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ffaella

上帝眷顾的女人

雷·曼，达达主义的奠基人、蜚声世界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大师、诗人、雕塑家。1929年，22岁的李·米勒成为了雷·曼的助手、情人以及缪斯女神。从雷·曼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李·米勒特立独行的神秘魅惑，高贵又兼具野性的美，让雷·曼神魂颠倒，爱得发疯。就像欧姬芙之于斯蒂格利茨，李·米勒对雷·曼亦是如此，不会唯命是从，她一意孤行，只做自己想做的。

在雷·曼最负盛名的作品《一个女郎和她五颗眼泪》中，造型美丽的两只大眼睛，感伤的怅惘的眼神，五粒晶莹欲滴的玻璃球“泪珠”，十分动人。这张照片是雷·曼和李·米勒于1932分手后不久创作的。雷·曼的另一幅作品《时间观测台：爱侣》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这张带有裸体的黑白照片，是对他李·米勒双唇的描绘。与雷·曼强调李·米勒的助手身份不同，李·米勒更多地说自己是合伙人的角色。在一起的时候，两人还重新发现了失传多年的摄影技术“中途曝光”。而这期间很多署名雷·曼的作品，也实际上出自李·米勒的镜头，两人的合作及情人关系也在李·米勒回到纽约开设自己的工作室后告终。诚然，雷·曼是个慷慨的导师，同时也是个嫉妒的男人。“你是那么地年轻、漂亮且自由，” 雷·曼写信给李·米勒，“我恨自己既羡慕你又痛苦不堪。”后来，雷·曼画过一张自画像，他的太阳穴抵着一支手枪，脖子上套着绳索，试图以自杀威胁和请求李·米勒回到他身边。

1934 年，李·米勒嫁给了一位埃及商人，但很快又厌倦了埃及回到巴黎，与另一位英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罗兰·彭罗斯结婚。罗兰·彭罗斯曾从卡地亚定做了一副金手铐，想铐住李·米勒的心，可得到的回复是：“亲爱的，我不想‘为爱做任何事情，也不想让你‘为爱做什么，因为我要自由。”对于李·米勒来说，我爱你，但拒绝取悦你。

冲上前线的战地摄影师

有人说，上帝造物是不公平的，就比如李·米勒。作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和巴黎时尚界的宠儿、名模，李·米勒有一张令人神往的脸，被当时的时尚圈惊为天人，赞为“美的闪闪发光”，她还是毕加索的私人摄影师，卓别林都曾奉她为缪斯女神，以她为创作灵感。但美貌也并非她唯一的标签，她更是现代主义艺术家，并且是当代最杰出的摄影家之一。

在与罗兰·彭罗斯结婚后，李·米勒跟丈夫搬到伦敦汉普斯特德，并且很快拥有了一个孩子。与此同时，二战爆发，李·米勒没有听从父母的劝告及时回美国，而是被聘为美军的随行战地摄影记者，与《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大卫·雪曼一起工作。李·米勒确实不是唯一一个二战时期的女摄影记者，但她确是少数身处交战火力之中，从近距离报道前线的女记者之一，而她居然从没有在战役中受过伤，也算是奇迹。李·米勒发给美国版《Vogue》杂志的照片和文字也具有相当的震撼力，尤其是刊登在1945年6月刊的一张整页——一堆被折磨得瘦骨嶙峋的人山，似是尸体重叠，但那些微张的双眼似乎还有余光……“Believe it”，李·米勒如此标题，让美国人见识了希特勒的罪证。

如果有什么值得现在的摄影记者的学习的话，我们显然在李·米勒的新闻照片中看到了毋庸置疑的艺术美感。早期时尚摄影的灯光训练和摆拍，令她驾轻就熟地处理画面结构，按照安德烈·布勒东的说法，即一种“痉挛之美”：一个刚刚遭受轰炸的小礼拜堂，墙砖从大门倾倒下来，就像一张恐怖大口吐出舌头；战犯的死刑；纳粹高级军官和家人的自杀场面；护城河上漂浮的尸体；面容枯槁、精神涣散的幸存者，以及，集中营内垒成山丘的死尸。在她的镜头下，死亡并不恐怖恶心，反而具有古典油画肃静哀伤的情调，挑起人们对战争、对罪恶和人性的另一面思考。超现实主义手法，作为李·米勒的人生信条，当然更是有意无意地融入在她的记录摄影中，诚然这并不违反新闻纪录的职业操守。不过，也许是她的宿命，李·米勒最著名的一张战时照片偏偏不是由她拍，而是由她当模特的。在被盟军解放了的慕尼黑，希特勒的一所私人住宅内，她和摄影师大卫·雪曼以及其他记者们得以放松长久紧绷的神经和身躯。大卫·雪曼拍下了李·米勒在希特勒的澡缸里沐浴的镜头。这张明显摆拍的照片给拍摄者和被拍者都带来了名气，尽管它并不能体现李·米勒在战地记者这一行所做出的辛苦贡献。

