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谈人简介：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e，图1），哈佛大学科学史系阿拉蒙特讲席教授（Aramont Professor），前系主任，曾担任美国科学史学会、英国科学史学会主席。研究领域包括生命科学史、博物学史、演化生物学史。

访谈人：杨海燕

访谈时间：2018年2月9日

访谈地点：美国加州亨廷顿图书馆

杨海燕（以下简称“杨”）：您能否首先介绍一下自己是如何对科学史产生兴趣的？

珍妮特·布朗（以下简称“布”）：我非常高兴谈谈我最初是怎样接触到科学史这一领域的，以及为什么会成为一位生物学史家。我一直对动物学、植物学感兴趣，我的父亲，道格拉斯·贝尔（Douglas Bell），是一位植物育种专家。我本科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读生物学，我很喜欢这个专业，也挺擅长。在本科的最后一年，即1971年，我们上了一门科学史课，意图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历史意识。这门课只有5、6次讲座，但对我来 说它非常引人入胜。四十多年后再来看，这门课讲授的就是十足的内史，即关于科学进步的实证主义的叙事。但当时我很年轻，对生物学史了解甚少，只是觉得很有趣味。当我面临毕业、考虑职业选择时，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太有兴趣在实验室工作。我决定等等看，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在伦敦大学的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读了科学史专业的硕士。那时的英国教育大体上是免费的，读书的经济压力不是太大，主要就是个人的生活费用。但我很清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我的家境可以容许我做这样的选择，我很幸运也很感恩。

1973年我硕士毕业，发现硕士学位不足以使我有资格从事科学史领域的工作。那时我的选择不是马上去读博士，而是在伦敦的一家古董书店工作，该书店专营科学、博物学、医学方面的书籍。我很高兴可以调用我之所学，但工作三年之后，我感觉到自己非常想读博士，于是申请了帝国学院的博士项目。回顾起来，我进入科学史行当并不是直接的，走到现在也并不是出于我一开始就有的、年轻时的渴望。每次我碰上科学史，都觉得它很奇妙，但我只是偶然接触到这个领域。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不是这种情况了。但对于我这一辈人，大家多是科学背景，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通过偶然的机会遭逢科学史，从而决定献身其中。我认为，这解释了老一辈人对这个领域深深的、真诚的爱。

杨：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史作为一个建制化的学科仍旧很新，您作为一名年轻学者有什么独特感受？

布：对，科学史作为一个建制化的学科相对来说很新，而且规模非常小，我在帝国学院就读的博士项目只有三个学生。我最初接受的科学史教育主要是关于过去科学的成就，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则非常不同，当然现在两者紧密整合在一起，被称为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在我刚开始研习科学史时，两者很独立，现在这种整合对两者都有益。我记得读博士的时候，爱丁堡大学的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提出了所谓“强纲领”，坚称所有的科学知识根本上都是社会建构的。现在这已是常识，不需要太多检视，但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争论。此外還有一些争论，即使在我的年代已被称为传统争论，比如内史和外史之区分，以及一些新的提议，比如学者应当将关注点从个体科学家、个别著作或工作拓展到机构和大众，重新定义科学中的个体。我作为一个年轻学者经历了这些争论和提议，非常激动人心。我还记得，在我读博期间福柯（Michel Foucault）开始成为大家讨论的对象，他对我有持续的影响力。我们这一代20世纪70年代开始工作的人是非常幸运的。当然，所有人都会觉得读博经历很重要，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具有塑造作用。

我花了三年拿到博士学位，这与美国不太一样。在美国读博士要求修课，有时还需要授课，通常这在英国并不常见。英国的硕士阶段主要用来修课，接下来是3年、最长4年的博士阶段。资助往往只有三年——我获得了伦敦大学和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的三年资助——所以大家都动作很快。而且你没有什么责任，全部时间只是阅读和写作。我没有授课任务，只是坐在图书馆里写作，那其实是我一直最喜爱的方式。

杨：您的博士论文题为Charles Darwin and Joseph Dalton Hook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Biogeography（“达尔文与胡克：生物地理学研究”），1983年以The Secular Ark：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Biogeography（《世俗方舟：生物地理学研究》）之名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能否介绍一下您如何选择博士论文题目？

