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摘 要 邓叔群是一位在中国真菌学、植物病理学和林学领域里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生物学家。他在1915年入读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1926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28年在没有完成博士论文、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下离开康奈尔大学，回国至私立岭南大学任职。已有的大量有关邓叔群的传记虽然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参考信息，但是对其求学生涯着墨相对较少，其中亦不无可商之处。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挖掘新的中、英文资料，有助于厘清邓叔群求学经历中的若干史实。

关键词 邓叔群 清华学校 康奈尔大学 博士学位 民国

邓叔群（1902—1970）是近代中国真菌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同时在植物病理和林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1]。很多既有的科学家传记等出版物都有对邓叔群生平的介绍，为今人了解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参考信息。但是在不同的相关出版物中，彼此之间存在牾之处，在细节表述上也存在含糊、缺失或可疑之处。因之，多方对读之后，读者反而容易陷入未知孰是的境地。本文主要利用笔者新发掘的中英文字和图像资料，同时结合邓叔群自己及其亲属的回忆性文字，对邓叔群在北京和美国求学期间的经历，特别是其获得博士学位一事，做一些考辨和补充。不当之处，谨祈批评指正。

一 从“清华学校”到康奈尔大学

邓叔群是福建福州人，在1915—1923年间就读于北京的清华学校，后以公费留美，进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学习，1928年回国，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2]， 页463—467）。在1919年6月由清华“癸亥级”学生编纂的《癸亥级刊》中，刊有一张邓叔群的照片（图1）[3]。当时清华学校的学制是中等、高等两科，分别学习4年（[4]， 页25）。所谓“癸亥级”，即1915年入学，而于1923年（癸亥年）毕业的这一级。该刊《发刊词》开头云：“吾癸亥级同学来清华学校肄业，已四年于兹矣。受良师之教导，得益友之切磋，幸于今夏得完中学课业。吾同学感师友之热诚，念造诣之不易也。谋所以纪念之者，于是有《癸亥级刊》之作。”[5]由此也表明邓叔群即于1919年夏从中等科转入高等科学习。据生物学家李先闻（1902—1976）回忆：“读到高等科三年级，分科以后，我学农科。这时兴趣也变浓厚了，功课突飞猛进，和邓叔群（后来的院士之一）互争前一、二名。”（[6]， 页22）李先闻是邓叔群的同学，又有同学之间学习上的“竞争”关系，其评论应当相对比较客观，由此也表明邓叔群在清华学校高等科的学习成绩是优异的。

结束在清华学校的学习之后，邓叔群与数十名同级毕业的留美学生在学校安排下定于1923年8月17日从上海乘船启程赴美。他选择的科目是“森林”，学校是“康乃尔大学”[7]。但是由于“因病羁延，近方新愈”，邓叔群至1923年8月29日才在上海登上“约斐逊总统号”（President Jefferson）船，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森林学”，预计于同年9月中旬抵达美国西雅图[8]。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3集）的《邓叔群》传记中记载邓叔群在北京就读的学校为“清华学堂”，又称“他的硕士论文为‘半边篷的丝核菌病（Phizoctonosis of lobeia）”[2]。其实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除1909年9月28日开办的“游美肄业馆”外，今日的清华大学的前身依次有过3个校名，即“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和“国立清华大学”，分别正式得名于1911年、1912年和1928年（[9]， 页17—27）。因此严格来说，其中的“清华学堂”应当写作“清华学校”。另外，1927年由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出版的中国留美学生学位论文目录中，即明确记载了邓叔群（Teng Shu-Chun）于1926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Chinese Forest Condi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 Forest Policy for China”，主题关乎中国的森林状况和未来的森林政策，而与真菌无关[10]。这篇学位论文也被目前相对最为全面的一份邓叔群论著编目所忽视[11]。

二 留学康奈尔大学时期部分史实考补

由于清华学校在邓叔群求学北京期间尚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因此他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位都只能在留美期间取得。不过，邓叔群虽然在康奈尔大学求学期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但是没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也没有取得博士学位。

