》44）。不仅如此，诗人也公开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情感，他说“我痛恨你”，并由此谴责殖民主义道，“带去你的思想/和你的文明/回去吧/回到你的老家”（莱奥玛拉，《十字架》44）。更为激烈的是，在《我不再感到歉意》中，诗人不仅表达自己对殖民主义的愤慨，同时也表现出与殖民主义作正面冲突的期待，他说，“一旦时机到来/我也要踢你的屁股”（莱奥玛拉、瓦托科，《我不再感到歉意》52）。另外，在《文化，我的文化》诗尾处，诗人更是公开表明了与殖民主义势不两立的仇恨以及将殖民主义文化从瓦努阿图扫除尽净的战斗豪情。诗人在呼唤土著传统文化回归之后，他说，“摧毁西方的文化/不让它日趋壮大/把它烧个精光/因为它在把你枪杀”（莱奥玛拉，《文化，我的文化》46）。可见，诗人清醒地意识到土著民族传统文化在反制殖民主义中的巨大力量。

面对极具混杂性的殖民地文化，瓦努阿图土著诗人不畏强权，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引导族群回归传统以及帮助族人凭借祖先传下来的土地去申索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应有的身份和权力，进而在复兴土著民族的文化记忆和重构民族身份的同时向殖民者发起反击，为民族的独立而奋勇前行。

综上所述，诗人在诗歌创作中通过“回忆过去”唤醒了土著族群在过去如何失去自我文化传统的记忆，在“审视当下”时又具体挖掘和呈现被迫与传统文化隔离的土著黑人的种种文化身份危机，并在“建构未来”中借助“回归传统文化”和“驱逐殖民主义”两个主题的反复书写完成了反殖民主义文本的生产。借此，诗人使反殖民主义有了可供土著民众反复阅读和传播的文化载体，进而为复兴土著传统文化记忆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承载物。可见，瓦努阿图土著诗人莱奥玛拉在英语诗歌的创作中对土著传统文化记忆表现出极大的民族忧患意识，对复兴土著黑人文化身份进行了系统性的建构。

注释【Notes】

①瓦努阿图是该岛国在1980年获得政治自治后拥有的名字，该地区在1980年前曾叫新赫布里底。虽然本文研究的诗歌文本皆为诗人罗伯特·莱奥玛拉创作于殖民时期的作品，但为了避免在瓦努阿图和新赫布里底之间反复转换可能造成的误解和混乱，本文在研究中凡指称该地区时都统一使用瓦努阿图，统一称生活在该地理空间中的族群为瓦努阿图人。

②随着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南太平洋八个建交国的领导人集体会晤， 2015年3月我国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作为“一带一路”南线的重要战略地理空间，瓦努阿图显得越发重要。

③在本文提及的诗歌中，《离开城市吧》和《我不再感到歉意》为艾伯特·莱奥玛拉和卡利·瓦托科联合创作的诗歌，因考虑到艾伯特·莱奥玛拉在其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以及诗歌主题的倾向性，故本文将其纳入研究对象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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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文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