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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初五朝的刘温叟，被宋太祖、太宗推崇为“当世名节士”。他的名士风骨体现在哪里？

名士首须有民族气节，持民族大义。生在官宦之家的刘温叟，活动于“主易则他役，习以为常”的动荡五代。父亲刘岳，官后唐太常卿，对“重厚方正，动遵礼法”的儿子，既赞其“风骨秀异”，又忧其遭逢乱世、难得善终，说“得与老夫皆为温、洛之叟足矣”。故为之取名温叟。长大后，刘温叟先后官居后唐监察卸史、后晋知制诰、后汉驾部郎中、后周中书舍人，宋建隆三年复为御史中丞，俨然是官场“不倒翁”。但是，他做官有底线：只做汉官，绝不替异族主子卖命、当万人唾骂的汉奸。后晋时，契丹攻陷汴梁，一干后晋官员被掳至北境，他随即和承旨张允一起自请解职；契丹国主大怒，要将他贬外地，以作惩戒，幸有燕王赵延寿劝阻，说不能这样轻侮饱学之士，刘温叟才得“罢职出院”。他的民族大义、气节，很是坚定，不似江南名士、文坛领袖钱谦益那样有官就做，甘作“贰臣”，受人诟病。

名士又要操守清廉，不沾铜臭味。宋朝宪府惯例，每月赏给公用茶，御史中丞受茶钱一万（约合十两银子），如公用不足，可从罚没赃物赃款中提取、以为补充。可刘温叟“恶其名”，不使一文赃钱，宁可自己清苦些。时在潜邸的晋王赵光义听说刘温叟清贫，主动派人送去钱五百缗，他收下了，却原样不动地封存于西厢房。第二年夏天，晋王又给刘家送去角黍、纨扇等物，派的人恰好是上年送钱的人，到刘家一看，上年送的五百缗钱依旧堆在西厢房，回去后就告知晋王，赵光义感叹道：“我钱尚不用，况他人乎？昔日纳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岁不启封，其苦节愈见。”只好叫手下把两次送的钱、物都拉了回去。一次秋宴上宋太祖听到晋王说这些事，也不禁“再三赞叹”！温叟官德之清正廉洁，无人可及。

名士也得遵礼仪、循职守。刘温叟对继母十分孝敬，即使在酷暑盛夏，每次问候继母他都把帽子、衣服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尽人子之礼。作为御史中丞，他对皇帝的某些过失，都能及时规谏而又不失人臣之礼。有天傍晚回家，路过朝阙，碰见太祖皇帝带着内侍登明德门西楼游玩；刘温叟故意叫手下人一路吆喝过朝阙。翌日上朝，他奏对说：“人主非时登楼，则近制咸望恩宥，辇下诸军亦希赏给。臣所以呵道而过者，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御楼也。”他都管到皇帝八小时之外的生活上去了，太祖深以为善，说他管得好。史书说：“五代以来，言执礼者惟温叟焉。”在刘温叟言传身教下，其学生杨徽之、赵怜几后来都成了名士。

对王献之那样的名士，《晋书》称“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然在我看，名士不光要知书达礼、风流倜傥，诗书文画、冠绝一时，尤要具备明大义、守节操的高尚德行。钱谦益纵然文名满天下，但晚节有亏，且流连于烟花巷，则不能不说是人生败笔、名士瑕疵。固然因時代不同、标准不一，对钱谦益之类名士的风流韵事不必过于苛责，但其生活之不检点，亦非光彩事。而有无风骨，则为判断名士高下的主要标尺。

名士当然不是圣人、完人，但名士不可无德。名士固然要别具风流，但名士更须有风骨，莫堕于下流、俗流。普通士子嫖娼是丑闻，风流名士招妓则成美谈，这不公平，也岂有此理！才子加流氓的人物不配称名士。“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曹雪芹虽落泊，却当得起名士之称。品德、学识、风骨兼具的刘温叟，为古今名士立了标杆。

注：文中刘温叟史料及引见《宋史》列传第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