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

邺城

《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写曹操讨袁熙、袁尚后返回冀州，造铜雀台于漳河之上。至第五十六回铜雀台筑成，便有大宴文武一幕。毛宗岗评曰：“曹操之有铜台，犹董卓之有郿坞也。”其实不能如此相提并论。铜雀台建在冀州邺城（在今河北临漳），是都城宫苑的一部分，而郿坞则是董卓建于自己封邑的私邸，虽规模宏大（史称“与长安城相埒”），却未以枢廷之用。当然，建铜雀台时曹操还是丞相，未晋魏公魏王，名义上邺城亦未作都城。但自建安十年（205）曹操平定冀州，鄴城事实上已是曹魏政治中心。

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备载历代建都之制，将邺城作为魏都，其卷十一（邺上）即述曹操经营邺城之事：

《三国志》魏太祖本纪曰：汉建安十三年春正月，作玄武池以肄舟师。十五年冬，作铜雀台。十八年秋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

《宋书·礼志》曰：建安二十二年，魏国作泮宫于邺城南。又曰：建安十八年七月，始建宗庙于邺。

邺城正式作为都城，是在魏文帝曹丕之时。《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二年（221），裴注引鱼豢《魏略》曰：“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水经注·浊漳水》解释说：“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也。”然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于此有分辨：

其实长安久不为都，谯特因是太祖故乡聊目为都，皆非都也。真为都者，许、邺、洛三处耳。自建安元年（曹）操始自洛阳迎天子迁都许（备见武帝纪中），并每有征伐，事毕辄书“公还许”。至九年灭袁氏之后，则又迁都于邺矣。纪虽于此下屡书“公还邺”，或书“至邺”，而尚未能直揭明数语，使观者醒眼。至二十四年，则书“还洛阳”;二十五年，又书“至洛阳”;其下即书“王崩于洛阳”。至其子丕受禅即真位，皆在洛。盖自操之末年，又自邺迁洛矣。（卷四十“许邺洛三都”条）

王氏这段话勾勒了曹魏“宅京”之简明路线图，即依次为许、邺、洛三地。但卢弼《三国志集解》认为，曹操既领冀州牧，邺城乃其治所，而曹魏建国之前，“犹奉汉正朔，不得以（曹）操之行止，即谓为汉都之迁移也”（武纪建安十年注）。由此否认邺之都城地位，理由并不充分—同时存在的献帝之汉廷多半只是一种摆设。自建安元年（196）曹操挟天子迁许县（魏文帝黄初二年改称许昌），直至延康元年（220）献帝禅位，这二十五年间许昌只是名义上的国都。而真正的权力中心自然随曹操而转移，邺城作为曹操着意经营的治所，实际上很快取代了许昌。近世读史者大多不以正朔观念否认这种事实。顾氏《历代宅京记》胪述历代都城，倒是偏偏不列许昌，大概在亭林先生看来那只是献帝囚居之所。

魏国三都：许昌、邺城、洛阳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建安十八年曹操晋封魏公后，即在邺都组建了自己的政府班子。献帝册命魏公的诏书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几句：“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锡。”（见武纪）曹操既有冀州十郡，名正言顺就是一国。除了兴建魏社稷宗庙和铜雀台、金虎台，更重要的是政权建制，敕封魏公在五月，十一月即“初置尚书、侍中、六卿”。至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爵为王，又置相国、御史大夫等，三公九卿差不多就凑齐了，其详情可参见万斯同所撰《魏国将相大臣年表》。

与此同时，邺都还成了人文荟萃的文化中心，名声远播的“建安七子”都在邺中。应瑒、徐幹、阮瑀、陈琳、刘桢皆为曹操掾属，孔融官至少府、太中大夫，王粲后来成了魏国侍中，他们与曹氏父子诗酒酬和，那些深沉而不乏绮丽的诗赋被后人标识为“建安风骨”。王者及其依附者咸与文学，都需要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之外去确定人生价值。但很难说这些人同属一个文学圈子，只是现在往往被人称作“邺下文人集团”。

《晋书·礼志下》有数语记载邺都正旦朝会之事：“魏武帝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其时魏武宫中的繁胜景象不难想象。所谓“正会”，即正旦朝会，这是说新年开门之日曹操是在邺都接受百官朝贺，作为汉相他并不出席许都的汉廷朝会。不必称之分庭抗礼，献帝那边没准只能关起门来自己过年，如此亦见许昌作为汉都的尴尬地位。

