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斐

[摘要]杨天石先生之所以能在近代史、民国史研究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与他对研究工作本身的反思与自觉密切相关。他强调，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对历史的解释、分析以至评价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史实基础上。史家的责任和可贵之处，就在于克服诸种主、客观困难，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本相。他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充满了自重，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杨先生是近代史研究界最早对海外史料予以重视并由此形成自己治学特点的学者。他在发现、考辨、分析、运用、阐释“新史料”方面的过人之处，与他特殊的治学经历形成的文、史、哲兼通的“旧功底”密不可分。杨先生善于提问，常常由一个问题带出两个、三个甚至多个问题，这使其研究成果呈现为蘑菇状的“簇生态”。他对述学文体的选择亦有着明确自觉，能够娴熟地驾驭专著、论文、小品、随笔、书序、自述、诗词等多种文体，使自己的“思”与“言”保持一而二、二而一的融合状态。凡此种种，颇值得当下学人借鉴、反思。

[关键词]杨天石;学术反思;还原真相;史家人格;新史料;问题意识

如果从大学时代参与编注《近代诗选》，补写“红色文学史”中“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一节算起，杨天石先生从事近代史、民国史研究已有一个甲子。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尽管他备受挫折，但始终以读书治学为乐。他的成果不仅丰硕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付梓的“杨天石近代史文丛”即有皇皇五大册、“蒋介石日记解读”系列也已出了四卷，而且基本上都是很有新意的“干货”，颇受读者好评。在拜读其论著、登门向其请益的过程中，笔者慢慢体悟到：杨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除了与他的天赋、勤奋有关外，还与他对研究工作本身的反思与自觉密切相关。本文即想结合当下学术生态从这个角度谈谈对杨先生为学之道的理解，期望为同仁提供启示。

一、“还原真相”与“史家人格”

杨天石先生在多篇序跋文章中反复强调，史学的首要任务是还原历史真相;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是史学保持科学性的必要条件。他说：“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借助文字、图像等手段，表述已逝的人物、事件、事物、群体、社会或自然的变迁，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帮助读者认识、了解历史。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也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追求的目标。”又说：“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已逝的一切，因此，忠实地再现历史本相是史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任务。”还说：“史学是什么？是工具，还是科学……倘若视之为科学，则必然以追求历史真相，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为目的。”至于如何确保历史著作的“科学性”，杨先生说：“我觉得首要之处还在于清理史实，还原史实。”杨先生眼中的“历史真相”，并非像戏曲舞台上或政治宣传中所呈现的那样，敌我分明、忠奸立判，而是复杂、多面的。他倡导史家要“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从历史真实出发，写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和多姿多彩的特点”。譬如，他写北洋内阁，既指出它是为军阀处理内政外交、治民理财的机构，也充分肯定它在“修约外交”中的作用，如实叙述了北洋系人物维护民族利益的言行。

作为一位史家，杨天石先生当然明白，除了还原真相，史学还要解释、分析以至评价历史;除了“求真”，史学还要“致用”，发挥“经世”“资治”功能。只不过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史实基础上”。为了“符合历史的真实和本质”，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违背历史，故意扭曲、剪裁历史以为己用”;主张一切既往的、现行的历史观念、判断和原则，都必须接受史實的检验，“合者存，不合者废，片面者加以补充或修订”。他强调，“这是历史学不断发展、更新的基础，也是必由之路”。以上所述，诚如杨先生所言，不过是史学常识，他之所以反复申述，无疑蕴含着他们这一代史家在亲历了史学被“滥用”“践踏”之后的沉痛反思。杨先生自言，他将这些“愈基本也就愈重要”的史学常识，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准绳”，“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把还原真相看作史学的首要任务，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中国传统史学“实录”精神的继承。刘知几就主张史官执简写史，应如明镜照物，妍媸必露;空谷传响，清浊必闻（《史通·惑经》）。不过，中国传统史学和近代西方主张客观主义的科学史学派有点类似，皆对“求真”的限度缺乏深入思考。他们天真地以为，史家只要排除主观干扰，便可达到绝对之真。物极必反，正是这种客观主义史学思潮引出了它的对立物——相对主义史学理论。主张后一种理论的彼尔德嘲讽道，纯客观地求真，不过是一个“高尚的梦”。对于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种在近、现代影响颇大、看似对立的史学思潮，刘家和先生曾进行过精辟评析。他说，这两种思潮的错误在于，皆将真与主观简单地对立起来。一方面，“史学既然是人们对于往事的研究和论述，它本身就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完全排斥主观并不足以达到纯客观，相反却使史学的客观也无所依托……主观既可以使人们背离历史进程的真实，又可以使人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逼近真实”。史家作为具体的人，既有规定性又有限定性，“只能在不断否定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中前进，永远只能如此”。另一方面，“以往的历史过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判断尽管会带有主观性，甚至会犯错、歪曲历史事实，但“不可能消除历史学的客观前提、不可能消除历史的客观性”。“客观历史过程是检验史学真理的唯一标准。”史家应对历史的客观性怀有敬意，“需以研究历史之真实与表述历史之真实为使命”。