关于邓叔群在美国求学的经历，1920年代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的涉及学籍等方面信息的系列校务手册之中有一些明确记载。从中可知，邓叔群于1923年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College of Agriculture），身份是本科生，预期于1926年本科毕业[12]。这一信息不仅可以得到1924—1925年这一学年的康奈尔大学学生注册信息的印证，而且邓叔群在这一学年还获得了“The Ring Memorial Prizes”中的二等奖（奖金20美元）；该奖的颁发对象，是农学院的在综述花卉栽培、蔬菜园艺或果树栽培领域内的文献时展示了最佳的评估科学证据的能力的本科生（undergraduates）[13]。事实上，邓叔群迟至1926年2月3日才在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被授予理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Science），同年进入该校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攻读硕士学位，跟随豪思玛（Ralph S. Hosmer， 1874—1963）和魏茨（Herbert H. Whetzel， 1877—1944）分别修习林学（Forestry）和植物病理学（Plant Pathology）[14]。1926年9月25日，邓叔群被授予林学硕士学位（Master in Forestry，缩写为M. F.），其硕士論文题目与前揭华美协进社出版物中的记载一致；同年，邓叔群在研究生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随魏茨、豪思玛和艾米斯（Arthur J. Eames， 1881—1969）分别修习植物病理学、林学和植物学（Botany）[15]。在1927—1928这一学年，研究生院的学籍信息仍显示邓叔群是博士生，而且在该学年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Philosophy）的学生名录中没有邓叔群[16]。但是在1928—1929年，以及1929—1930年这两个学年，邓叔群的名字已既不见于研究生院学生名录，也不见于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名录之中[17， 18]。其原因正是由于邓叔群在1928年离美返华，入职位于广州的“私立岭南大学”，成为该校“农科学院”新聘的“植物病理教授”[19]。

邓叔群的亲属曾撰回忆性文章《一个大写的人——怀念父亲邓叔群》，其中侧重于叙述邓叔群回国以后的事迹，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也不禁令人叹息其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环境下所遭遇的不幸。然而，该文正文前有一段简介性的摘要，其中称邓叔群“1928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文中谈到邓叔群“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回忆”时，也涉及其留美经历：

1923年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入学考试后我插班进入农学院林学系二年级学习。……每学期我都精心、紧凑地安排课程，因此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获得了农学学士学位和林学硕士学位。最后的两年时间就用来全力攻读植物病理学博士，最终荣获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PHI-KAPPA-PHI和SIGMA XI的两枚金钥匙证章，这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是很罕见的，尤其是PHI-KAPPA-PHI更是极为罕见的。（[20]， 页60—77）

虽然邓叔群的学士学位是理学而不是农学，但是以上转述邓叔群的话亦印证了他在1926年同时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的事实。而且，邓叔群虽然提到自己在康奈尔大学的最后两年里获得了两枚证章，但是并未声称自己获得博士学位。于此，另可对照邓叔群的自述：

我一心想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遂决定入读美国康乃尔大学，选学农、林专业。在外国感受到的种族岐视越深，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也就越强，我要以优异成绩，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我认为最精湛的专业知识。五年内，我攻读了森林和植物病理系，主科的成绩全都是“A”，名列“塔尖”，并荣获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阴匙：PHI-KAPPA-PHI和SIGMA-XI。我十分钦佩植物病理学家惠凑（H. H. Whetzel）和真菌学家费茨（H. M. Fitzpatrick），兩位导师使我学到了精湛的专业知识、生动的教学方法、严谨的思维逻辑、高效实干的工作作风，这些对我影响至深。1928年我谢绝了外国的聘任回国，一心想大量培养祖国的专业人才，并首先研究大田作物的病害及其防治。（[21]， 页331—332）