左思《魏都赋》描述了邺都宫中的恢弘气象，还专门写到规模巨大的文昌殿—

……建社稷，作清庙。筑曾宫以迴匝，比冈隒而无陂。造文昌之广殿，极栋宇之弘规。?若崇山崫起以崔嵬，髧若玄云舒蜺以高垂。瓌材巨世，?参差。枌橑复结，栾栌叠施。丹梁虹申以并亘，朱桷森布而支离。绮井列疏以悬蒂，华莲重葩而倒披。齐龙首而涌霤，时梗概于滮池。旅楹闲列，晖鉴抰振。榱题黮，阶嶙峋，长庭砥平，钟簴夹陈。风无纤埃，雨无微津。

这些绮丽藻饰的文字看上去不乏夸饰成分，但作者本人申明绝无虚构。《三都赋序》强调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这信誓旦旦的写实主义，直是妙手出之。

许昌

从地图上看，许昌几乎在邺城正南方，两地直线距离超过三百公里。此地本春秋许国国都，秦时置县，两汉属颍川郡。在曹操挟天子迁来之前，许昌只是区区县邑，其时颍川郡治还在阳翟（相传为夏禹都城，今河南禹州）。以许昌为都城，是董昭的主意（后来曹操加魏公、魏王之号亦皆此公所创），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

此前献帝经历了从洛阳到长安再回銮洛阳的一番折腾。初平元年（190）董卓因诸镇讨伐而迁都长安，王允和吕布诛董卓之后，李傕、郭汜杀入长安，继而两军相攻，活活将京城变成了人间地狱。兴平二年（195）七月，杨奉、董承护驾东归，途中足足耗时一年，其间艰险困踬一言难尽，抵达洛阳已是建安元年七月。董卓迁离时曾对洛阳宫殿大肆破坏，六年后整个洛阳城更是窳败不堪。献帝回不了宫里，只能暂住原先中常侍赵忠的宅子。继而曹操接手銮驾，很快迁往许昌。

《郡国志》称颍川郡在洛阳东南五百里，如今洛阳到许昌走高速不足一百七十公里。这地方自然没有像样的屋宇可作宫室，《后汉书》献帝纪专门提到，献帝到了许昌只得住进曹操的军营。

洛阳不可居，许昌亦是简陋，但迁都的考虑首先不是皇上起居。董昭向曹操的建言是这么说的—“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魏书》董昭传）迁离洛阳便于曹操挟天子而控驭大局，其思路甚明，可为什么选择许昌作为都城？原因亦简单，此前曹操剿灭了颍川的黄巾余党，部队就驻扎在许昌。已是焦头烂额的杨奉接到曹操书信大喜过望，跟护驾而来的其他将领说：“兖州诸军（指曹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这里专指皇上）所当依仰也。”就这样，此后二十五年间，许昌便成了汉王朝最后一个都城。

既定都许昌，少不了大兴土木，如《三国演义》第十四回所说：“盖造宫室殿宇，立宗庙、社稷、省台、司院、衙门、武库。”但以曹操苛切、率俭的性格，不会让献帝的汉家宫阙搞得多么高大上。况且建安十年之前，曹操面临的军事形势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耗费大量财力。献帝时许昌的宫苑和基础建设，《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注所引诸史都未作记载。这恐怕是一座比较简陋也最孤寂的都城，魏晋文人不屑流连，更未留下像班固、张衡、左思二京三都那样华美的辞赋。后来，魏明帝太和六年（232）重修许昌宫，起景福殿、承光殿。工事既成，何晏奉命作《景福殿赋》，篇中不吝溢美之辞，但那早已不是献帝的许昌宫了。

当曹操在邺城造铜雀台的时候，许都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这座都城只是献帝幽居之所。从武帝纪看，自官渡之战后曹操再也没有回过许都，就连册封魏公典仪也是献帝派人来他这儿—“（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翌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裴注引《献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持节印授之。”还是未能将曹操请到许都。