史学理论非杨天石先生的主攻方向，他没有写过专门讨论史学“求真”的论文，然通观他分散在其他文章（特别是序跋）中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刘家和先生并无二致。在将还原真相悬为史学首要任务和重要目标的同时，他亦看到了生活于具体历史时空之中的史家个人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和能动性以及其所从事的还原工作本身所呈现的阶段性和开放性。杨先生深知：“人的思维，包括人的历史研究活动，都常常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史家作为“现实的人，各有其立场、利益、政治倾向、价值标准，也各有其经历、教养、性格、知识结构和感情特征”。而近代史、民国史，“特别是政治史常常充满了国家、民族、阶级、集团、派别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现实中，历史常常被当作政治斗争或宣传的工具，“环境还会为史家立下许多有形、无形的禁忌和戒律”。凡此种种，都会为史家的还原真相工作设置重重迷雾和层层障碍。然而，史家的责任和可贵之处，就在于发挥主观能动性超越各种利害、利益关系，“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尽最大可能为世人记录、再现、还原真实的历史本相”。这些陈述，鲜明地体现了杨天石先生对其“史家人格”的高度自觉。

杨天石先生坚信：“史实是客观存在”;“人们可以被蒙蔽于一时，但却不会被蒙蔽于永远……从人类发展的长河来看，历史的真相会大白，是非也会有公论。”坦言自己“一贯以揭示历史奥秘，追求历史真实为鹊的，决不做讳饰历史、扭曲历史的勾当”。正是这种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相和以还原真相为首要任务的史学的敬意与信念，以及对自身学术操守、科研能力的自信，赋予了在号称“险学”的民国史研究领域跋涉的杨天石先生“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的浩然之气。为此，他实事求是、言所当言，并对自己辛苦考辨、崇真黜伪的研究成果充满了自重，即使在遭受“围攻”或面临名利诱惑时也超然无动，很好地践履了自己所提倡的“既不为权势所屈，利害所动，也不为派别所囿，风向所移”。这是杨先生“史家人格”的一个方面。

杨先生“史家人格”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浮士德般永不知足的探索精神。他对自身局限有着充分省察，将真理的探求、真相的还原看作一个不断逼近的过程，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和旺盛的求知欲。他真诚地倡议充分解放精神生产力，期待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呼吁进一步开放档案，乐意与同行切磋砥砺，随时准备着修订自己的研究结论。在为汇录自己30多年治史成果的台湾版《杨天石文选》作序时，他说：“由于本书著者的局限，书中各文又成于多年中，自然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问题甚至谬误。诚恳地希望专家、读者指正。民国史充满着政治斗争，治民国史有其特殊的困难。在这个领域内，政治的干扰和影响最多，未经厘清的史实最多，观点的对立和分歧也最多，本书著者的希望是：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下，海内外学界切磋讨论，问难攻防，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使民国史著作的科学水平日渐提高，逐渐臻于真实、客观、公正。”在为其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撰写前言时，他说：“如果我们有机会读到台湾大溪和苏联的档案，我们是乐意进行一次大的修订的。”这不仅是一种谦虚，更是一个史家对其所从事“志业”的执著。

二、“新史料”与“旧功底”

杨天石先生所撰《海外访史录》自序，一开头即从史学和文学的比较人手，谈了史料的重要性。他说，文学可以虚构，史学则容不得想象。“它表现已逝的过程，一切必须是曾经发生过的，而且必须是信而有征的……历史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史料的特殊重要性。可以说，没有史料，就不会有历史学。任何人，要写出部优秀的历史著作，都必须下大功夫，花苦力气，充分地掌握史料。单凭个人聪明，或单凭几条食而不化的理论原则，或者什么新方法之类，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他将还原真相看作史学首要任务的自然延伸。“没有史料，就不会有历史学”，这个观点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傅斯年先生的名言：“史学只是史料学。”然而却多了几分对“以论带史”“食洋不化”等治史流弊的反思。

