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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轰炸机之王”的不归路

2018-04-27唐学锋

红岩春秋 2018年4期
关键词:空战敌机中队

■唐学锋 何 斌

(作者唐学锋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邀研究员,何斌系成都市文物信息中心副主任)

◇停在汉口机场的日军96式陆上攻击机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利用当地西商赛马场进行改造,建立了陆海军航空基地,作为向我大后方发动“无差别轰炸”的根据地。

1939年5月以来,日军对成都、重庆两地正式实施大轰炸,仅“5·3”“5·4”“6·11”大轰炸,就造成两地无辜平民伤亡达9032人。

为了反击,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库里申科大队长,特于同年10月3日和14日两天,亲自率领轰炸机对日军汉口空军基地进行了突袭,予敌以沉重打击。11月4日,奥田喜久司大佐率72架96式陆上攻击机从汉口起飞,企图对成都中苏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不料此行,却成了这位号称日本海军“轰炸机之王”的不归路。

奥田喜久司其人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等地后,我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各大城市几乎全面沦陷。但由于兵力分散,补给线拉得太长,预备兵源枯竭,日军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地面进攻战。

日军侵华大本营认为,“帝国于1938年秋季,以获得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广州及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的战果。但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武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找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然而,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政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

所谓“政略进攻”,实际上就是一种单独使用航空力量进行远距离作战,通过对我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人口密集城市的“无差别轰炸”,造成战争的恐怖,以迫使我军民屈服和投降。

为此,日军在汉口建立了陆海军航空基地,为隐蔽起见,将此机场称为“W基地”。同时,调集侵华陆海军的空军主力集中于此。12月15日,奥田喜久司被任命为海军第2联合空袭部队第13航空队司令,来到汉口。

奥田喜久司,日本兵库县人,1894年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1911年考入位于日本江田岛的海军兵学校(1945年日本战败后,该学校被撤销,如今旧址上建立了一所“海上自卫队第一术科学校”——作者注)第42期,于1914年毕业。该校始建于1869年,二战时期,日本海军主力联合舰队的四任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丰田副武、小泽治三郎,均是该校的毕业生。

奥田喜久司原习海军舰炮,毕业后曾在“洲崎”“神威”“岛风”等日舰担任分队长职务。1922年,他被派至美国进修。次年回国后,进入海军大学高级研修班学习,转攻航空。他在海军大学时的毕业论文中曾大力提倡战略轰炸理论,成为日本海军早期轰炸机部队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

1925年,奥田喜久司进入日本海军霞浦航空队并任教官。据说,他的“轰炸机之王”称号就是在这期间获得的。在一次演习过程中,他驾机直接将炸弹投进了靶舰的烟囱,一举夺得了刻有“爆击之王”的短剑。

1926年,奥田喜久司被提升为海军少佐,转任海军大学航空兵轰炸教官。后来,先后在海军航空总部、联合舰队司令部、第1航空队、横须贺镇守府、军令部等处任职。他在当少佐时提出设立少年飞行兵制度,晋升中佐后被任命为日本裁军代表团海军代表,赴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举行的世界裁军会议。回国后,奥田喜久司再次担任海军大学教官。1935年,晋升海军大佐,同时任“神威”号舰舰长。此后,又升任联合舰队航空本部总务课长。

1938年12月15日,奥田喜久司接受新的任命,来到汉口,专门负责对我大后方各大城市进行所谓的“无差别轰炸”工作。

“11·4”空战异常激烈

1939年11月4日上午8点,在总指挥官奥田喜久司大佐的率领下,日军72架96式陆上攻击机由汉口依次起飞,在空中形成两个机群,向成都奔袭而来。

上午10点30分,敌第一个机群逼近绵阳时,成都防空司令部向全市发出空袭紧急警报。10点38分,我空军第5大队第一批战斗机14架起飞迎敌,由第17中队队长岑泽鎏率领7架“地瓦丁”战斗机,在凤凰山机场与温江机场之间上空巡逻,高度为5000米;由第27中队队长谢全和率领7架E-15战斗机,在太平寺机场——成都市区——凤凰山机场之间上空巡逻,高度为5500米。两分钟后,第5大队第二批15架战斗机陆续升空,由第29中队队长马国廉率领9架E-15战斗机,在成都市区——太平寺机场——凤凰山机场之间上空巡逻,高度为5500米;由第5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勋率第26中队6架E-16战斗机,在太平寺机场与温江机场之间上空巡逻,高度为5500米。