《后汉书》伏后纪从另一个角度证实，许都与邺都已暌隔万里—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此谓曹操“以事入见”，不知是哪一年的事儿。按汉仪旧制，让武侍用刀戟挟着老曹的脖颈去觐见献帝，这好像不大可能（前边还说“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不过可信的是，曹操确实不再去许都朝见。早在曹氏封国之前，献帝就给了他一种特殊礼遇—武帝纪建安十七年正月，曹操平定关中后，有谓：“公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讲史者多以此例說明曹操如何跋扈而藐视朝廷，其实他何曾“剑履上殿”？献帝是巴望着老曹常来宫里走走，但献帝不是高祖，曹操也不是萧何。

自然，许昌还留着曹操的相府，由丞相长史王必统兵督守。建安二十三年正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太医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率家僮杂役攻打王必军营。显然许昌已相当空虚，否则这些不掌握军队的异见分子不敢贸然行事。据武帝纪裴注引挚虞《三辅决录注》，他们的计划是，先除王必，而后“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这等以卵击石的突袭只是许都沉闷生活中一个小小插曲，在小说叙事中却有着悲剧美学的意义（小说将吉本写作吉平，与耿纪、韦晃拆成两事叙说，第二十三回写吉平下毒，第六十九回则是耿、韦起事）。其实，这些人即便拿下许昌也不可能左右大局。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献帝的存在，理论上依然有着号令天下的意义，这也是曹操必须将献帝圈养在许都的原因。

从吴会到京口

东吴都城亦历经三地：京口、秣陵（建业）、武昌，但最后又从武昌迁回建业。

孙氏起事在吴郡。建安五年，孙策薨，孙权接过父兄留下的摊子，亦立足于此。《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有这样的概述：“却说孙权自孙策死后，据住江东，承父兄基业，广纳贤士，开宾馆于吴会，命顾雍、张纮延接四方宾客。”吴会原是吴郡、会稽二郡合称，后来作为具体地名则专指吴郡郡治吴县（今苏州）。《三国志》吴主传谓：“曹公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另，顾雍传亦谓：“孙权领会稽太守，不之郡，以雍为丞，行太守事。”曹操让孙权做会稽太守，他却让顾雍代行其职，自己仍留驻吴会。卢弼《集解》按：“会稽太守本治山阴，屯吴者，当为军事便利计，且图进取也。”

建安十三年（208），也就是曹操在邺城开凿玄武池那一年，孙权自吴会迁于京口（今江苏镇江）。那时孙权离称王称帝的日子还很遥远，但东吴俨然亦是一国，那时不啻将京口作为都城。不知何故，吴主传中并未记载孙权在京口的活动。但《蜀书》先主传明明说到刘备曾往京口会见孙权。那是赤壁大战之后，刘备雄踞荆州，传谓：“（孙）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京，即京口，又称京城、京镇。刘备诣京见孙权之事，亦见《吴书》周瑜、鲁肃、吕範诸传。《三国演义》将刘备赴京口敷衍成东吴招亲的喜剧故事，书在第五十四回。但京口在小说里称作南徐（即南徐州，其实这名称南朝宋武帝时才有，初时地域在淮南，宋文帝时移置江南），刘备于此赚了夫人又安然脱身，读者印象至深。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介绍说：“三国吴曰京口镇，汉建安十三年，孙权自吴徙治丹徒，号曰京城。十六年，迁建业，复于此置京督为重镇。”又曰：“汉建安十三年，孙权徙镇于此，筑京城，周三百六十步，于南面西面各开一门，因京岘山为名，号曰京镇。”（卷二十五南直七）按此描述，这是一个不大的城池，可能本来只是作为过渡性考虑。

从时间上看，孙权迁徙京口大约在赤壁大战之前，他很可能就是在京口指挥战事。但奇怪的是，《三国演义》说孙权翦灭黄祖后，乃以柴桑为行在，第三十九回说，“命孙静守吴会，自领大军屯柴桑”。接下去大战临近，第四十三回便是诸葛亮来商议联合拒曹之事—“却说鲁肃、孔明辞了玄德、刘琦，登舟往柴桑郡来……及船到岸，肃请孔明于馆驿中暂歇，先自往见孙权。”此回写诸葛亮舌战群儒，东吴的文武大臣多数俱在，甚至包括吴国太。拉家带口都迁来柴桑，显然不是临时驻跸。小说往往随情节编排，自不必当真。柴桑是东吴水师大本营，小说家将孙权搬到这儿似有靠前指挥的意思。卢弼所谓“且图进取”，亦可为小说作注脚。