邓叔群的自述展示了自己科学救国的拳拳之心，但是其中没有明确提到获得博士学位。邓应增在其所撰《邓叔群》一文中，称邓叔群在康奈尔大学“以五年时间修毕六年的学业，同时取得被誉为‘双料的植物病理学博士、森林学硕士两个学位。此外，还以文学方面的优异成绩，获美国国家授予留学生的最高荣誉——刻有‘PHI-KAPPA-PHI；SIGM-XI字样的金钥匙。……1928年，邓叔群谢绝了美国的高薪聘请，回国后发表了《中国早期林业史》”（[22]， 页126—130）。《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生物学地学部）书中称邓叔群于“1928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学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23]， 页11—12）。实则，《私立岭南大学校报》于1928年刊文介绍农科新任教职员时，明确提到：“邓先生，福建人，留学美国多年，专研究植物病理学，现来院担任植物病理研究。其应博士试论文，将以在院研究所得者，作为资料。”[24]这就有力印证了邓叔群回国时，没有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因而就更不可能被授予博士学位。在袁同礼（Tung-Li Yuan）编纂的《1905—1960年间留美中国学生博士论文指南》（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1905—1960， Washington： Sino-American Culture Society，1961）中，也找不到邓叔群的博士论文信息。邓叔群既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按情理而言，也就不太可能有“谢绝了美国的高薪聘请”的情形。而且，邓叔群在私立岭南大学工作没多久，就转到私立金陵大学工作。后者于1929年2月27日发布校庆新闻时，顺带介绍了学校最近聘请的一些教职员，其中包括“森林学教授”邓叔群，并注明其身份是“康乃耳大学硕士”[25]。这也间接表明邓叔群回国后，在介绍自己的学历时是诚实的。《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一书中也指出邓叔群“没等获博士学位就回国了”；但是该书同时又认为他在美国“完成了博士论文”（[26]， 页103），实为微瑕。

邓叔群在留美期间曾加入几个团体。根据1920年代出版的刊物《康奈尔人》（The Cornellian）中的报道，邓叔群曾在1925年以本科生身份加入“康奈尔林务员俱乐部”（The Cornell Foresters Club）[27]，次年成为该俱乐部的研究生会员[28]。1926年，他又加入“康奈尔中国学生俱乐部”（Cornell Chinese Students Club）（其姓名被错拼成“Su Chuan Teng”）[29]，次年仍是该俱乐部成员[30]。同样在1926年，他在硕士毕业前就加入了荣誉学术团体“Phi Kappa Phi”[31]，次年成为其研究生会员[32]。该刊还在1926年报道了很多康奈尔学生的个人简介和照片，其中也有邓叔群（图2）[33]。

至于前面提到的“Phi Kappa Phi”（或以希腊字母写作“ΦΚΦ”）和“Sigma Xi”奖章（或以希腊字母写作“ΣΞ”；邓应增在拼写“Sigma”时漏“a”），邓泳在《怀念我的父亲》中也称邓叔群在“1926年获硕士学位，并在此时荣获美国科学学会荣誉会员称号PHI-KAPPA-PHI金钥匙及成绩优异奖章SIGMA-XI金钥匙”（[34]， 页96—108）。再结合前面的相关引文，那么它们到底是不是“奖章”或“美国国家授予留学生的最高荣誉”呢？或者邓叔群是否是“以文学方面的优异成绩”获得那两个“奖章”或“金钥匙”呢？

经查1915年由“Phi Kappa Phi”自己出版的杂志Phi Kappa Phi Journal第一卷第一期，可知它是一个荣誉团体（Honor Society），其成员来自全美大学或学院里各系的本科生或研究生，首要目标有三：一、强调高校学生的学术成就；二、坚守学习机构成立时的最初目标；三、通过会员资格激励精神上的成就[35]。在1935年出版的该团体章程中，这三个首要目标依然未变（[36]，p. 1）。溯其历史，该团体主要由几位毕业班的学生于1897年在美国的缅因大学（University of Maine）创建，但是至1900年才开始成为全国性团体，并使用“Phi Kappa Phi”这一名称；名称中的3个希腊字母系希腊语“Philosophia Kratei Photon”（实为希腊语“Φιλοσοφ?α Kρατε?τω Φωτων”的拉丁转写；意为对学问之热爱支配世界[The Love of Learning Rules the World]）中3个词的首字母（[37， 38]，[39]， p. 430）。该团体会给会员发放徽章（badge）[40， 41]。“Sigma Xi”则是于1886年在康奈尔大学成立的一个荣誉团体[42]。据该团体于1904年出版的章程，可知它的名称系取自希腊语“Σπουδων Ξυν?νε?”（意为热情研究中的同伴[Companions in Zealous Research]）中2个单词的首字母，目标是鼓励纯粹和应用科学领域里的原创性研究，会员从研究所、四年级或同等阶段的本科生、教授、讲师、科学工作者等群体中遴选，而会员也会得到徽章（[43]， pp. 4—5， 8—13， 23）。作为“Sigma Xi”会员的邓叔群，其姓名也见诸论述该团体50年发展历程的一部英文著作（[44]， p. 113）。

