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

摘要：在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贵州和北京堪称一对双子星座，两地的地下文学都经历了各自令人瞩目的传奇故事，贵州的黄翔和北京的食指成为那个时代传奇的主角。前者引导出“启蒙社”，后者引导出“今天派”。这两个早期地下文学流派在当时各自占有了什么样的位置？谁主导了当时文學生产的审美趣味？这正是本文所要进行考察和回答的问题。但愿通过对他们的传奇与占位的考察，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那个时代特殊的诗性。

关键词：场域;占位;传奇;象征资本;黄翔;食指

本文将主要采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即一种文学社会学方法来考察早期地下文学中北京和贵州诗人的传奇与“占位”倾况，考察的时间大致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

北京诗人或“今天”诗人所获得的“主导性占位”具有左右场域规则的权力，它使“朦胧诗写作”所倡导的现代美学观念和文本策略成为“场域”内的主要“游戏规则”，而与这一套“游戏规则”相去甚远的贵州“启蒙式”写作只能被视为“非主导性”的边缘化的浪漫写作，它在“场域”内的“占位”相对来说自然较低。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之中有一个重点，那便是对“场域”动态结构的揭示，他认为一个“场域”在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之后，会出现一组对立的“二元结构”——在主导性的、拥有较高“占位”的位置与非主导性的、时刻觊觎高级“占位”的位置之间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结构的张力，彼此的斗争构成了“场域”的历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贵州诗人从来没有放弃对已经取得“主导性占位”优势的北京诗人进行挑战和冲击。他们总是以一种强迫症与受虐狂姿态来强调地下文学的起源在贵州并企图以这个源头之争来夺取地下文学场域内的“占位”优势。为此他们以启蒙式的泛政治策略及令人震惊的革命手段塑造了自己的先锋性和传奇性。吸引公众的眼球，营造狂欢效果的黄翔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挥舞着他那如炮筒状的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在天安门前疯狂的呐喊：他率领他那浑身捆绑诗歌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如外星人入侵地球一般奔向北京各高校。这一系列令人瞠目的行为，正如他的亲密诗友哑默所说：“黄翔以中国大地上第一代大字报诗人形象奏响了新诗大潮的序曲。”从中不难看出，黄翔的斗争策略仍然是以文革话语反文革本身，这种在肉体行为中爆发的非理性语言往往空有热情，但无形式，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空洞与陈旧也在所难免。但考虑到黄翔地处偏远，他的高年龄以及他可资利用的文学资源的稀缺，还是可以谅解的。在经历了几乎是一生的文学斗争之后，黄翔还是积累了他的文化象征资本，当他51岁时，他总算可以将其兑换成实际资本了（即实实在在的海内外名声）。

象征资本是布尔迪厄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在文学场域内部有特定的资本积累手段，资本的积累程度直接关系到积累者在“场域”内部的“占位”情况。积累象征资本的手段包括写作、发表和阐释的情况、同行认可的程度、学术机构的接纳程度等。贵州诗人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为何漫长，因为他们常常从文学场域中越界至其它场域，如政治场域等，因此他们纯粹的文学象征资本的积累就必然十分漫长。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贵州诗人才终于获得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占位”，部分国内外学者开始注意到贵州地下诗人早期的声音，并认为它或许是地下文学最早的声音，当然对于这一带有传奇性的说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野兽”的《火神交响诗》

1941年出生的黄翔，在受尽人间折磨之后，终于迎来了他迟到的光荣。1992年10月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将他和1942年出生的哑默（两人性格迥异，前者似火，后者若水）同时收入该中心主持的第10届《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并确认对他们两人作为1992、1993年度世界名人的提名：该中心并同时授予诗人黄翔“世界知识分子”称号和“二十世纪成就奖”。1993年1月由该中心和美国国际名人传记研究院联合发出邀请，邀请他们于当年7月上旬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参加两中心共同举办的第20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大会。这一年黄翔走出中国，完成了他少年时代就想远走高飞的梦想。而好静的哑默却选择了一直呆在贵州。

黄翔大半生都被惨烈的命运所纠缠，他出生不久就离开亲生父母（父亲是国民党东北保密局局长，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南养母在湖南桂东农村养大。由于出生“剥削阶级”，黄翔仅勉强念完小学，从此便随养母干起了繁重的农活。他8岁时的某一天从乡间一口水井里捞出死鱼，结果被人当场抓住，认为有投毒之嫌，即被五花大绑当街示众，随后又被关进牢房，还差点判刑。后经化验，发现水中无毒，才得以释放。如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一天的童年经验对黄翔来说是致命的，他后来的恐惧、疯癫、被迫害狂都与这一天的精神创伤有关。从此他的命运真是与众不同，离奇古怪了。