布：我的博导是鲁珀特·霍尔（Rupert Hall）教授，他对达尔文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很好地指导了我。他及其夫人是那种非常老派的学者，博学多才，我们一直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他后来遭受一些批评，但我一直忠诚于他。当然，我主要还是靠自己形成了论文主题和最终形式。

达尔文处于非常核心的位置，不管在生物学史的哪个方面，你都会遇到他。理解达尔文就是理解生物学形成的方式，即使那时候我也知道这一点。我住在伦敦，专程去剑桥拜访那些耀眼的资深学者。1974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伯克哈特（Frederick Burkhardt）和剑桥的动物学家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创立了“达尔文通信计划”（The 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西德尼使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达尔文档案做了很棒的工作，比如达尔文关于藤壶的研究。他很受尊重，在某种意义上是看门人——小圈子的守护者。我与他见了几次面，在某个时间点通过了他的智识测试。通过他我了解到达尔文与皇家植物园的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的通信还没有被仔细考察过。胡克给达尔文的信当然都在剑桥大学图书馆，达尔文给胡克的信在达尔文去世后被复制了一份，也保存在那里。我可以在剑桥阅读它们，来写些东西。我一直对珍本书籍和手稿有浓厚的兴趣，我爱这些通信，但我选定论文主题时也有某种焦虑——每位博士生都会有的焦虑。我看着它们，不确定这会不会产生出来一个博士论文。我们都被教导说你必须有论点，这起初对我来说是个问题。论文写作就是一个克服焦虑的过程，它给了我对达尔文的兴趣，到如今都完全没有减弱。我对胡克也一直抱有浓厚兴趣，胡克与植物学帝国，他作为一个旅行者、探险者，等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他是一位哲学意味浓厚的植物学家。

我的研究聚焦于达尔文与胡克讨论的问题，以及这些讨论如何帮助达尔文形成《物种起源》中的若干章节。博士毕业之后，我去哈佛大学科学史系自费访学了一年。我的丈夫是一位记者，他告假一年在哈佛写小说，我修改自己的博士论文。我在那里听了几门研究生的课，比如埃弗里特·门德尔松（Everett Mendelsohn）教授的课，他影响了生物学史领域的很多人。他是我另一位重要导师，从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很善待我。现在我们紧密合作，因为我后来回到了哈佛科学史系。在哈佛访学拓展了我的视野，我重新调整博士论文结构，将其集中于生物地理学。博物学家对物种的地理分布感兴趣，地质学家发现特定物种的化石也受限于特定的地理结构和地区，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认为地理分布是物种演化的关键因素，总之那时的博物学家发现这些问题很迷惑人。我考查了它们并得出结论：对达尔文和华莱士来说，模式要由历史来解释。我相信，生物地理学对达尔文形成他的演化理论非常重要。这是我当时在哈佛将博士论文修改成书的核心部分，1983年该书得以发表，方向和主旨都与最初的博士论文有些不同。我希望有机会再修改和重新出版它，纳入新的内容和观点，这个话题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

杨：结束为期一年的哈佛访学之后，您并没有直接进入大学担任教职，您接下来做了哪些工作？

布：我回到了伦敦，先是在韦尔科姆医学史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开展为期一年的研究项目，而后获得一份研究助理的职位。这个职位属于韦尔科姆医学史研究所的学术部，是由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任命的。那时的学术部主任名叫威廉·拜纳姆（William Bynum），他的努力使得研究所兴盛、多产、充满智识刺激，那是研究所的黄金时代。他专长医学史，但知识和视野很广泛。他告诉我们，不管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必须有材料支持它。他絕对不是内史派，不是只注重文本和档案，而是说必须有切实的证据。听起来这理所当然，但你会发现实际上总是发生相反的情况——论点宏大而证据缺如。这体现出他对实际知识有足够的尊重，我深受影响，这也是我一贯想要教给学生的。

我在研究所工作了三年，那时我只是一个年轻人，参与所有的事情。我的第一个正式出版物是《科学史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与威廉及罗伊·波特（Roy Porter）共同编写，1981年出版。作为一个小字辈，我撰写了其中几篇条目，但主要是编辑工作。我每周一上午在大学学院授课，其余时间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最终改定了博士论文并出版，还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关于达尔文与疯癫的面相，另一篇关于达尔文的疾病。这是两篇关于达尔文的医学史文章——我把他带进了医学世界。它们都是先在韦尔科姆的会议上宣读的，而后得以发表。

