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梅 南楠

摘 要：赛珍珠的《龙子》既是反映一部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小说，也是一部反思战争与暴力的作品。她通过刻画两种截然不同的日本人的形象，既传达了她痛斥日本侵略、力挺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显现她对人类和平的无比渴望。本文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日本人的形象入手深入研究赛珍珠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日本，并进一步解读其隐含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及其深层的文化意蕴，以期准确把握赛珍珠有关战争与和平、民族與国家以及人性等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赛珍珠 《龙子》 日本人

赛珍珠的代表作《龙子》（Dragon Seed）是最早以文学作品形式向西方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的英文作品，“是（赛珍珠抗战小说中）分量最重也最为成功的一部”，被许多读者誉为“来自中国抗日前线的真实报告”。小说发表于1942年，正赶上美国对日本宣战后的一个月，美国人民对他们的亚洲盟友充满了兴趣，迫切想要得到来自中国前线的报告。小说出版之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仅每月图书俱乐部就印了29万册。评论界更是对其青睐有加。美国《时代周刊》评论它“生动感人。这是第一部直露地描写被占领的中国抵抗日军的小说”。目前对赛珍珠这部作品所作的研究成果却屈指可数，研究主要从自我的视角，即从中国人民遭受创伤、奋起抗战的视角来研究赛珍珠对战争的思考，鲜有从他者的视角，即从日本人的形象的视角来审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及摧残，因而我们对战争的危害及反思难免有失偏颇。本文将从分析《龙子》中塑造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日本人的形象入手，深入研究赛珍珠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日本，并进一步解读其隐含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及其深层的文化意蕴，以期准确把握赛珍珠有关战争与和平、民族与国家以及人性等问题的思考。

一、侵略者形象的构建 小说《龙子》以1937年至1941年间南京城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为背景，书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构建“东亚共荣圈”为名举兵大肆侵略中国，无情地戕害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大肆焚毁其赖以生存的故国家园，最终激发民众奋起反抗的故事。赛珍珠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在小说中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日军的侵华暴行，为世界文坛保留了日军在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屠杀平民、无恶不作的有力证据。

首先，赛珍珠巧妙地运用套话来为日军素描，逼真地呈现了侵华日军肆行暴虐、人神共愤的形象。“套话是形象的一个特殊存在形式，是陈述异族知识的最小单位，是对精神和推理的惊人省略。”小说中套话的使用随处可见，如：“鬼子”的脸是“凶残、野蛮”的，像一群“恶魔”，满脸“愤怒、凶猛”，眼睛里面燃烧着“淫荡”的欲火。通过使用这些早已渗透进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套话，赛珍珠既醒目且言简意赅地勾勒了敌人的画像，又为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他们的丧尽天良做好了充分的铺垫。

其次，赛珍珠借助脸谱绘画成功地塑造了日本军人狂妄、凶恶的形象。脸谱是戏剧演出时所使用的脸部化妆技术，它既可帮助观众了解舞台人物的性格、故事的发展脉络，又可快速、直观地呈现人物角色的忠奸善恶。小说中那个起草安民告示的日军军官被赛珍珠这样描绘：“个头矮小，有一张愠怒的脸，故意把眉毛刷得翘翘的，挺着胸脯，啥时候都穿着一身上尉制服，总是火气冲冲的样子，不是朝人瞪眼睛，就是吼来吼去地训斥人。”赛珍珠通过丑化这个日军军官，并以点概面，表达了她对日军愤怒、仇恨的情感。根据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描述的形象塑造者对异国形象通常所持的三种态度：狂热、憎恶和亲善，可以看出赛珍珠对日军的脸谱绘画属于负面的、憎恶的，对中国人则是持一种正面的、亲和的态度，她通过描述日军的崇尚暴力的邪恶来突出中国文化中的“以和为贵”，展现了其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

再次，赛珍珠在《龙子》中也聚焦了血淋淋的强奸场面，充分展示日军泯灭人性后的疯癫。日军强奸妇女不分老幼，林郯的亲家因为过于肥胖无处藏身而被奸杀；林郯的大儿媳兰花偷偷溜出避难所而被四个敌人轮奸致死；小姑娘的姐姐被捆在地上，遭到三十多个日军的轮奸，最终屈辱而死，她仅五个月大的儿子则被活活用被子闷死。这些妇孺的悲惨境遇被赛珍珠以小说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具体的情节像一幅幅立体感十足的画面，抓住了读者的心灵，让人既对敌人的强奸杀戮怒目相向，又忍不住对妇女们的悲惨遭遇扼腕叹息。除了妇女，敌人也不放过男人，找不到女人时，他们竟丧心病狂地把林郯的小儿子当女人给强暴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打仗和好色的兵并不稀奇，但日军淫荡到了如此地步的行径，连一大把年纪的林郯也不曾听闻，他愤怒地喊道：“说他们是蛮人、野人、动物、畜生，统统都言轻了。”圣公会的牧师在记录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强奸妇女的暴行时也不由得感叹：“似乎不可能有这样披着人皮的魔鬼存在。”