1956年，黄翔15岁时，他的一个叔叔把他从桂东接到贵阳，在一间工厂当学徒。几乎就在这一年，他开始亡命于文学，尤其是诗歌，当然他也开始经历上百次的诗歌投稿退稿的厄运。

1959年3月的一个夜晚，黄翔在茫然的激动中辗转反侧，幻想着遥远的世界及新奇的生活，他爬上了一辆火车，远去大西北，他不停地做着精神分裂症式的白日梦，总认为有一位“穿着红衣裙的牧羊姑娘”会在歌声中出现并爱上他。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张逮捕证，其罪证是“畏罪潜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企图偷越国境逃往苏联”（据我所知，当时许多青年都有偷越国境的念头，好些人还付诸实践，我当时所在中学就有几个中学生如此做过）。接下来，黄翔被“劳动教养”3年，之后，成为一个“黑人”，在社会上流浪，露宿街头并在漫长的饥饿线上挣扎，后来在一家小煤窑里找到一份拉煤的工作。

1966年，文革爆发，那时已在一家茶场工作的黄翔又遭抄家，因从他手稿、书信中发现其“恋爱信件”中的诗歌流露出绝望的痛苦，即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关人拘留所。就在这时，他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似乎也是“有罪的”，很快病倒了，由于医院拒绝为反革命的儿子治病，孩子不久死去。此时的黄翔崩溃了，接着被送进精神病院，医生对他进行了麻木神经的痴呆性“政治治疗”。

以上这个小传是我在参阅了黄翔自撰的《并非失败者的自述》后进行的略写。从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写于1968年的《野兽》一诗的愤怒激情：“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这首诗可以当作黄翔一生的真实写照，同時它也获得了普遍的历史意义。此诗虽从自我经验出发，却与文革的语境完全吻合。这证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一流诗人在书写个人命运时，他也就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因此，该诗被公认为是文革这一历史关节点上的早期中国地下诗歌代表作。

同样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某一天，资产阶级出身的诗人哑默从贵阳一个古旧深黑的门洞中走出，独自来到郊区一个叫野鸭塘的地方，这里的农民收留了他，让他在此地公社的一间小学任老师。哑默的诗歌写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的名字也逐渐开始在贵阳地下文学小圈子内流传。

很快，野鸭塘成为一个诗歌重镇（北洋淀几乎与此同时也成为北方的一个诗歌重镇，北岛、芒克、多多等人曾在那里聚首并催生了后来的“今天”），各色人物在这里进出，有诗人、画家、演员、音乐工作者，这个沙龙被黄翔取名为“野鸭沙龙”，诗人们在这里谈论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其实这类地下沙龙在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如我出生的重庆就有两个以陈本生、马星临各为其主的沙龙，北京有徐浩渊的沙龙，北岛、芒克的两个沙龙，南京有顾小虎的沙龙，上海有朱育琳、陈建华的沙龙……但许多沙龙都被无声无息地埋没了，犹如一代又一代被埋葬的中国地下诗人（稍有夸张，但是事实），唯有北京和贵州这一对双子星座临空闪耀，夺人眼目。

该文为何先从贵州说起，原因有三：一是黄翔、哑默的高龄（二人均有65岁了）;二是贵州早期地下诗人（尤以黄翔为主）过于出众的狂飚突进的冲击力：三是黄翔写过一篇让我一读之后终生难忘的文章《末世哑默》，该文是我读过的众多同类文章（描写地下文学的文章）中最震动我心的文章，地下文学的传奇之美被他描述得令人惊叹，直叫人想回到那个时代去重新生活一次：

