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远

“文革”期间，很多大学毕业生被发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去的是四川省最穷、最偏僻的地方奉节县（今属重庆市管辖），人称四川的“西伯利亚”。1969年4月1日晚8时，收音机传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的新闻，接着播送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可是当我们把这特大新闻告诉我所在新民公社正在开会的村民时，他们竟漠漠然无动于衷，散了会各自回家睡觉。

只有大队革委会主任有些兴趣，问我们：“能不能把林副主席的报告记录一份，好早一点学习？”若在今日，这是举手之劳，然而在40多年前，要看林彪报告只能靠报纸。我们公社只有一条土路连接县城，报纸由省城用汽车运到县城要一天，转车到公社又需一天，大队派人到公社去取再花半天，因此我们通常都是看3天前的报纸。遇到雨雪，土路泥泞通不了车，看一个星期前的报纸也是常事。

当时有句口号叫“宣传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大队主任虽然用商量口吻，实际上就是交代任务，身为“受教育者”，岂敢不遵照执行？大家一商量，认为要记录林彪报告，最重要的是务必百分之百准确，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当时有的人粗心大意，抄毛主席语录写错一个字，就被打成“反革命”。这样的惨事我们见得多了，不得不防。

很明显，要是跟着常规广播来记，难以保证准确。该怎么办呢？有一位会装配半导体收音机的同伴，对这方面懂得多些。他说唯一的办法，是跟着“记录新闻”这档节目来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