孙权自吴会迁至京口，继而又由秣陵（建业）迁至武昌，这是一条贴着长江南岸由东向西的路线。再看鲁肃传就知道，这正是当年鲁肃给孙权擘划的战略图景—“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后来猇亭之战几乎推进到巴蜀境内。

建业—武昌—建业

京口作为孙权的治所只是三四年光景，下一站是秣陵。吴主传：“（建安）十六年，（孙）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秣陵即今南京，与京口相去不远，建都此处应该不是出于别的考虑，而是取形势堪舆（风水）之利。这事情最早是长史张纮的主意。《吴书》张纮传谓：“（张）纮建计宜出都秣陵，（孙）权从之。”其中内情见裴注引《江表传》，原先张纮说“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认为是建都的理想之处，但“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来竟是刘备让孙权脑洞大开—“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秣陵古称金陵，秦时置县，西汉时一度曾为小侯国，东吴建都之前算不上什么通都大邑。自孙权到此，更名建业，开启了六朝繁华的历史。然而，起初这一段时间战事频仍，还顾不上都城规划与建设，重点是改造城西临江的石头城，作为军储库藏之地。故左思《吴都赋》有“戎车盈于石城，戈船掩乎江湖”之语。从建安十六年到二十五年（改延康元年，220），孙权在建业这九年中，与曹魏在东兴至皖城一线互有攻防，吴军几次推进到合肥均功败垂成，而曹军亦未能突破濡须口（在今安徽无为县）。

吴国三都：京口、建业、武昌

虽说孙权可倚恃长江天堑，但都城如此靠近魏境，亦未免令人吃惊。可居然是曹操怕了。吴主传谓：“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孙）权所略，征令内移。”不料官府强拆强迁搞得鸡飞狗跳，江淮间十余万百姓反倒跑到东吴这边（亦见《魏书》蒋济传）。以后东吴拿下江北的庐江郡，使建业稍有战略纵深。可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看似弱势的东吴却一直觊觎江北，早先孙策未死时还曾谋划长途奔袭许昌（《吴书》孙策传）。

建安二十四年，东吴灭关羽，定荆州。翌年曹操薨，继而曹丕受禅称尊，改元黄初。二年，刘备亦称帝。就在这个历史节点，孙权将都城迁至武昌。《通鉴》胡三省注曰：“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从地理位置看，这地方已接近中原。从建业到武昌，孙权的战略思路是要走出东南一隅。不过，赢得了荆州的孙权尚未脑瓜发热，此际对曹魏采取韬光养晦政策，由过去的汉臣转向曹魏称臣。吴主传谓：“自魏文帝践阼，（孙）权使命称藩。”因之，曹丕封孙权为吴王，“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領荆州牧事”，表面上看是认可东吴的领土扩张。但孙权心里还是犯嘀咕，下令告诫诸将：

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不可轻忽不思变难哉！

武昌作为都城，处于“豺狼交接”的夹缝中，孙权对此虽有思想准备还是险些玩砸了。吴黄武元年（222），孙权击溃来为关羽复仇的蜀汉大军，曹丕已知再不收拾东吴怕是尾大不掉。因孙权拒绝曹丕质押太子登的征命，暴露其“诚心不款”，于是曹魏大举攻吴，由洞口（在今安徽和县）、濡须口和南郡三路出击。下游两路直指建业，南郡一路则意图武昌。危急之际，孙权一边临江据守，一边又施缓兵之计，“卑辞上书，求自改悔”。向曹丕服软的话这回是说到家了—“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云云，同时转过身来又跟蜀汉媾和。这都是吴主传陈述的情况。

以后的战事按下不说，反正孙权好歹躲过一劫。吴黄龙元年（229）夏四月，孙权即皇帝位，是年九月便迁都建业。在武昌的九年中，东吴巩固了荆州西部，却未能向中原拓展，孙权无疑感受到国都置于疆畔之弊。回到建业，吴大帝拓展疆土的思路转向夷州（台湾）和辽东，亦仍未放弃向合肥方向进取。