早年的时候，哑默在野鸭塘的房子是个独间。在我的记忆中窗口栽着一棵仅有几片嫩叶的小树，或一簇美人蕉。日照中影子投入房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哑默气氛。房间里有一架小床，靠床的小茶几上总是整整齐齐地撂着一堆用彩色画报纸包着的书。这些书是哑默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惠特曼、泰戈尔、罗曼·罗兰、斯·茨威格和早年的艾青。还有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后来又挤进了意识流大师伍尔夫和普鲁斯特。靠墙的一角堆着几堆《参考消息》，从桌子一直堆齐天花板，颜色多半早已发黄。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那些年代，哑默就从这些报纸的文字缝隙中窥探“红色中国”以外的世界。有时一小点什么消息就会让他激动不已。如肖洛霍夫或帕斯捷尔纳克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小则报道。……当尼克松访华、叩击古老中国封闭的铜门时，他同他的朋友们兴奋得彻夜不眠，在山城贵阳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他们手挽手壮着胆子并排走（这在那种年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行为立即视为“异端”，若被夜间巡逻的摩托车发现，就要被抓起来）。青春的心灵跳动着梦。他们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仿佛中国已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一个崭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处女诗作《火炬之歌》（我的《火神交响诗》的第一首，写于1969年）闯进野鸭沙龙……我第一次朗诵《火炬之歌》的那天是个夜晚。屋子里早已坐着许多人。我进来的时候，立即关了电灯。我“嗤”地一声划亮火柴，点亮我自己的一根粗大的蜡烛，插在房间中央的一根独木衣柱顶端。当蜡光在每个人的瞳孔里飘闪的时候，我开始朗诵。屋子里屏息无声，只偶尔一声压抑的咳嗽。许久许久，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才发现整个房间还没有人从毛骨悚然的惊惧中回过神来，我这才听到街上巡夜的摩托车声。

以上这段文字颇富时代现场感。如同闻到某种特殊的气息一样，我闻到了那个时代特异的思想、生活的核心与细节以及早期贵州诗人的隐秘之美。但隐秘的美注定要以一种黄翔式的“血啸”面目出现，它注定要疯起来，这“疯”出现在1978年10月10日。这一天，黄翔带着几个帮手从贵阳到达北京，如他自己所述：“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卷成筒状，如炮筒，如沉默的炸药，如窥视天宇的火箭，我抱着它上了火车、扛着它进了北京城。……我之所以选定北京，因为在那儿，立于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惊雷！……墙上出现了一把我自画的火炬。接着，两个谷箩那么大的字‘启蒙赫然显现。接着，是我亲自奋笔疾书的《火神交响诗》……街上的交通马上被堵塞。我应群众的要求即兴朗诵。在手挽手地围住我、保护我的人群中，我只有一个感觉：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民族的肌肉正在我周围重新凝聚。我第一个人点了这第一把火。我深信，我一个并不为世界知晓的诗人，在北京街头的狂热的即兴朗诵，远胜于当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

接下来，黄翔一次又一次轮番对北京进行冲击，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远离文学场域，最后他干脆从“启蒙文学”直抵“政治文学”。他一会儿像一个政治家一样要对毛泽东三七开，要重新评价文革：一会儿又像一个国家领导者一样欲邀请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与他坐而论道谈人权。如此大而无当的多头出击，如此不专注于文学场域内部的技艺锻炼，其紧接而来的“占位”形势可想而知。政治场域中的象征资本并不能在文学场域中进行交换，仅在与国际资本进行流通时会有例外。但一个诗人不能拿例外来进行赌博。正如庞德所说：“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一个诗人永远都应专注于他的诗艺，也就是说永远都应把自己局限在文学场域内，可以保持政治幻觉，但不去作越界之尝试。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一个诗人不反叛，反叛是人的天性，更何况诗人。我在此只是想说对反叛之范围、理性、与形式感的把握。而这几点是一个诗人在文学场域中获得较好“占位”的关键。而黄翔在这几点上都输给了北京诗人，因此他虽有“壮怀激烈”的个人传奇，但在诗歌界内部的“占位”却不可能超过早期北京地下诗人。

二、相信未来

就在贵州发出“地下之声”的同时，北京地下文学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食指在黄翔写出《野兽》《火神交响诗》的前后，写出了以地下形式传遍大江南北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68年“是建国后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历史关结点意义的年份，这一年12月20日毛泽东发出‘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使得文学在红卫兵向知青的身份转变中发生新的转折，真正意义上的‘知青文学和‘文革地下文学从此拉开帷幕：当代作家食指在这一天坐上四点零八分的火车离开北京，并在火车上构思成《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个‘四点零八分的历史时刻成为一代人青春的创伤记忆。”仅仅两年之后，食指又于1970年写出了“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多多语）的纯净程度极高的《相信未来》。多多后来在他的一篇被引证极多的回忆文章《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这样说：“郭路生（食指）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的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关于他的疯狂有许多说法，因此充满传奇色彩，据马佳回忆：“郭路生有次险些自杀，那是一种极其惨烈的失恋经历。能够在自杀前期听到马车驶过运河那种铃声，在听到这种铃声时，他又产生了一种生命的渴望……失恋肯定是他崩溃的一大因素，早在1968年，他就在和一个维族姑娘相爱，他爱得很真，很热烈，但又清楚地看到隔在他们中间的重重障碍。这段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恋情，使他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中痛苦不堪……他在草地上不停地翻滚，哭喊着那个女孩的名字”，那女孩其实就是赛福鼎的女儿赛莎莎。但据我所知，食指是与李立三的女儿李亚兰结婚后，第三者的介入而导致精神错乱的。1972年开始，他就基本长期住在北京第三福利院。2003年11月，我同他一道在广州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知道他现在已经出院了，与一位颇富爱心的护士一道生活。看上去他精神不错，但据林莽说，偶尔如受刺激会犯病，他会突然说“芬兰女总统是我的情人”之类的话。