杨：达尔文一直是您的兴趣所在，您随后在剑桥的“达尔文通信计划”工作了8年，能否回顾一下这段经历？

布：我喜欢在韦尔科姆医学史研究所的工作，但是考虑到两个孩子的教育，我们想从伦敦搬到剑桥这样的学术小镇。于是，我开始了在“达尔文通信计划”的半职工作，现在的年轻女性学者也许会觉得这个选择有些奇怪。我当时同时承担家庭责任和学术责任，我想更多和孩子在一起。因此最理想的妥协就是离开高等级的学术职位，在一个有意义的项目中继续我爱做的编辑工作，这样压力不会太大，但仍旧在智识圈中工作，还有一半的时间和家庭在一起。我告诉自己的女研究生妥协的意义，不要把与孩子共处的时间都交出去，但是她们好像不太接受。这种安排对我来说很合适，但我也不想强加于人。这样做当然有风险，我很幸运后来又全职回到高校任教。我没有那种典型的、连续的大学就职的经历，我的学术生涯不太一样。我的研究生们想的是一毕业就在非常好的大学工作，一直延续下去。如果能这样当然好，但在我这里不是这样的。我的建议是：对其他类型的工作保持开放心态，只要在智识圈中就会有机会。

我很喜爱这个半职工作，感觉自己就是做“达尔文通信计划”编辑的料。那时这个项目非常小，主要就是我和安妮·西科德（Anne Secord），还有两位注解作者。小团体非常民主，没有等级结构。高级编辑是创立人弗雷德里克，他年龄很大了，非常温和、有智慧。我开始工作的时候，西德尼还在世，他也担任编辑工作。我加入的时候，正要出版达尔文通信目录以及通信第一卷，其中包括贝格尔号航程中的信件，所以非常令人兴奋。这是最先将通信数字化的项目之一，现在听起来如果不这样做会多么荒谬，当时却是非常先锋的，从手稿直接到数字化。1983年计算机世纪还没有到来，我们没有个人电脑，可用的工具也比较原始。在大概十年的时间里技术发生了飞快转变，亲历这段历史是很有趣的。

在编辑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想法在我头脑中冒出来：达尔文说了这些话，那些未提及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像打猎一样搜寻各种信息，比如在某个地方谁拥有一个农场？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很多本地历史，我们得知道从哪里寻找这些信息，如何使用各种图书馆资源。你必须找到关于达尔文的很多东西，那是印刷出来的通信选集之外的信息，你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当时主要是我和安妮做这件事，后来又有几位编辑加入了。我们经常一起在图书馆的茶室小聚、开玩笑，那些时光回忆起来非常温暖。

杨：您在编辑达尔文通信的时候开始有了为他写传记的想法，对吗？

布：的确是，我感到只做编辑或许不太够，但是我并没有写传记的真正计划。不过，我已经细读过几部关于他的传记，和韦尔科姆研究所的迈克尔·尼夫（Michael Neve）编辑过达尔文的航海日记，博士论文研究过他，看过这么多通信，这些加起来给我的感觉是，如果我被要求的话我应该可以做得到。我没有主动要写，我一直都很低调，不知道能不能写好。但是1986、1987年的时候，迈克尔在一次伦敦文学圈的聚会上碰见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他们见面之后彼此寒暄，这位编辑说自己非常希望把达尔文的传记列在出版计划中。迈克尔说：“那你不需要我，你需要珍妮特·布朗。”

你知道这样的聚会谈话完全可能事后蒸发，但是那位编辑给我写了封信，“迈克尔推荐你写达尔文传记，我们可以一起午餐吗？”这是传统出版人的一项工作。我们吃了午餐，当然他很小心，因为我是完全不知名的小人物，我也不属于文学界，但他谨慎又热心地邀请我提交一个写作计划。最终我们签了合同，约定1992年出版一卷本的传记。这就是一切怎么发生的，我要再次说，这是机会！人的生活就是奠立在机会之上。