战争结束后，李·米勒继续为时尚圈工作了两年，拍摄时装和名流，比如亨利·摩尔、让·柯克托、好莱坞明星克拉克·盖博、弗雷德·阿斯泰尔等等。由于拍摄对象大多是她的圈中好友，这些图像显得轻松自在，和严谨纪实的新闻图片截然不同。但是，画面中仍然保留着超现实主义的古怪風味。不过知道李·米勒摄影师身份的人其实并不多。这并不奇怪，她在自动结束了作为一个摄影师的生涯之后，便把所有的底片资料都藏在了自家阁楼上，甚至对所有问她索取资料的人撒谎说一切都在战争中遗失毁坏了。

意犹未尽的“叛逆”

出生于纽约州泊基普斯市的李·米勒受洗时名为伊丽莎白，她的母亲是一个来自体面家庭的加拿大护士，她的哥哥约翰喜欢着女装。李·米勒的父亲是个有着极好艺术修养的工程师，不但给她富裕美好的生活，还纵容她的种种调皮和超出常规，鼓励她按照自己的天性去生活。李·米勒在7岁时曾被人玷污，父亲用给女儿拍裸体照的方式来治疗女儿的羞耻感，他对李说：“性只是一种机械运动，和爱无关。”这句话影响了李·米勒一生，她在少女时就在日记里写下了“当然我是与众不同的”。18岁那年，她说服父母让她远赴巴黎学习舞台设计，实验戏剧就此走进她的生活，也因此影响了她的命运。回到美国后她继续学习舞台美术，并进修舞蹈和表演，很快就在表演艺术方面崭露头角。然而她一生最关键的际遇是在纽约街头和出版大亨康泰·纳什的邂逅，当然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梦幻。据说是康泰·纳什把正在过马路险些撞上汽车的李·米勒一把抓住，李·米勒也就一把抓住了和《Vogue》杂志主编的面试机会。剪着一头男孩似的短发的李·米勒开始出现在《Vogue》杂志的封面上，并且很快成为时尚界的宠儿，当时各路著名摄影师们也都找她当模特。活色生香的时尚圈终究难使李·米勒心甘情愿，做模特的依附、取悦、屈从也让聪慧、独立的李·米勒多少有些意难平，李·米勒开始投身摄影工作，拍时尚，后来又跑到前线。

从前线回来的李·米勒像个鼓足了气的皮球终于泄了气，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精神紧张又时而恐慌。她跟家人搬到英国乡下的农场，李·米勒迷上了烹饪，再次把超现实主义运用到烧菜之中，做出蓝色面条和粉色花菜这样的东西，她自创的“潘若斯”开口三明治甚至还在一个挪威的比赛中获得头等奖，可见她这个人在任何需要创意的领域中都能拔得头筹。然而她不再对她的美丽外表过多关心，尽管六十岁左右，她居然去做了拉皮手术。但她毕竟是个发了胖的老妇了，不再是那个《Vogue》封面上的妙龄少女了，而且长期酗酒和猛烈抽烟不仅毁了她的美貌，也毁了她的健康，以至于她在七十岁的时候死于肺癌。她要求将自己的遗体火化，骨灰撒在法利农庄的植物园。离世前不久，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浪费过生命，哪怕一分钟。如果可以重活一次，我希望自己是更加自由的人，无论思想、身体还是感受。”

而李·米勒唯一的孩子安东尼·潘若斯和她早期关系也并不亲密，他在感情上对带他大的保姆更为亲近。他们之间因为安东尼的妻子才逐渐缓解，另外，安东尼对母亲的早年职业毫不知情，直到她过世后整理遗物，才拉开了这个在现代摄影史上的一段传奇。而如今，作为李·米勒档案馆的馆长，安东尼整理研究母亲的作品达三十多年之久。“李·米勒是个超现实主义者，她的生活就是超现实主义的，她会从日常生活中，以独特的角度发现超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