起初，重新作为都城的建业并未大规模兴建宫苑。但《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六引《金陵地记》称：“吴嘉禾元年（232），于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楼，名曰落星楼。”《吴都赋》亦云：“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飨戎旅乎落星之楼。”这楼台苑囿似乎承载着一个庆功祝捷的军旅故事。也许在孙权看来，宫苑也是军营。当时，孙权居住的建业宫还是早年从京口迁来时所建造的将军府（其时孙权为汉车骑将军），至赤乌十年（247）改建时已窳败不堪。这年二月，孙权迁居太子所住的南宫，在将军府原址修建太初宫。据吴主传，从三月开工到翌年三月竣工，正好用时一年。从传中“诸将及州郡皆义作”一句看，工程如此快速是因为文武百官投入大量义务劳动，《通鉴》胡注曰：“以下奉上，义当助作宫室。”而另一个原因是，太初宫所用建材系拆之武昌宫现成的砖瓦木料。吴主传裴注曰：

《江表传》载权诏曰：“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宫已二十八岁，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权曰：“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孙权效仿大禹以“卑宫为美”，自是“军事未已”而未敢过度劳民伤财。但据许嵩《建康实录》描述，这宫城似乎也很气派—“太初宫成，周回五百丈。正殿曰神龙，南面开五门：正中曰公车门，东门曰昇贤门、左掖门，西曰明扬门、右掖门，正东曰苍龙门，正西曰白虎门，正北曰玄武门。起临海等殿。”（卷二）其实，太初宫面积不大，以其“周回五百丈”计（按三国度制，一丈等于224厘米），占地不过九万多平方米，大抵相当北京故宫八分之一。

吴大帝之后，孙亮、孙休两位均为弱主，未治都城、宫苑。至宝鼎二年（267），末代吴主孙皓开始大兴土木，“夏六月，起显明宫。冬十二月，（孙）皓移居之”（孙皓传）。这是太初宫落成二十年后一项大工程，裴注引《太康三年地记》曰：“昭明宫方五百丈，（孙）皓所作也。避晋讳，故曰显明。”其面积与太初宫相当，但工程仅耗时半年，堪称神速（如此说来，小说第六十八回曹操在邺都建魏王宫仅用五个月，也不算离谱）。自然孙皓亦效仿孙权建太初宫的办法，大搞官员义务劳动，如《江表传》所述：“（孙皓）营新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破坏诸茔，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工役之费以亿万计。陆凯固谏，不从。”

孙皓是个能折腾的主儿，在此之前（甘露元年，265）已迁都武昌，一年后又从武昌迁回建业。孙皓酒色荒淫，亦幻想开土拓疆。如闻说北方防守空虚，便欲袭取与荆州相邻的弋阳郡（治今河南潢川县），他真以为挪至武昌便可伺机长驱中原。自赤壁拒曹以来，东吴人相信“弱者胜”，如《十七史商榷》总结之规律：“两敌相争弱者胜。越灭吴，韩、魏灭智伯，乐毅胜齐，刘灭项，曹灭袁。”（卷四十）所以，孙皓喜欢四处惹事。以前班固说过“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汉书》地理志下），东吴孙氏可为印证。

据《吴书》陆凯传，孙皓徙都武昌有一个大问题，即物质给养全靠长江下游溯流运输（想来孙权那时亦如此），以致“扬土百姓，以为患苦”。故有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其很快回迁建业，恐怕亦是国力不支。

吴都在建业与武昌之间折腾了两回，爷孙两辈均视国都为行营。

成都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据有汉中，称汉中王。但据先主传，刘备在沔阳升坛即位后，又“还治成都”。两年后，即魏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221），刘备在成都称帝。自建安十九年得益州，其治所或曰都城一直在成都。不过，刘备只做了不到两年的皇帝，大部分时间尚在军旅，兵败猇亭后遁于白帝城，筑永安宫为行在，最后死在那里。

蜀汉之前，成都已有漫长的建城史。如《华阳国志》记载战国时秦相张仪和蜀守张若营建成都城诸事：“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卷三蜀志）

刘焉为益州牧时，自广汉徙治成都，此后刘璋又经营二十余年。左思《蜀都赋》对这座城市極为赞许，概谓：“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赋中所举“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诸事，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也许是本来设施较为完善，刘备父子不需费心重建市廛街衢和宫苑楼台。

刘备没有皇帝命，说走就走了。后主刘禅却是三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也没有留下多少故事。