杨：机会、偶然正是达尔文演化论中的重要元素啊。

布：是的，的确如此。我的写作稳步进展，但速度很慢，没有按时完成。孩子们仍旧需要陪伴，我在做编辑工作，有时在大学学院讲讲课，后来从1993年开始我在大学学院正式担任讲师。我告诉编辑进展，他认为对于单卷本而言，我写的细节太多了，要压缩。这是一个好建议，但当时我的朋友艾德里安·戴斯蒙德（Adrian Desmond）、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e）也在合作写达尔文的传记，他们速度非常快。在我签合同的时候，很明显世人亟需一本达尔文的新传记。20世纪80年代科学编史转向社会史进路，提示出应该重新理解达尔文。不是说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说达尔文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和社会。我们有新的史料，包括那些通信，刚向世人开放，有新的解释模型，也有新一代的科学史家。我非常了解艾德里安和吉姆，他们在获胜的一方，1991年发表了非常棒的传记。而我那时还在贝格尔号航程之中呢，这并没有让我很泄气，因为我知道我的版本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和出版社的确有所担心，现在可能会没有市场了。显而易见他们的那本传记是一部力作，获得了很多关注和评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书写了达尔文。我和编辑讨论了几次，我该怎么做，现在如何能够行得通？

我们发现艾德里安和吉姆的传记对《物种起源》之后的岁月关注不多。它展现了非常戏剧化的故事，但止步于《物种起源》的发表及其刚一问世的反应，之后的几十年却压缩到了一两章。于是我修改了写作框架，鉴于他们的成功，我最好的方案是做两卷本，对公众来说这是第一点不同之处。这当然也给了我时间，先发表第一卷，再接着慢慢写。我要重新形成结构，让编辑明白我现在很骄傲两卷本的传记可以允许读者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达尔文。第一卷关于私人的、创造性的达尔文，从出生到写作《物种起源》之前，涵盖所有那些创造力旺盛的时光。这一卷我和艾德里安、吉姆的处理方式有相似性，但没有那个面临社会威胁、充满秘密的达尔文，我的确有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达尔文。第二卷完全是关于《物种起源》那本书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现在他是公众的了。这是我能添加的部分，之前并没有真正被书写过，学者们会很感兴趣。很多关于达尔文的流行写作都将《物种起源》视为故事的终结，但我要做的完全不一样，这是我特别引以为豪的。第二卷包含了很多原创性的研究、很多认真的思考，关于人们对其理论的讨论、接受和争议。达尔文的个性使其著作看起来不那么危险，我关注的那些卡通漫画和通俗出版物对演化论的呈现也很有趣，这些都不是轻描淡写，而是严肃的解构工作。第二卷我注入了很多科学史的训练，当然第一卷也是如此。

杨：您的达尔文传记第一卷发表于1995年（图2），第二卷发表于2002年（图3），这样的两卷本安排并不只是一个策略，而是出于您对达尔文的理解：《物种起源》之后的故事值得大书特书。这说明您的关注点不是局限于天才头脑之中，而是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吗？

布：对，我的关注点绝对不局限于天才头脑。第一卷着眼于达尔文的智识发展，但即使是第一卷我也将其放在境遇中加以考察。不过第一卷到底还是一个关于发现的故事，第二卷就完全不同了。当然这是他的传记，仍旧以他为线索，但我希望将重心放在一个运动之上。科学编史的社会转向以及对达尔文通信的研究给了我强烈的意识：一切都与网络有关，一切都是社会的。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相信达尔文？当然很多人也对此感兴趣。就像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的问题，人们为何相信一个人？对我来说，人们开始相信达尔文，是因为他呈现其研究的方式，是因为他的社会网络、阶层地位、教育背景和写作方式。

在传记写作过程中，我广泛阅读和吸收思想资源，但背后并没有单一人物的理论做指导。这与艾德里安和吉姆的传记形成對照，他们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是关于达尔文的一个社会建构，归功于剑桥科学史学者罗伯特·扬（Robert Young）。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在使用一个特定的模型。我发现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特别有用，关于他的“不变的动者”（immutable mobiles）思考了很多，这涉及到达尔文的环球航行和他积累的那些所谓的“事实”。但什么是事实？事实是我们赞同的东西。我很大程度上受到史蒂文的影响，我读过他的每一本书。我2006年入职哈佛的时候，他还没有退休，因此我们共事过几年。他提供出了图像：科学家对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告诉我，达尔文之所以成为某种圣人般的人物，他的道德生活对于人们当下如何理解他贡献良多。他对我影响非常大，不过我的书不是他的书。

