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祥

1934年，毛泽东曾对冯雪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当时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片刻，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可见，鲁迅跟蒋介石尽管后来政见不合，势同水火，但他们之间却不乏契合的地方，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决定了他们日后那种既对立，又在对立中保持一定分寸的特殊关系。

良好互动因政变告终

因为有相同的经历和追求，鲁迅在1927年之前，对国民党和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是颇有好感的。1926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的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将蒋介石与吴佩孚并举，显示出鲁迅对蒋的认同。

而斯时的国民党对这位“老同志”也是十分看重的。1926年8月，鲁迅南下到厦门大学执教，不久，即收到当时主持中山大学校务的副主任委员、国民党要人朱家骅的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去“指示一切”。在鲁迅尚未最后决定前往时，1926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即迫不及待地发表消息：“著名文学家鲁迅即周树人，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席。中山大学委员会特电促其来粤担任该校文科教授，闻鲁氏已应允就聘，不日来粤云。”同日，广州国民党的另一喉舌《国民新闻》也发表了同样的消息，足见当时国民党对鲁迅“期盼”之切。

鲁迅一到广州，即受到各方的热烈欢迎，在中大欢迎会上，朱家骅尊称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鲁迅对一些官僚政客的邀请，素来是概不赴宴的，不过对与蒋介石走得特别近，在北京曾有一段“共同战斗”经历的朱家骅的邀约，却并未拒绝。不仅如此，这段时间，鲁迅跟既是蒋介石重臣又是连襟的孔祥熙也关系甚好，往来密切。在1927年3月1日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孔祥熙代表广州革命政府出席会议，鲁迅第一次见到孔。同年3月29日，鲁迅应邀与孔祥熙一同到岭南大学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鲁迅还应孔祥熙之邀到其公寓“小坐”。

然而，这种良好的互动很快因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工农大众而告终。“四一二”后，中大校长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积极执行国民党的“清党”政策，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鲁迅反对这一血腥政策，并主张学校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因此跟当局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又因为一些人事上的原因（主要是傅斯年聘用指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著作的顾颉刚来校任教），愤而辞职，离穗赴沪，由此揭開鲁迅跟蒋介石“水火难容”的历程。

在内山书店避难31天

这种对立，就鲁迅方面而言，自然是“有文皆从敌着想，无日不与战为缘”。1927年4月30日蒋介石发表演说：“我们所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

鲁迅即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一文中辛辣嘲讽：“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聩糊涂。”在《“友邦惊诧”论》中，更是直斥蒋介石政权与日本侵略者是一丘之貉：“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对鲁迅这位“老同志”与老乡的“恶毒攻击”，蒋介石及其手下也不假辞色，他们或造谣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或想方设法查禁鲁迅著作，或派特务追踪……最严厉的是1930年2月13日，当鲁迅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时，许绍棣（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将呈请通缉鲁迅的函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部再提交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执委会委员陈立夫签署了通缉密令。

此密令所附的通缉名单共65人，鲁迅是其中之一。得知消息后，为避免牵连别人，鲁迅于1930年3月19日只身避居在日本友人开办的内山书店的假三层楼上，至4月19日回家，共避难31天。鲁迅在1934年写的《自传》中说：“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1926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直到晚年，鲁迅仍对此事记忆犹新，怀恨如故。

不直接点蒋介石的名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也许出于对当年双方共同的理想与追求的尊重，也许是出于对对方文章或者事功的某种欣赏，也许是出于斗争策略……无论是鲁迅，还是蒋介石，都在双方撕破脸皮的同时，又都给对方留有余地——换言之，都很有分寸。

就鲁迅而言，无论对蒋介石政权进行什么样的讽刺挖苦甚至破口大骂，他都守住了一条底线：不直接点蒋介石的名。

1933年4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曹聚仁发表了《杀错了人》一文，其中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难免的，但“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

鲁迅读了此文后，写了一篇《〈杀错了人〉异议》，文章从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而大肆杀人，说到当时的军阀混战：“所以我想，中国的革命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所谓“看错了人”，既指过去“看错”了袁世凯，更指现在“看错”了蒋介石。

周建人在《回忆大哥鲁迅》一书中，回忆鲁迅曾亲口给他讲过这么一件事：当时李立三找到鲁迅，说：“你在社会上是个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言：“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又道：“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的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鲁迅复言：“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李立三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

蒋介石的“关照”

有趣的是，仿佛彼此间有默契般，虽然蒋介石不满鲁迅含沙射影地指责他的内政外交方针，也想了很多办法来对付他，但跟鲁迅一样，对于“回击”，他也拿捏得颇有分寸。

不妨先来看看鲁迅所谓“特约撰述员”的身份问题。1927年，鲁迅因蒋介石反共，与之决裂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后，为生计考虑，仍希望能从政府那儿谋求经济来源。192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蔡元培是“九人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鲁迅闻讯，通过他的同乡章廷謙、郑奠等人向蔡元培活动，以便为他在浙江大学研究院谋到一个职位。此事虽然没有成功，但鲁迅仍然写信给章廷谦，感谢章、郑为他积极争取，且对蔡元培颇有微词。

到这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的提议，组建国民政府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相当于教育部），蔡任院长。面对新的机会，鲁迅又通过同乡以及光复会同人许寿裳的关系，再次向蔡元培活动。蔡元培经过考虑，大笔一挥，给了鲁迅一个“特约撰述员”位置，不用上班，每月可领取300大洋。

从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整整四年间，鲁迅每月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300元大洋津贴，总共领取14400元。不可否认，这笔固定收入，对于斯时靠自由撰稿为生，同时背负家庭重任的鲁迅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因为有这笔钱的支持，免除了鲁迅的后顾之忧，也成就了鲁迅在文坛最为辉煌的时期。那么，这笔钱跟蒋介石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在1930年12月6日至1931年6月18日这段时间，教育部部长一职，是由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亲兼的。如果蒋介石对鲁迅不留余地的话，完全可以将鲁迅的“特约撰述员”一职和高薪给裁撤了。

鲁迅逝世后，有传言说蒋介石让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名义敬献花圈。此事无法证实。但据茅盾回忆，曾在广州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孔祥熙与其夫人倒是送了挽联，挽联云：“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另外，对鲁迅的家属，蒋介石也似有所关照。

1940年1月，许广平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谈及励志社曾给鲁迅捐款，且指定其中部分用于接济鲁迅家属的生计。励志社于1929年1月成立，社长由蒋介石担任，实际负责人是总干事黄仁霖。此社是一个以黄埔军人为对象，以振奋“革命精神”，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最忠实之党员，勇敢之信徒”为目的的组织。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朱安女士”一章，还提到过这么一件事。1942年2月1日，鲁迅的原配朱安致信许广平，信里讲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找到她家，代表蒋委员长送她十万法币，开始她推辞不敢收，但这位秘书长说：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朱安认为“主座赐不敢辞”，便收下了这笔钱。海婴行文至此，对此表示疑惑：蒋介石为什么“一方面在政治上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又假借（送钱）关心父亲的前妻，这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其实，这未尝不是蒋介石的“分寸”。

鲁迅与蒋介石这种把握“对立中的分寸”的处世哲学，跟中国传统老子哲学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可谓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