◇邓从凯

◇段文郁

巡逻近30分钟,第27中队率先在新繁至凤凰山之间上空发现一批日机,飞行高度为4000米,与我机呈90°角。旋即,我机以65°角从上方发动第一次攻击,复由同等高度及后下方发起攻击多次。紧接着,第17中队从正面水平方向向该敌机群发起迎头攻击。之后,各机各自为阵,不断向敌机群发起攻击。

参加了“11·4”空战的韦鼎峙,在回忆录《抗日空战》中详细描述道:

我驾驶1架“地机(地瓦丁)”,跟随在队长(岑泽鎏)机之左后。队长率领我们的巡逻警戒路径,是由温江机场到凤凰山机场间往复飞行。在空中大约已逗留了一个多钟头,有一回恰当我们慢慢转过身来,将背对温江、头向凤凰山飞行时,在前面的队长突然发现在凤凰山机场上空有敌机大编队。正想杀过去,却发现敌机似已投弹,正在转向往东逃逸。

队长为人机智,生怕失掉机会,不等我们全队转好方向,立即鸣枪摆翼,增大油门,直向敌机群猛扑过去,抢得一次攻击机会。其余一群僚机,也跟随增大油门,推杆压下机头,希望增大时速追赶。此时,大家只管醉心于那群“大肥猪”——重轰炸机,我注意力仍集中在高空上,帮忙监视有无敌驱逐机在作掩护。否则,被敌奇袭,那才是冤枉也!确定没有伴随掩护的敌机后,我才安心全心全意地追赶轰炸机群了。

我队遭遇敌机时,虽然是稍占高度之利,终以距离太远,只有队长有开炮攻击之机会。其余勉强达到开炮的射程,只好远远开炮射击而已。敌机群通过市区东边,正是29中队防区,给该队9架E-15式机逮个正着,人人得而诛之,可是没见任何敌机当场坠落。死命纠缠,终因敌机速度稍快,且直线奔逃,我机追赶不上,只好悻悻然返防。

“地瓦丁”战斗机装备有一门20毫米的机炮,其攻击火力强于苏制E-15、E-16战斗机。在第一次发动攻击时,第17中队队长岑泽鎏驾驶的一架“地瓦丁”战斗机,就以数发20毫米的炮弹击中一架日机,致其右翼根部起火,并扩展到机身油箱,该机立即爆炸。

第29中队队长马国廉率领的9架E-15战斗机,在起飞后40分钟,即发现第二批日机27架,由成都西北上空向东南飞行。马国廉立即率队发起追击,终于在中兴场一带高空追上日机,全队呈右梯队形向敌机群发动攻击。攻击4次后,只见四五架日机冒出了白烟。

空战中,第29中队副队长邓从凯咬住这群日机的领队机,反复向其发动攻击,从成都上空一直追到仁寿与简阳交界处,终于将该机击落于简阳境内一个山坡上。不幸的是,邓从凯也遭到数架日机围攻而身负重伤,其战机撞在仁寿县向家场的一棵大树上,英勇牺牲。

事后,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派人前往日机坠落现场对飞机残骸进行检查,并将现场收集到的文件、地图及3张图片交给了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经翻译查核,证实邓从凯击落的日机正是奥田喜久司的座机。

马国廉目睹了奥田喜久司座机被击落的全过程。他回忆道:

那一次没有什么别的奥秘在里面,只不过大家一同不顾敌机向它火网里面认准领队机加以攻击罢了。记得我们同去攻击的有×个队,当我攻击了2、3次后,发现敌机有两架在冒烟,实则依我们的经验,那是冒汽油,那是油箱被我机击破。等第3编队由邓从凯领着前往攻击时,我们在天空看到敌领队机向下沉斜,终于翻转起火坠落下去。