史家要还原真相、写出信史，首先须全面、充分地收集史料，然后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证、分析。杨天石先生早年学习、研究过哲学，这锻炼了他的思维能力，使他认识到：要懂得“事物的全部复杂性”，不是“一点论”而是“两点论”甚至“多点论”看问题，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分析常常是片面的。研究历史亦当如此。杨先生敏锐地指出：“历史创造者的活动常常具有诡秘性，许多事件，策划于密室，进行于幕后，公开者、示人者往往一鳞半爪，半真半假，甚至全假……历史创造者分为不同的派别，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即使对同一事件，也常常会有不同的陈述和评价……历史的记录者大都有自己的倾向、爱憎，其记录自然也难免反映这种倾向和爱憎，有某种偏见、局限、谬误、片面性，在所难免……许多事件没有记载，或挂一漏万，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见，正是创造和记录历史的人的片面性造成了史料的片面性。对于史家而言，史料掌握得多一点，片面性就会少一点。杨先生借用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论说谈全面搜集史料的重要，并引申道：“一件史料看不到，就有可能造成历史学家认识的缺失或谬误;而一件或一批新史料的发现，就可能接续历史残缺的链条，填补前所未知的空白，或是揭开迷雾，使某一段晦暗不明的历史顿时开朗。”他研究北伐，“力求参稽、比较各方面的史料，加以淘筛分析，以求其真。譬如报刊，既读革命一方的，也读北洋一方的;既读广州、上海出版的，也读北京、东北、四川、河南等地的;既读国民党的，也读共产党的;既读中国的，也读外国的”。因为期望史料收集得越全面越好，所以杨先生多次坦言，自己治史有两大遗J憾：其一，他不是中共党员，无法看中共的档案;其二，他外语不好，在直接利用外文资料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近代史料浩如烟海，而且收藏分散，不少未经整理甚至从未刊行，要将它们一一收集起来，谈何容易？不过，杨天石先生也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不会有古代史研究者常有的‘文献无征的遗憾，许多历史疑案常常有可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的逐渐增多，杨天石先生敏锐地感受到：认真收集、研究海内外各种有关史料，应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突破的条件之一。他说：“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不同点之一就是中国真正成了世界的中国，和世界的联系空前地增加了、复杂化了。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无不与世界声息相关，互为因果。因此，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必须认真收集、研究海外的各种有关中国的史料，包括中国人散落、存放于海外的档案。”杨先生是近代史研究界最早对海外史料予以重视并由此形成自己治学特点的学者。多年来，他始终将掌握史料放在研究工作的首位，尤其致力于手稿、函电、日记、档案等稀见史料的寻访，把“没有新材料决不动笔”作为自己的撰文原则，往往能够通过对新史料的考辨、解析，揭示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奥秘。这昭示了未来“史学研究的世界化”方向，可以給后来者带来很多启示。

李又宁先生曾经指出，杨天石先生看见的那些史料，“早就保存或散落在海外;到过海外的学者，也不知其数”，但很少有人能像杨先生那样“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啊！原来这么回事”。很多学者亦有类似感触。作为亦在学术之路上探索的晚辈，联系自己治学的短板和困难，笔者觉得：杨天石先生在发现、考辨、分析、运用、阐释“新史料”方面的过人之处，除得益于他的才识和勤奋、执著外，更与他特殊的治学经历形成的文、史、哲兼通的学术功底和视野密不可分。