洛阳

《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说曹操在洛阳造建始殿，伐跃龙祠大梨树触怒树神。这故事自有来由，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裴注引《世语》：“太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曹操征张鲁在建安二十年，本纪未说从汉中回来是否去了洛阳，其谓：“十二月，公自南郑还，留夏侯渊屯汉中。二十一年春二月，公还邺。”此后，曹操于二十四年冬十月和翌年春正月两度到洛阳，后回抵达当月就死了。不知曹操晚年是否有意以洛阳为魏都。

洛阳（原称“雒”，三国魏改）乃春秋王城，战国以来更是四方辐辏的大都邑，后汉则为京师，虽历经兵燹，而规制犹在。重要的是，相比许昌之偏安，或邺城作为封建之都，洛阳却是王道典制之象征，无论其历史文脉还是地理形胜，显然更具“分久必合”的统一王朝之恢弘气象。

曹丕受禅后定都洛阳，文帝纪说得很清楚：“（黄初元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但建始殿此时已有，见裴松之注：“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宋书》礼志三：“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庙未成，乃祠武帝于建始殿。”晋志同此。

曹丕时期，洛都工程不断。黄初二年筑陵云台。三年穿灵芝池，五年穿天渊池，七年筑九华台。这些顾炎武《历代宅京记》里都说到（卷七雒阳上）。至于明帝曹叡登基后，又是一轮大兴土木。起初是营建宗庙，至青龙三年（235）则大治殿舍，建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等。又修复遭遇火灾的崇华殿（更名九龙殿），整饰陵云台，起陵霄阙等。按《通鉴》胡注的说法，明帝此时大兴宫室，是因为诸葛亮已死，似乎边鄙无事，曹叡尽可恣淫荒嬉。

关于明帝这些工程，《魏书》高堂隆传有如下介绍：

帝愈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

当然，工程不止于此。景初元年（237）又建承露盘，从长安搬迁大钟、铜人未成，则大兴铸造。本纪裴注引鱼豢《魏略》曰：

是岁，徙长安诸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

曹叡的做法跟孙权、孙皓兴治建业宫的套路一样，也是动员臣民轰轰烈烈大搞义务劳动，不同的是他还“躬自掘土”作为表率。诸史记载，高堂隆、孙礼、辛毗、杨阜等一班大臣因之多有切谏，而曹叡“虽不能听，常优容之”（本纪）。早在太和六年（232）重建许昌宫时，直言敢谏的辛毗就提醒说，“闻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市马辽东”，加之连年谷麦不收，如今大兴宫室实在不是时机。曹叡亦直言相告：

二虏未灭，而治宫室，直谏者立名之时也。夫王者之都，当及民劳兼办，使后世无所复增，是萧何为汉归摹之略也。（本纪）

这是以汉高祖自譬，明帝自以为是一代明主，不乏进取之心（确亦不像孙皓那么暴戾荒淫）。其实，这些工程跟诸葛亮是否死了没有关系。曹叡如此兴治宫室重建洛京，与其说是贪图享乐，莫如说是一种精神建构，打造符合他想象的大国威仪。似乎是好整以暇，以待天下归顺的意思。志大才疏的君主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理想展望，他仿佛已经看到分久必合的大好局面。本纪还提到明帝的另一项重要工程—景初元年冬十月，“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圜丘是帝王祭天场所，明帝在这一年冬至恢复郊祀，乃申明其受命于天的合法与正统。这就显得魏与吴、蜀那种草创之国完全不同。当然，曹叡未能料到自己日后榻前托孤的司马懿将一统天下的愿景留给了自家人。《宋书》礼志三：“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晋志亦同）正始是魏主齐王芳的年号，正始十年（改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阙下政变，亦为洛京添一段掌故，随后曹氏祭天的权利也就被褫夺。

明帝之后三位少主均无作为。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末代魏主曹奂禅位于司马炎。本纪谓：“诏群公卿士，具仪设坛于南郊。”不知这交接仪式是否就在曹叡所建的圜丘。曹奂逊位后即被安置在洛阳西北角的金墉城，之前齐王芳被废时也曾关在那里。曹丕、曹叡当初营造金墉城何曾想到能派这用处。

就在这一年，东吴孙皓迁都武昌。痴儿无惧，吴亡尚在十五年后。

二○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