而也在同时,邓从凯,我的最好战友,也随着敌机一同向下坠去。他是在座机中被敌机火网所命中,失了控制坠下去的。一堆火,焚化了胖胖的敌空军轰炸之王——奥田大佐;一堆火为我们英烈邓从凯举行了圣葬。

邓从凯,广东梅县人,1915年出生,毕业于广东航校第7期。曾先后在广州、汉口、衡阳、兰州、成都等地上空参加对日空战,生前曾击落日机3.5架(1架与队友合击),因功荣获三星星序奖章,牺牲后追赠上尉。1943年7月23日,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发布《空军烈士高志航等十八员姓名分别为各有关机场厂名》命令,将简阳机场命名为“邓从凯机场”,并立碑纪念。

由日本严谷二三男编著的《中攻——海军中型攻击机》一书,收录了原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庄子大尉的一篇文章,记载了奥田喜久司座机被击落时的情景:

成都市街道、太平寺机场尽收眼底,我们开始瞄准(投弹)的时候,看见在高度4000米左右的后下方有E-15、E-16两机群尾随追踪我们,一共有40架飞机。作为第13航空队的空中应战编队,在36机的情况下,是以27机的3个中队形成紧密组合,只以一个中队迎战敌战斗机的正面攻击,用适当的行动掩护被狙击的中队,集中火力,击落敌机,我们以前就进行过这种训练。

那天,我正好是在防御队,在编队的最尾部下方位置密切注意着敌人的动向。在轰炸快结束时,敌机从右侧下方,向我们开了第一炮。我按计划从27机编队的第3中队(中央中队的右侧)的正下方加速冲向前方敌机,用顺击的方式从下方射击。然后,在射击结束后,将飞机翻一个筋斗云把机身转回来。

当E-15战斗机6架左右组成的机队从我第一中队右侧下方和我编队眼前掠过时,我看见总指挥官座机右翼附近开始喷出火焰,并开始急剧下降。眼看着“中弹了”,指挥官席上的细川直三郎队长对驾驶员森千代次分队长耳语了些什么。我朝两个人的方向看去,奥田喜久司司令挺直起他那高大的身体,森千代次大尉离开方向舵片刻,做了一个像是解开衣服领子的动作,又重新牢牢地握住方向舵,控制着前进方向。机体燃烧着开始垂直坠落。在坠至2000米时,燃烧的两翼在空中飞散,只有机身和尾翼的指挥官飞机就像是铅笔扔在空中的形状一样,在成都市南郊自爆了。

这一天,中国空军第5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勋率6架E-16战斗机升空巡逻。但起飞后,该队段文郁、石干贞因落后未赶上编队,途中遇第29中队,遂加入其中,正好赶上对奥田喜久司率领机群的作战。空战中,段文郁紧追一架日机至成都东北70公里的中江县上空将其击落,他驾驶的飞机亦遭日机火力射击,腿部负伤,后失血过多导致昏迷,坠机于金堂县附近牺牲。

次日,重庆和成都的各大媒体均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了“11·4”空战。《新华日报》也发表了短评文章《我空军又一胜利》,对中国空军取得的战绩予以肯定。

对“11·4”空战的考证

关于“11·4”成都空战,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出版的著作在一些具体描述中存在差异,如当天空袭成都的日机究竟有多少架?是谁击落了奥田喜久司的座机?双方战损情况如何?等等。笔者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第一,当天空袭成都的日机有多少架?