总之，“Sigma Xi”专注于科学研究领域，而“Phi Kappa Phi”关注的则是所有学术领域，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并称为“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而且前述所谓的“金钥匙”“证章”或“奖章”，实为这两个团体发给会员的徽章，是会员资格的一种象征和纪念。《缅怀邓叔群》一书中附有这两个团体寄给邓叔群的出版物的书影（[45]， pp. 147—154），可以佐证。毫无疑问，获得徽章的確是一种荣誉。但是它们本身与长期的会员资格相联，而与通常意义上的一次性颁发的奖章有别。会员资格的获得，也不需要以获得博士学位或进入博士阶段学习为前提。当然，邓叔群绝不是因为“文学方面的优异成绩”而获得这两个学会的会员资格，而会员资格或徽章也绝不是美国“国家”授予“留学生”的“最高”荣誉。

三 管窥民国时期乱加博士头衔的现象

给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戴上“博士”帽，并非当代社会现实或文本书写中的特有现象。邓叔群于1947年11月在台北与台湾农林界同行交流时，当时的相关报道中就已称之为“博士”[46]。这一现象在民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并非个例。兹试举二例。第一例为陈寅恪（1890—1969）。他对曹冲称象、华佗医术和满文《几何原本》的研究在本世纪初已受到科学史家的关注[47]。1941年9月5日出版的《申报》上曾发布一则消息，称“港大名教授许地山逝世后，校方已聘定陈寅恪博士继任，教授中国文学”[48]。这则新闻里硬称陈寅恪为博士，而陈寅恪没有博士学位之事今已广为人知，毋庸赘言。第二例为胡适（1891—1962）。他在1917年5月22日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但是迟至1927年才取得博士学位；而胡适在此期间却已自署博士头衔（[49]， 页346—362）。其本人如此，他人效仿或附和之便也不足为奇。例如1921年《北大生活》杂志曾刊登胡适照片，为之配文：“英文学系主任胡适博士”[50]。当然，也有像邓叔群一样没写完博士论文就回国的留美中国学子，如陶行知（1891—1946）。他因撰写博士论文“资料不足，以及需要马上回国参加政府教育工作”，停止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于1917年8月回国（[51]， 页23）。

较之今日，民国时期的留学生获得欧美大学的博士学位者，其数量相对要小得多。而在处于社会转型，以及与国际学术产生前所未有的密切互动的民国社会之中，欧美教育体系里代表学生最高级别学术水准的博士学位也享有广泛的声誉。徐志摩（1897—1931）在其作于1926年1月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康桥》开头，就坦承自己对英国哲人罗素的学问的推崇，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52]， 页89—96）显然，引诱徐志摩的正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钱钟书（1910—1998）在其以民国时期为背景所写的《围城》中，提到当时“美国博士头衔确在中国时髦”；书中虽然虚构了主人公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花40美元购得子虚乌有的德国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事，但是故事背景乃是方鸿渐想要满足家父和岳父对自己拥有博士学位的期待（[53]， 页10—12、31—32）。《围城》虽是小说，但钱钟书是民国社会风气的亲历者，也有留英经历。小说中的这些叙述，并非完全脱离实际的编织。不过，欧美国家的博士学位对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的原因是多样的。除了欧美在科学等学术领域里的确存在值得中国学习的过人之处外，社会上的崇洋媚外风气，以及大学里与留学经历、学历挂钩的薪俸标准等（[54]， 页25—26、35—37），都能够强化社会上对留洋经历和洋博士学位的推崇。

