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波 杨漪

在中华帝国的时代，以汉为主体的“华夷之辨”体系呈现出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亦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区隔，如今在西南地区所谓的“少数民族”曾被视为“蛮夷”、“化外之民”。在汉文书籍中也少有人关注“蛮夷”之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就中国西南地区而言，民国以前，不同的族群分类早已存在，且各族群之间有复杂的自称与他称，然而这种复杂性在民国以前的汉文书写中并未受到太多重視。民国时期，这些曾被称为“蛮”、“夷”、“苗”、“猡猡”等的群体，开始使用“民族”的称谓，形成“民族”意识。西南地区的“民族”意识包括了当地人对于现代“民族”、 “中华民族”、 “少数民族”的认识。这三个相互交织的概念体现了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如何认识自我、他者、国家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西南地区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建构有其特殊性。由于该区域族群种类多、居住较分散，大多没有形成过自己的政权，在帝国体系中政治话语权弱。晚清开始使用民族概念后，一些人口数量多、较有话语权的群体开始以“族”相称，如“汉族”、 “藏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而对于西南各民族的称谓多冠以“原始”、“落后”的标签，如将苗、蛮、獠、獞称为“原始民族”、“劣等民族”、“未开化民族”、“半开化民族” 等。[1]

但随着西南地区民族意识的逐渐形成，在确立“汉”与“非汉”的基本格局的基础上，不同群体也逐步以“族”相称。这种群体的分类与过往的“民族”观，在内涵上有很大差异。一方面，当这些群体自称为“某族”时，族群名称的转变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