杨：艾德里安和吉姆的传记中有一个深度焦虑的达尔文，您能描述一下您两卷本传记中达尔文的形象吗？有什么不同之处？

布：我呈现出来的达尔文没有那么焦虑，他要冷静得多，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受尊重的绅士。艾德里安和吉姆也并不是不准确，那本传记的核心观点是达尔文如此焦虑以至于推迟发表《物种起源》——我没有这样的观点。这个核心观点对他们的传记来说很有效，达尔文一直推迟到维多利亚社会更稳定的时候才发表《物种起源》，虽然有争议，但是终归得以发表，而且被阅读、讨论和评价，被一些人采纳。如果《物种起源》在19世纪40年代问世，产生的效果肯定不一样。这是他们的论点，我觉得是一个好论点，但达尔文是否有意推迟发表呢？这是个细节性问题，也取决于如何理解推迟这个词。他在收集更多的证据，他做了很多研究，这多出来的工作使得《物种起源》是一本不同的书了，更加有说服力。达尔文收到华莱士的文章之后想加速写作然后发表，他不想成为局外人。这是很有趣的，在19世纪40年代未发表是异常重要的一件事。艾德里安和吉姆的传记主线是焦虑—推迟—发表，我的关键词则是帝国和交流网络，这是不太一样的故事。

我们三个人在剑桥会见面，但我一直没读他们的书，因为不想影响自己的写作，这纯粹只是作者身份的考虑。我可能2003年才读他们的那本传记，因为教课要用到，但是没有写书评。后来我们三个人合作为《牛津传记辞典》写了关于達尔文的条目，篇幅非常长。我们是辞典条目作者中惟一的三人组合，编辑肯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重要性。他不希望我们写三个单独的部分，而要一起写一个整合性的。艾德里安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者，他列了一个表，上面有我们应该涵盖的具体内容。我们三人都认领了一些小片段，艾德里安最后把它们整合起来，补上连接之处，然后三人传阅进行编辑修改。和他们一起工作对我来说像是一种教育，他们比我有效率。你知道艾德里安是个科学家，他会说“下周之前我们需要关于植物学的300字”！200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其出版，是一本题为《达尔文》的小书。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我们不是竞争者，我们因为对达尔文的兴趣而团结在一起，是一个整体。

杨：您在传记末尾写道：“达尔文能做的最具政治性的事情也就是死亡了。”如何理解这句话？您再现出来的达尔文以及您本人都不太具有政治性，对吗？

布：当然你知道这句话有些夸张，这是文字的一种形式。他死后举行的盛大葬礼，的确有非常深的政治性，而达尔文一生却在避免这种政治性。是的，我也不是很具政治性，或许这是一个问题。我缺乏特别确定的观点，我自己是所谓的自由保守主义者（liberal conservative）。我的成长背景与达尔文的类似，所以我非常理解他。这样的背景使我经常尝试妥协，不要激怒他人。我能够从达尔文身上看到这一切，从我自己身上亦然。我的传记不是争议性的，我也从不咄咄逼人地讲演。当我必须讲出来的东西会给某些听众带来焦虑的时候，我对他们深表同情。我从来不是牛津大学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那样的人物，你知道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会带去争议——会场外有人游行，会场内有人大喊，要把他赶出去。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些，或许也是因为我是一位女性吧，这会不太一样。芝加哥大学的杰瑞·科因（Jerry Coyne）是我很熟悉的一位生物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名叫《演化论为什么是真实的》。他是一个达尔文的忠实粉丝，认为他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现代的思想者。杰瑞绝对相信自然选择理论是真实有效的、是事实，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站出来这样说，而当有些人表示这有争议时他感到非常惊诧。