如果说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战争带给女性的伤害远比男性更加深重久远、痛彻心扉。男性向来是战争的挑起者、主导者和终结者，女性则被动地卷入战争，充当了战争的牺牲品。自古以来，战争胜利方对战败方进行攻城略地、强暴妇女以实现其占领及剥夺“他者”民族的纯洁性的目的。“女性的身体在民族战争中其实是战场的一部分，侵略民族主权或自主性与强暴女体之间、占领土地与‘占领妇女子宫之间，似乎可以画上一个等号。”强奸带给女性的精神创伤伴随着她们的一生，因强奸带来的性病、堕胎、弃婴等一系列问题更给女性带来无休无止的耻辱。赛珍珠以女作家特有的生命体验，通过书写战争环境中女性的生存状态，聚焦战争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戕害，关心女性的生命和尊严；不但如此，赛珍珠还将对战争的反思扩大到了人生、人性、民族生存和历史精神等方方面面，对战争摧残人性的命题进行了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思考。

二、忏悔者形象的建构 赛珍珠虽在小说《龙子》的前半部分着力描绘了一群丧心病狂、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在中国进行惨无人道的侵略，却在第十五章笔锋一转具体刻画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于日军的日本人。他不是士兵，每天的工作是拍照片并传回国内。他想要用双眼去捕捉和定格各种真善美，却发现了太多赤裸裸的丑恶。“他目睹了他的同胞蹂躏年轻妇女，甚至糟蹋老妇。”他觉得他们极其肮脏、残忍，甚至丧失人性。他勇敢地表达自己对这种行径的忏悔和愤怒：“我恨我们的人对你们的百姓造下的罪孽。”他还表达了他的羞耻，他无法相信他们竟能在这里干出这些惨无人道的事来。不仅如此，他敢于揭露他们的卑劣行径：“我的同胞们乐于此道，他们把这看作一个发财的时机，各人只顾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民众，他完全不屑于那些勾当，他宁愿回老家去，和家人一起好好过日子。他的忏悔既是一道利剑，无情地刺穿了敌人凶残的嘴脸，又是一记耳光，响亮地打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脸上，同时也表达了日本人民在侵华事件中的无奈。

在战时的特殊语境下，日本人往往是以负面的“群像”形式出现的。在大多数“抗战”文学作品中，日本人的群像特征是凶残、变态、冷漠、无情，读这些作品时，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日本人发自内心的痛恨和无情的鞭笞。而赛珍珠的《龙子》在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的同时，对普通日本人的人性和人情作个体化的描述，并从侧面观照了日本人的反战情绪，表明其对战争所持的理性心态。她没有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而是仔细探求战争中的善与恶，她既看到了一群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军，不断做出丧尽天良的行为；但她也看到了一群日本民众，他们深受日本皇权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在盲目中被卷入战争，在战争中逐渐认清了所谓的“圣战”是不折不扣的非人道的侵略战争的本质。赛珍珠对这位忏悔者人性善良的一面的深入发掘，体现其人道主义立场。

三、侵略者与忏悔者形象的解读 赛珍珠独特的身份和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造就了她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她虽生于美国，却长在中国，从小接受中西方双重文化的熏陶。她既在家中由母亲辅导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又拜中国先生为师，接受中国的私塾教育。中西方两种文化同时在她的心中生根发芽，她已经分不出自己究竟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她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自己如何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中美文化之间的：“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成长……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中国话，举止像中国人，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分享他们的思想感情。在美国人的世界，我则将两者之间的门关上。”她对中美两国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称美国为母国，给予她血统，把中国称为其父国，赋予其精神和心思，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她的亲人，对于她们的遭遇她能够感同身受。