即便是疯了的食指，并且已经退出了文学场，他的影响力仍很大，他是直接启迪了“朦胧诗”整整一代诗人的源头性诗人。江河说：“他是我们的酋长”，多多说：“他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传统”，北岛也曾说过：“我当时写诗是因为读了食指的诗”。食指的名字早在70年代初就在祖国大地上秘密流传，成千上万的青年传抄他的诗，据说《相信未来》一诗甚至惊动了江青，被江青点名批判过。

对于食指在地下文学场域内的高“占位”，黄翔颇有怨言。他在一封信里说：“北京的一些人追溯中国当代诗歌的缘起总是尽可能回避南方，老扯到白洋淀和食指身上。其实无论从时间的早晚，从民刊和社团活动，从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都风马牛不相及。食指的意识仍凝固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今仍坚持‘三热爱，无论过去和现在思想都非常‘正统和局限。他当时的影响仅局限在小圈子里，而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我想这是公允的。”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前面已说食指当时的影响已广及全国知识青年，举一个例子：就连当时在昆明工厂当工人的于坚都于70年代初读过《相信未来》，由此可见其传播的深广度。食指如今的声名已超出了文学界，被公认为中国早期地下文学的第一人。当然，我们可以说黄翔从事地下文学的时间比食指早，因他的年龄比食指大，但早并不等于就能积累更多的象征资本。与黄翔相比，食指对于诗艺更专注、更自觉，他从不从诗歌中越界，他终其一身都在探讨诗的形式，深受其老师何其芳的影响，崔卫平在一篇文章说：“他很快和我谈起了何其芳，谈起了何其芳当年对他说的，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他边打手势边对我说：‘得有个窗子，有个形式，从窗子里看出去。”如此形象地谈论诗的形式可见他对中国现代格律诗这一形式探究的执着。又如崔卫平所说：“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换句话说，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而黄翔却常常从文学场域中越界到其它领域，如进入泛政治领域，“追求轰动效应，渴望听见群众狂欢，热爱诗歌运动”因此黄翔没有遵循布尔迪厄关于“象征资本”的获得必须依靠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这一铁律，我们见到黄翔的激情若脱缰之野马，四处狂奔，多头而零乱，完全不象食指那样埋首于诗歌这一点上。

除食指之外，白洋淀也是北京地下文学的一个重镇，芒克、多多、北岛等人都曾在那里切磋诗艺。白洋淀与野鸭塘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两个地方都有一群谈论文学与人生的朋友，不同的是文学资源却相去甚远。如多多所说：“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这批内部读物真是及时雨，让“今天”诗人们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了决定性的书，正如北岛后来所说，正是这批书的翻译文体帮助了他们挑战枯躁的新华社的大字报式文体。完全可以想像，当时的贵州文学青年却处在无书可读的苦闷之中，他们只读了早年艾青诗选、泰戈尔之类，这些书还不能强力提升他们的精神高度，他们对于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或前沿还一无所知，而北京青年已十分熟悉存在主义及荒诞派戏剧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北京地下文学在场域中的占位必然领先于贵州，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在写作中自然而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偏远的贵州地下文学只能处于非主导性的占位，要么成为模仿者，要么繼续它那艰难的在场的斗争。常常出于急躁，贵州诗人往往会采取一些特别恐怖的革命行动来挑战已取得优势占位的北京诗人。如前所说，黄翔于1978年身扛卷成炮筒状的100多张巨幅诗稿奔向北京：后在80年代末又搞什么天体星团大爆炸，他带领几个小青年，将书写的诗歌捆绑于全身，犹如真实的炸药武装于全身，以如此“武装”奔赴北京，对北京五所高校进行艺术“大爆炸”，其结果可想而知，黄翔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入狱。今天看来，这样的行事确有闹剧之嫌，但也实属无奈，因为“今天派”诗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流通了，黄翔却仍在贵州的监狱进进出出并独自哀叹：“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承认我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