艾德里安和吉姆经常因为我缺乏政治性而取笑我，他们认为科学史的功能就在于它的政治性，或许他们是对的。但或许这也是我成为一位成功科学史家的原因，我很随和，对很多不同观点都能够同情倾听。我不采取公开立场（public stand），当然私下里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曾经做过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的主任，也先后在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史学会担任主席，你得知道如何从不同意见中前行，保持开放、友善、礼貌，除非必要不采取对抗的姿态。这个领域并不是特别给女性的，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

杨：您提到了讲演，2009年被称为达尔文年，估计那是您讲演最多的一年吧。您有什么独特体验？对达尔文被使用的方式有什么评论吗？

布：我很有兴趣谈谈2009年，我受邀做了50多个讲座，但是现在回忆时，我发现邀请我的主要是生物学家。我是历史学家，把关于达尔文的历史带到这些会议中，它们本身并不是历史学会议，而是生物学系纪念达尔文的活动或是讲座系列。其他的发言人多是生物学家，比如雀鸟专家、分子生物学家。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认为达尔文重要，为什么值得纪念。我感觉那一切并不是真的关于达尔文，生物学家纪念达尔文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先驱，他们真正庆祝的是自己今天有多么伟大。他们热切希望传达的是：达尔文在场，他给当下的讲演者们以权威，给他们某种东西团结在一起。我通常是第一个讲演者，之前有招待会，之后会议真正开始。生物学家们要先表示效忠，他们需要的是好的图片，希望被提醒自己也在达尔文所开创的伟大传统之中。达尔文是伟大的思想者、伟大的博物学家，他们希望听到我讲这些，讲完了我也就不必再待下去。

先驱在这里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很有趣的，值得记录下来。对此，我不确定是否完全同意。现代生物学家需要达尔文，但是他们不需要我们的达尔文，他们需要的只是图片，贴在办公室、实验室，放在他们的书里。他们只需要他当一个英雄，给自己智识上的分量。相比之下，我面向公众讲座时，发现他们往往对达尔文这个人本身感兴趣，这很好，因为我也对他感兴趣。

杨：您在哈佛大学的通识课中讲授“达尔文革命”“理解达尔文主义”，面向学生讲授演化论史又有什么不同？

布：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都是很有天赋的年轻人，具有各种各样的背景，之前并没有完全接触到校园里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观点。如果他们上了必修的生物课，会发现达尔文的理论被认为是真实的，不相信演化就是愚蠢的；而当他们上我的课，听到很大一部分维多利亚人发现达尔文的演化论接受起来很困难，所以有些学生认为我是可以聊聊的人。他们课后会来找我，说自己想弄清楚科学发展与自己的宗教背景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会直接说不相信演化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样的观点在哈佛是少数派，从而感受到了来自同辈的压力，但他们的家庭与教会关系很紧密。我足够了解美国文化，对于很多很多家庭来说，教会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子女读书也是在教会学校。年轻的学生们会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假期回家的时候该说什么？我要转变成为一名演化论者，我的祖母会说什么？我听到很有趣的个人成长的故事。作为一个年长的、社会阅历丰富的人，我可以让他们安心，并告诉他们回家说什么。演化被认为是科学的事实，但是不代表它能证明别的事情。让我们思考一下整个自然界，用自然原因能够解释物种变化，但这不意味着神不存在。人类永远为此迷惑，达尔文一生为此担心。这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思考它也是自身成长的必经之路。有很多方式可以让你的信仰系统与科学相整合，比如一些物理学家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人格化的神，而他们寻找的基本粒子可以说是那种力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思考神，我鼓励他们去尝试。这实际上也是我自己的观点，不仅仅是为了安慰、鼓励他们。

杨：达尔文编史学有何新进展？我们在重新思考达尔文革命时学到了什么？

布：我的两卷本达尔文传记已经有年头了，但我认为它们还站得住脚，我不认为之后有多少东西可以加入到关于达尔文在他自己社会的特定故事之中。不过，我认为关于演化理论——不一定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在全球传播的故事，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做异常有趣的研究。我们知道科学知识从本地境遇中产生，作为科学进步而被世界接受。演化思想为现代世界奠基，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而且遍布全球，这体现出的就是科学的本质：科学被建构出来就是要每个人都同意，它的功能就是从本地到全球。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是如何全球化的？国家之间如何互动？