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后，远在美国的赛珍珠通过《每日邮报》看到了日军凶残杀戮中国同胞的报道后，坐立难安，立即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出了义愤填膺的谴责：“所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每个字、每一句话都被中国人的鲜血沾住，字里行间发出了血淋淋的冤喊：还我头颅！”她坚定地与遭受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紧紧地站在一起，支持中国的一切抗日活动，并表示自己绝不会袖手旁观，视而不见！赛珍珠说到做到。她成立紧急援华委员会为中国募集数额可观的抗日物资，还发表以“抗战”为背景的专著，宣传支持抗日的重要意义。当她了解到中美兩国人民互不了解，彼此隔膜很深时，她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特殊经历，四处向美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讲，号召中美结盟击败日本军，呼吁他们为中国捐款捐物，努力消除弥漫在他们中间的“中国必败”的悲观情绪。她不但对中国“抗战”到底充满信心，而且对中国赢得最后的抗战胜利信心满怀。在看她来，日本对中国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杀戮只会唤起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侵略的决心和勇气，觉醒后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必然会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殊死搏斗，坚决捍卫祖国、保卫祖国、拯救家园。她不但大胆预言，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而且断言战后世界格局的稳定必定要有中国的参与。她甚至预言中国与美国将成为领导世界民主的两大领袖，她呼吁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中美两国都要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和平、公正的世界；另一方面她积极创立东西方协会，促进东西方的沟通和交流，并且通过创办《亚洲》杂志，向西方介绍东方文化以及进步的作品，并亲自撰写三十余篇文章和剧本，介绍和宣传中国的“抗战”。

赛珍珠并不是以一名外族人的身份冷眼旁观这场战争的，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满腔热爱以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立场亲自投入战争。虽然她没有亲眼目睹这场泯灭人性的屠杀，但她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感让她在得知这一噩耗时热血沸腾，仿佛受到了切肤之痛。赛珍珠不仅从道义上、精神上而且从行动上、物质上支持中国的抗日，她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高举人道主义的大旗，坚决地捍卫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痛斥侵华日军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

陈思和在分析中国抗战小说的特点时提出：“由于战争往往使复杂的现象变得简单，整个世界被看作是一个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分化体……这种由战场上养成的思维习惯支配了文学创作，就产生了‘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具体表现在艺术创作里，就形成了两大语言系统：‘我军系统和‘敌军系统。这两大语言系统归根结底可以用‘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模式来概括。”大部分的中国抗日小说都可以归类于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

赛珍珠突破了写作局限。她虽无比痛恨日军凶残本性以及他们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但她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都已经丧尽天良、无可救药。她在小说中刻意地提到忏悔者不是士兵，并通过他勇敢地表露自己对本国士兵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和“憎恨”来区分日本人民和日本士兵。她在自传中也清楚地写道：“我怎么也无法想象日本人民会是我的敌人，或者我是他们的敌人。战争让人类遭受磨难，然而我们必须记住，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那些犯了弥天大罪制造暴行的人不是日本人民，而是那些欺骗了日本人民的人。”赛珍珠独具慧眼，识破了他们妄图在日本民众中大肆鼓吹军国主义思想，并通过片面或错误的新闻报道，歪曲事实、隐瞒事实真相，不断挑动日本民众排他的民族主义的卑劣行径。因而，她虽对日军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她并没有伤及无辜，她深刻地认识到战争只是侵略者的实现自我野心的工具，不论是中国人民还是日本人民都是战争的无辜受害者。

赛珍珠的民族主义得益于她采取的“双焦透视”文化态度。她在双语文化环境成长的经历让她能够摆脱任何一种文化的束缚，审视两种文化的优劣，以更加宽广的视角和两种不同的参照体系来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因而她在小说《龙子》中从全人类的高度看待中日战争，希望全人类能够实现相互理解，远离战争。她认为，美好的心灵是没有国界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她强调：“我们只有理解和欣赏全人类的基本的人性，才能向一个民族阐释另一个民族。”在她看来，民族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她担心，一旦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和平的民族将被带入战争的深渊。

《龙子》既是一部揭露日军侵华的战争史，也是一部描述中国人民遭受蹂躏的磨难史。赛珍珠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痛斥日本侵略，力挺中国人民进行英勇抗战；同时她又站在人性主义的高度上，观照战争中被摧残的生命、被扭曲的人性以及被重创的人生。赛珍珠虽然并没有直接体验到这场战斗的残酷，她所有对战争的了解都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但她本着与中国人民共命运的情感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切；同时，旁观者的姿态又让她站在战争之外审视一切，从而能够以更大的视角——人性来思考这场战争。赛珍珠通过刻画两个截然不同的日本人形象——官方的日本军的形象与民间的普通百姓的形象——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碰撞，既折射出她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日本，也反映出她对战争与和平、民族与国家以及人性等问题的思考，对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如何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反对权力的滥用等问题均有很深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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