杨先生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早年因为参与编注《近代诗选》、从事南社研究，阅读过几百种近现代人物的诗文别集，浏览过大量的报刊文艺栏目。“文革”期间，他还从事过朱熹、王阳明等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佛学资料的选编。后来转进到民国史研究领域后，对近代历史、文学和哲学也未能“忘怀”，这使其研究呈现出“上下延伸，横向会通”的特点。他的五卷本文存，有一卷名《晚清史事》，可以看作民国史研究的“纵向延伸”;有一卷名《哲人与文士》，则是其追求“横向会通”的成果。整体而言，杨天石先生的民国史研究，涉及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多个维度，且大都立足于诸多罕见的珍贵史料。在向晚辈介绍治学特别是利用“新史料”的经验时，杨先生反复强调：要打破文、史、哲的界限，平时读书的面不能太窄，研究的问题不能太小、太单一，脑袋里要多储存一些问题，多放若干长线，不断关注、收集，不能画地为牢、只看自己关注的那个小圈圈。他说，自己查资料，有时是带着明确的目标去的，但更多的时候没有目标，图书馆有什么未刊稿就看什么，往往有意外的发现。其实，“新”和“旧”是相对而言的，不知道“旧”，也就无从谈“新”。杨先生能这样无目的地发现那么多有价值的“新史料”，说明其学术功底和视野多么深厚、广博！

陈寅恪先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像陈先生这样的老辈学人，国学根底广博、深厚，且对基本史料烂熟于心，所以陈先生强调新材料、新问题的意义。而我等在“专业化”的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新生代学者，学术功底和视野往往比较浅狭。近年来，随着史料检索和开放带来的便利，很多学者理解偏了陈先生的这句话，一门心思地寻找新材料，结果耽误了基本史料的研读，即使看到新材料也常常失之交臂，不知“新”在哪里，对材料的阐释亦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闹出“盲人摸象”的笑话。杨天石先生的经验颇值得我辈反省、借鉴——“新史料”只有为具备“旧功底”者所用，才会如虎添翼、发挥作用。

除善于利用“新史料”外，杨先生还勇于做一些跨学科研究的探索，这亦主要根基于其深厚、广博的学术功底和视野。他的《哲人与文士》一书，讨论的是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等重要思潮以及孙中山、刘师培、钱玄同、胡适等重要人物的思想和创作;就研究方法而言，大多带有文学与史学、哲学与史学融通的特点。再如，“写战争，可以从军事学的角度写，也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写。前者着重兵力配备、作战过程和战略战术的运用，后者着重战场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战场上的人物活动”。杨先生研究北伐，则力图“将这两种写法结合起来，在大的政治背景中表现北伐战争的各次主要战役”。

三、“问题意识”与“述学文体”

朱熹曾训其门人曰：“读书，须是看它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朱子语类》卷一0）陈献章《与张廷实主事》亦曰：“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所谓看“缝罅”“善疑”，用今天的话说，便是本着怀疑、批判和革新的态度提问题。能否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有价值、有深度的问题，是学术研究能否创新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问题意识”是衡量一个学者学问大小、深浅的重要指标。大学时代，杨天石先生即表现出了迥异于常人的独立思考精神。在大家众口一词地、简单地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谈论审美观念的阶级性，学习“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时，他偏偏提出了比起封建社会来资产阶级民主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审美观念有全人类性”，“北大应以培养高级科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教学人才为主;如果都以培养‘普通劳动者为目的，有什么必要办北大”等观点和问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自然受到严厉批判并因此付出沉重代价。然而，学术女神青睐的恰恰是这种以质疑、批判为内核的问题意识。

读杨天石先生的论著，令人总有耳目一新之感。诚如金冲及先生所言，杨先生“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旧说中发现疑点，提出问题，经过严密的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他之所以重视新史料，也是因为新史料更易触发他的问题意识，为改进、更新历史认识、破解历史谜团提供触媒和佐证。

2006年起，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陆续开放蒋介石日记手稿，已届古稀的杨先生多次前往查阅、摘抄，以相关研究蜚声海内外。他将系列专著命名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即显示了明确的问题意识：长期以来，受政治斗争影响，台湾将蒋介石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认为其高勋盛德、光华流泽;大陆则将其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这一“捧”一“骂”，都造成了蒋介石本相的迷失。在两党生死搏斗的尘埃早已落定、两岸需要建立和发展和平关系的今天，应该充分掌握资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实事求是地研究蒋介石的一生，给其以科学、准确的评价和历史定位。这是杨先生的蒋介石研究整体上要解决的问题。而他对真实蒋介石的“找寻”，亦是通过专题研究——解答其细读蒋氏日记所触发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实现的。