重新思考达尔文革命，就是要将达尔文去中心化。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更理解他做的一切。我们要回到整个19世纪的演化思想运动，可能过去20年人们都在做去中心化，现在我们需要做得更多。重新思考达尔文革命，意味着不仅仅是达尔文，也不是革命，那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就像重新思考哥白尼革命一样。

去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辑的一本达尔文引语集。达尔文不是那么容易引用，也不像爱因斯坦那样是一位有力的社会问题的评论家，但是可以通过引语文本说出达尔文一生中的重要时刻。这是一本面向公众的书，帮助读者弄清楚他是谁？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人们怎样想？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目前我作为亨廷顿图书馆的“迪布纳杰出学者”（Dibner Distinguished Fellow），正在写一本极简生物学史。我接下来要做的、更学术化的工作，是关于达尔文去世之后的事情：从1882—1959年的70多年间，英美世界是如何使用达尔文的。他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本质上像一个商品。由于我的语言能力与知识背景，我很难做到全球范围。这个写作计划并不是达尔文传记的第三卷，而是要回答“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想书名会是Darwins Legacy，或者Darwins Afterlives。

杨：您在英国剑桥、美国麻省剑桥度过了关键的时光，各有什么体验和感受？

布：我在英格兰的剑桥生活了15年多，其中在“达尔文通信计划”工作了8年。我经常去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与那里的人成为朋友，但我从未在那里教书、指导学生，因此只有不太强的附属关系。那种经历是完全的愉悦和享受，在哈佛大学就不一样了。我2002年在伦敦的大学学院升任教授，2006年全职来到哈佛，面对的是不同的大学结构和繁重的工作量。我每年开4门课，指导研究生，后来又做了系主任，所以是非常不同的生活。我不是在抱怨工作量大，我当然也非常享受在麻省的剑桥生活。哈佛给我的，我尽力回馈，所以是双向的。

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历史悠久，我们仍旧保留传统名称，当然涉及的教研范围远远大于科学史。尽管有时我们也讨论是否应当在名称中添加社会学维度，这样外界也许更清楚我们都在做什么——即使哈佛内部很多人也不了解科学史是什么，但我们很骄傲保留这个传统名字，就像一个历史遗产一样。在我们的网站上、各种会议上、各种活动中，我们总要解释科学史意味着什么。不管之前分别作为英国、美国科学史学会的主席还是作为哈佛科学史系的主任，对我来说解释科学史是什么都是一种训练也是责任。我认为通识教育中的科学史教学非常重要，所有学生都应该理解科学具有其历史，应该将科学放置于社会背景之中。科学和技术是当代的主要力量，每个人都要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现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不是非要批判它们，不是非要说它们是可怕的，而是要思考它们现在是其所是的原因。也许用“科学史”这个词来涵盖这一领域是困难的，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有很多相关项目，本科生教育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相关课程，包括中国，这很令人鼓舞。

杨：您最后想对相关领域的中国学者说些什么吗？

布：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让交流沟通变得更容易？如今的科学史界主体都是英美人，也许他们有些人会多种语言但也还没有包括中文，我们该怎么克服障碍去推动这种交流？目前已经有了一些翻译项目，学者的访问交流也很重要，只有身处在一种文化里才能够对其有深入了解。比如我在台湾访问过十天，很高兴了解到那里的高专业水准。在我们的国家也有非常广泛、热情的读者群想去读关于中国的书，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你参加过很多国际会议，你一定发现了热情的听众。我们现在要做的也许是如何建立更多、更顺畅的渠道。我目前已经不招收研究生了，但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学生短期来访，而且希望我们的学生也有机会到中国访问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中国学者还有一个发表英文文章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习得英美系統的约定俗成之规矩的过程。很多文章没有被接受，不只是语言问题，而是对这些规矩不熟悉。我教研究生们写作课，会拿一篇文章作为范本，讲这是起始段落、概述所有内容，这是证据首次出现，哪些部分可能是审稿人要重点寻找的，等等。不是说全世界都得采纳英美的章法，但是对于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有英文论文发表总是一件好事，表明你是一位国际化的学者。英美科学史处于统治地位时间很久了，曾经担任两个学会主席的我对此很关切，英语国家建立了这些结构，只向英语使用者开放，这当然需要改变。也许我们要寻求的不是英美方式，而是学术方式。我祝愿中国的学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