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南

几十年前的教育有不少是搞大呼隆，上政治课的教师只要记住若干句口号，去解释这些口号的指向性、重要性、迫切性大抵就可以了。上语文课也不算太难，熟读一些诗词、警句，教一些生字，纠一些错句，读一两段批判文章，已经够份量了。英语课基本不设，坚持要设的，就英译中教读一些口号，也有一些有创意的，如教学生读一些“缴枪不杀”之类的口号。数学物理也差不多，上“两机一泵”，讲一颗子弹能打多远，说扔手榴弹的抛物线原理，等等。老师认为这样教结合现实，学生听得云里雾里。

那时候没有什么“三点半钟”难题的，也不存在什么“特长班”。“三点半现象”好解决得很，学生没课了，一律由班干部教大家唱革命歌曲，或者全班留在课室自习，谁请假要登记。那时也没什么“特长生”之说，谁有特长就说你“封资修”，说你没有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

那年头最能表现文艺特长的是唱歌，能唱“杨白劳”的就算中音了，能唱杨子荣“穿林海”那一句高音，算是男高音了，能唱李铁梅“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的，算是女高音了。跳舞也不算太难，主要是整齐就可以了，能“劈一字马”的算很厉害了，男的只需懂三个动作，一是举起右手，眼看前方；二是腿迈弓箭步，左手曲抬胸前，右手后撇，算是造型了；三是緊握拳头，脸向前方，两手有力地摆动等，这就可以进宣传队了。当然，样子也要考察的，一般煞气重的和低俗长相的，总会被浓眉大眼，长着“向日葵”脸的取代。

后来的教育也很难，个个老师想赢，都鼓励学生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其核心就是不能够输，只能赢，想赢怕输，输不起便成了每个学生家庭的“枷锁”。还有的高考班，课室里张贴着标语，写着：“提高一分，干掉万人”，在这种口号的刺激下，哪能使同学之间、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帮呢。于是，悄悄地产生了一批批冷漠的、缺乏爱心的人。这些人后来参加工作了，又慨叹：怎么没有人愿意参加同学聚会呢？这个答案并不难找到。

我们都知道教育很难的，孔子就是典型例子，孔子辛辛苦苦办教育，今天还是老有人骂他，有的人有空就骂孔子，但受了委屈时就会埋冤别人不仁不义；有的骂孔子骂了几十年，老了一想，还是“仁义礼智信”有道理。这类事原因很多，出发点不同，动机复杂，不在本文议论范围。

当过教师的，大抵都知道教育的难，莫说是教书育人了，就叫你家里喂养几十只猫，几十条宠物狗，几十头牛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何况人和动物不同，每个学生后都有父母，有爷爷奶奶，有姥爷姥姥，他们老在背后议论你，评价你，表面上一个班40多个学生，但背后却有一支团队。那个难啊，可想而知。

我们培养的是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所以我们必须吃透什么是新时代的人才，社会发展需要什么人才，我们怎样培养人才，必须向“精准”方向迈进。搞过扶贫的人，深知“精准扶贫”几个字的珍贵和可操作性，因为你精准了，就不是拿钱买富，拿钱“填坑、补洞”，不是用钱“摆平”那么简单，它势必要求你分层、分类、分性质、分急缓、分轻重，这一分，才可体现精细、准确，一举歼灭困扰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大难题。教育也是如此。

教育也要迈向精准化，要向培养各行各业，包括新兴产业，包括按预测到的发展方向培养人才，而不是那种“大呼隆”，不是那种“应试”战略，而是人才战略。不是那种一考公务员就人山人海，一去企业、实体就冷冷清清的教育，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能适应群众需要，能创出一片新天地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