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因一本书而“暴得大名”的有两人，前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即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林同济以前者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新时代”的代表，这新学术典范的特点是：学者们以“一种迫近机械式的实验派方法，先标出种种个别的、零星的，以至暧昧的‘问题，而到处搜罗其所谓有关的‘事实或‘材料，然后再就一大堆的乱杂事实与材料而类别之，分析之，考据之，诊断之”。而后者则是“五四”后二十年问中国“一二部杰出的例外著作”，形成了对上述新学术典范的挑战。

其实梁漱溟治学同样以“问题”为中心。他特别强调，真正的研究者并“不轻言问题的解决法，而深刻用心于问题的认识”。所以，“不感觉问题是麻痹，然为问题所刺激辄耐不住，亦不行。要将问题放在意识深处，而游心于远，从容以察事理”。梁漱溟很注意顺着事物的发展脉络看问题，对他而言，真正称得上“研究”的，首先要“识得问题不是简单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复杂相关的，有所从来的”。所以，“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点，须看四周围，看背景、看环境；不能只看近处，还须看远处；不能只看浅处，还须看深处；不能只看一时，还须得看过去所以如此的成因与由来”。故研究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追求不放松的态度。不追求则很容易只看见一些广泛的材料，而不能把握其要点”。只有追求不已，“辗转深入而探到问题的根本”才能“把握问题所在”。且“宇宙问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不是一一具体事物”，人类社会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