杨先生指出，蒋介石日记主要供蒋个人总结、计划、反省使用，生前并未公布，因此具有较高的真实性。蒋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长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通过他的日记，能够了解蒋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动以至他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特别是那些不见于新闻媒体、政府公报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内幕。可以说，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和民国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日记也有局限性，蒋并非什么都记，且日记只反映蒋个人的观点和立场，有些人和事往往被他扭曲，所以研究又不能仅仅依靠日记。鉴于此，杨先生由具体问题出发，把日记和大量档案、文献比勘，由此钩沉索隐，破解了一件件蒋主导、经历的历史谜案。比如，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43天后安然返回延安。蒋的日记显示，他对毛的最初方针是“诚恳”“忍耐”，后来逐渐发展为扣留、“审治”，过了几天，又變成“授勋”、礼送。这两个180度的大转变，在蒋的日记公布前没有任何人知道。杨先生发现这个问题后，通过参核国、共乃至苏共相关报刊、函电、纪要、年谱等文献，委曲周详地描述了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心态的转变。杨先生的此类文章，所使用的新史料（如蒋氏日记）“不过几句话，但所依据的档案和文献，却是著者多年奔走于太平洋两岸的结果”，由此足见其花费的心血！刘向、扬雄赞美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汉书·司马迁传赞》）。杨先生亦非常善于叙事，异说纷纭、错综复杂的史事往往被他考辨、梳理得水落石出、脉络清晰，而且他常常采用插叙、补叙、倒叙等手法，让人读来兴味盎然钿正是通过一桩桩和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考掘，一个崭新但又更加真实的蒋介石形象慢慢还原出来。

不过，当朋友和出版社建议杨先生写本蒋介石传时，他却迟迟没有着手。因为他觉得传记要反映传主的一生，“不可避免地要写一些尽人皆知的历史过程”，“容易流于一般化……没有多少独家发现”。而专题论文可以做到“惟陈言之务去”。“读者已经熟悉的知识、学术界已经达成的共识可以不写或少写，读者不熟悉、学术界缺少研究的、知之不多的问题可以深入开掘、扩展，分歧严重、争执不下的问题可以评议、解析，折衷、解疑，提出新看法，做出新结论，从而推动相关研究向前发展。这种体裁，有话要说的地方可以多说，畅说，不厌其烦，不计篇幅地说，没有话说的地方，或者没有新见解的地方，可以惜墨如金，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他准备在“专题研究计划大体完成之后”，“才准备考虑写蒋传的问题”。这些表白，充分说明杨天石先生治学著述是以“问题意识”为统帅的，他仍然坚守着老辈学者“没有一得之见决不下笔”的优良作风。

杨先生不仅善于提问，而且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常常由一个问题带出两个、三个甚至多个问题，这使其研究成果呈现为蘑菇状的“簇生态”。比如，戊戌政变期间，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处决，发布的诏书中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传言纷纷，袁世凯《戊戌纪略》、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等史料、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当事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却对此一直矢口否认，反说是袁世凯的离间计。多年来，历史学家大都不予置信。1985年，杨先生到日本阅读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发现毕永年《诡谋直纪》有对此事经过的详细记载。毕氏为会党首领，与谭嗣同、唐才常友好。戊戌政变前夕到达北京，被谭嗣同引见给康有为，受命在包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诡谋直纪》是他关于此事的日记，为这桩悬案提供了最直接、确凿的证据。回国后，他广泛查阅资料，多方考证，撰成《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一文，确认了毕氏所述的真实性。文章发表后迅速引起国内外史学界重视，被誉为“将迫使戊戌变法史作重大改动”。后来，他又撰写了《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通过释读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一封残缺不全的密函，指出：密谋之后，康、梁二人迫于政治形势和封建纲常，订了“攻守同盟”，决定终身保守秘密，将其归罪于袁世凯的诬陷。这样，这一事件就板上钉钉、铁案如山了。接着，杨先生又对与此事相关的另一重要事件——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做了详细考辨，发现袁世凯的《戊戌纪略》虽有掩饰，但所述基本可信，反倒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有受个人“感情作用”支配、将“真迹放大”之处，真实性不如前者高。由此，他写成了题为《袁世凯的<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的论文。此外，杨先生还撰有《围园杀后——康有为的武力夺权密谋》《天津“废弑密谋”是维新派的虚构》《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等文章。这些文章，通过不同的聚焦点，共同确证了康、梁的“戊戌密谋”。杨先生就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的内部矛盾、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危机、北伐期间的高层斗争、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及日蒋谈判、蒋介石与胡汉民的矛盾及国民党内部的倒蒋暗潮等问题，也都撰写过系列论文，形成了一个个集中而又深入的研究单元。