四 结语

通过上述对邓叔群求学经历及若干史实的考察，可以对一些有时间线索的事件做如下梳理：

1915年，入读清华学校；

1919年，在清华学校结束中等科学业，转入高等科学习；

1923年夏，从清华学校毕业；

1923年8月17日，因身体抱恙而未能如期在上海乘船赴美；

1923年8月29日，在上海登“约斐逊总统号”（President Jefferson）船，启程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森林学；

1924—1925年间，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获“The Ring Memorial Prizes”中的二等奖；

1925年，加入“康奈尔林务员俱乐部”；

1926年2月3日，获康奈尔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1926年9月25日，获林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题目为“Chinese Forest Condi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 Forest Policy for China”；

1926年，从硕士转入博士阶段学习，加入“康奈尔中国学生俱乐部”，加入荣誉学术团体“Phi Kappa Phi”；

1927年，博士在读；

1928年，在没有完成博士论文、没有取得博士学位的情况下回国到私立岭南大学任职。

毫无疑问，邓叔群是近代以来的一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在近代中国生物学的多个领域里皆有开创性的贡献。这一事实不仅不会因他没有博士学位而改变，反而会凸显另一事实，即博士学位与真才实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博士学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研究职业化的产物，蕴含着强大的社会公信力和权力话语。授予博士学位无疑是对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的认可，但既不是也不应是衡量学术水平的惟一标准。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邓叔群也从未宣称过自己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这与当代一些关于邓叔群的传记（特别是部分出自其亲属之手者）中的记载不符。从理解的角度观此失实之处，则书写者未必是有心为之，而可能是记忆不准确而又未及时核对原始材料，或在相互借鉴、参考的过程中沿袭陈说所致。当然，亦不排除为美化传主而有意为之加上博士头衔的可能。观之历史，可知书写者为人物强加博士帽（以及人物没有但自署博士头衔）的做法，并非当代特有，而是在民国时期已有先例。其具体原因是多样的，但根源无非是与虚荣、恭维和现实利益有关。

既有的邓叔群传记中所展示出的邓叔群在留美前就有的爱国或救国情操，除了在部分细节的真实性问题上可能尚需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外，完全能够得到邓叔群自己著作的印证。例如邓叔群出版于1939年的真菌学英文专著的献辞就是明确针对1931年日本为入侵满洲而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而写，书的序言里也明确提到了邻国日本发动战争之事（[55]，页4—6）。本文虽对邓叔群在北京和美国求学期间的经歷做了一些查证和补充，但是未涉及其归国以后的岁月。邓叔群归国后度过42个春秋，除了发表大量论著外，期间也形成了大量与之有关的档案、公开或非公开出版物、实物等，足资今之学者相对更为精细地构建其回国以后的生活和学术活动，便于读者走近一个相对更加真实而曲折的伟大学者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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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散文集）[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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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刘清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大学教师薪俸制度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55] Shu Chun Teng. A Contribution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Higher Fungi of China[M]. Nank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Zoology & Botany， Academia Sinica， 1939.

Abstract： Deng Shuqun was a biologist who had made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s of mycology， plant pathology and forestry in China. Admitted into the Tsinghua College in 1915， he moved to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t Cornell University in 1923， and obtained his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s in 1926. In 1928 he left Cornell University and returned to China to work in the Private Lingnan Universit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discontinuing the writing of his Ph.D dissert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a doctoral degree. A number of existing biographies of Deng Shuqun contain rich and valuable sources of reference， but pay relatively less attention to his student career， and include some controversial narratives.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scholarship， newly explored Chinese and English sources enable scholars to ascertain some facts in Deng Shuqun，s student life.

Keywords： Deng Shuqun， Tsinghua College， Cornell University， doctoral degree， republican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