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有大小、类型、角度、情境……之别，学者借问题表达其治学心得的文体也应该异彩纷呈。这就不能不说到“述学文体”。文体并非纯粹的被动的形式，其对内容也有某种“期待”或“制约”作用。当旧有文体不适合新内容的表达时，便会有新文体产生。著者采用何种文体，直接由其此时此地独特的所思所感决定。“‘思之生成即‘言之生成，‘言之生成即‘思之生成。‘思与‘言之间是同一的、非此不可的关系。”古代学者为人为学，非常讲究“得体”，其述学文体十分多样，有著作、论文、序跋、书信、日记、笔记、语录、书信、注疏、评点、诗词、小品等多种形式，它们恰切地迎合了著者在不同情境下的问题意识，更便于洗去陈言、抒写心得。这符合学术研究的规律，是学术自身展现的正常生态。“五四”以来，我们从西方引进了章节体专著和论文，时至今日，它们已被考评体系认定为唯一“合法”的述学文体。专著和论文于本土学术发展自有其积极意义，然而，若让所有人的所有“思”之脚都来穿这双“言”之靴，却又会造成学术研究的“泡沫化”，同时也会极大地扼制学术创新的活力。想必人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一点想法，本来只够写条札记，却被敷衍成了长篇大论。一本专著，厚得像一块砖，体系也很完整，只是创见无多。一篇论文，动辄上万言，逻辑、论证也很严密、充分，但不过是在谈论一些人人皆知的常识……除了专著和论文，人们似乎已不知道如何思考和表达。某种意义上说，述学文体的单调折射的是思想的苍白、平庸与老化。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苏东坡的那句名言：“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答张文潜书》）“可怜身是眼中人”（王国维《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啊！

杨天石先生生在“五四”以后，受时代风会影响，专著和论文自然也是他述学的主要文体，他亦非常善于此道。不过，他对述学文体的选择有着明确自觉，尽量能使自己的“思”与“言”保持一而二、二而一的融合状态。应约编选《当代学人精品·杨天石卷》时，除论文外，他有意多选了小品、随笔、书序、自述等形式的短文，“目的是想說明，做学问，并非只有写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等一两条道路”。“短论、札记、随笔、小品、序跋、回忆等体裁都可以表达学术观点。而且，它们篇幅不大，形式灵活，没有固定的写作套路，没有八股腔、八股调，读者读起来可能更喜欢，更容易，也更愿意接受。试问，一篇上万字，以致几万字的学术论文，能用几百字、几千字的短文代替，而其学术价值无损，不是也很好吗？”以上所举文体，杨先生往往写得当行出色，且能做到陈言务去。特别是他的学术小品，一般一两千字，常就某些历史事件、人物或现象，或叙事，或议论，或考证，娓娓而谈，深入浅出。他自云写作时“颇得纵横挥洒之乐”，读起来也令人兴味盎然。譬如《光绪皇帝的新闻思想》一文，释读了1898年光绪帝派康有为去上海督办《时务报》时发布的一道“上谕”：“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颇能刷新人们对光绪帝的“刻板印象”。《保皇会的“妙语妙事”》指出，保皇会“会所之室，尊奉万寿之牌;会员之衣，人悬圣主之像”;其檀香山分会的一次会议是这样开始的：“先生（梁启超）率同志一齐起立，恭祝皇帝万寿，齐声喝彩三声，声震全市;次祝康先生到处平安，又喝彩如前。”让人忍俊不禁——真是“世间无新事”啊！

杨天石先生业余雅好吟咏，诗词也是他寄慨述学的重要文体之一。他的人生历程和为学之路颇为坎坷、曲折，经历了从培训拖拉机手的教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从文学到哲学再到史学的重大转变。然而，和年逾八旬的他接触，笔者能明显感觉到他仍然保持着一颗孩童般纯粹、好奇的心灵，只是添了些从容、淡定和睿智。看惯了兴衰荣辱的他，至今仍乐此不疲地在海内外奔波，锲而不舍地寻访史料，津津有味地还原、破解着一桩桩历史真相与谜案，就像他的一首小诗所写的那样：

华发飘萧已满颠，童心未改壮心迁。

聊拨雾霭观丘壑，漫卷风涛入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