在中国大陆有关空军抗战的著作中,主要有两种说法:54架和72架。如《川渝大轰炸——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成都大轰炸》《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空军抗战纪实》《成都与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等著作均认为是“54架”。这与当年(1939年)所有报纸报道的数目是一致的。台湾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三)也执“54架”一说。

《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中国抗日航空史》《抗日大空战——中国空军抗战影像全记录》《中日空战记》《中国航空史》等著作,则认为是“72架”。

经查阅,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二)和《中攻——海军中型攻击机》《海军中攻史话集》《司令部侦察飞行队》等日方战史资料记载,1939年11月4日,日军出动空袭成都的轰炸机为72架,分别来自其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鹿屋航空队和第2联合航空队第12航空队、第13航空队,每队出动96式陆上攻击机18架。另外,72架轰炸机均飞抵目标上空,不存在有人认为“日机在途中有18架飞机出现故障而折返”一说。

第二,是谁击落了奥田喜久司的座机?

这一问题并无争议,海峡两岸的史书均记载是邓从凯所为。但近几年在国内突然冒出一个观点,主要以成都学者为主,认为是段文郁击落了奥田喜久司的座机,其代表著作为《川渝大轰炸——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和《成都大轰炸》。在之前,由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并出版的《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一书也执同样观点。

在《川渝大轰炸——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一书中,对段文郁击落奥田喜久司座机是这样描述的:

◇奥田喜久司(左)与桑原虎雄(日本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司令)

在成都北部空域,段文郁和战友石干贞先后发现大批日本重型轰炸机群飞来,迅速报告了副大队长王汉勋,王下令攻击。我方9架伊-16型驱逐机在领队长机的率领下,冲出云层,冲出敌机。在附近巡逻的两个中队的伊尔-15型和霍克式驱逐机也迅速飞来助战。

……激战后,段文郁驾驶的战鹰汽油已不多,正准备遵命返航时,中途又遭遇第二批27架来犯敌机。……返航在最后的段文郁和副中队长邓从凯义愤填膺,勇猛地迎击敌机。敌机群慌忙开枪发炮。邓从凯在向涂有红色条纹的敌领队总机瞄准将要射击时,被另一敌机击伤机身,段文郁迅速击伤了袭击敌机,并向敌总领队机发起攻击。

几经交手,邓从凯向南勇追一架敌机,再也没有回来。段文郁运用高超的空战技术,单机在26架敌机的火网中紧紧地咬住敌领队总机不放,经过10多次反复俯冲攻击和仰攻,终于将敌酋奥田喜久司大佐击毙坠机。

但是,上述记载却错误层出。

根据台湾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三)记载,当天升空作战的E-16战斗机只有6架,而不是9架,且没有美制霍克战斗机参战。段文郁、石干贞原随王汉勋在太平寺机场与温江机场之间上空巡逻,但两人驾机升空后未赶上编队,途中加入了马国廉率领的编队。空战中,段文郁、石干贞未再次见到王汉勋,怎么可能会发现日机后还向王汉勋报告?何况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除领队机外,都没有安装无线电,在空中无法进行敌情沟通。而王汉勋率领的另外4架E-16战斗机在巡防空域没有遭遇日机,错失了当天的空战。

当天,发生空战的区域有一北一南两线。北线是从新繁与凤凰山之间上空开始,双方飞机接触交战,经成都西北、东北方向,直至资阳,我方停止追击而结束。在北线作战的中国空军部队是第5大队的第17、第27中队。时任第17中队分队长的韦鼎峙在回忆录《抗日空战》中详细地描述了北线空战的过程,可见在北线对敌空战中,除第17、第27中队的战斗机外,没有其他中队的战斗机在这个空域出现。

南线的空战,是我方战斗机从太平寺机场上空追至蒲江中兴场上空才开始的,直至简阳附近,我方战斗机停止追击为止。在南线作战的中国空军部队是第5大队的第29中队。《空军抗日战史》(三)记载十分明确,第29中队追敌至简阳时,“旋见E-16二机,亦前来助战”。这应该就是段文郁、石干贞驾驶的两架E-16战斗机。

中国空军在南北两线所遇到的日机均不是同一机群,且这两个机群在完成投弹任务后并没有汇合在一起。那么,段文郁、石干贞怎么会从北打到南,同时参加了两线的对敌空战呢?

查找上述关于段文郁击落奥田喜久司座机的文章,其原始出处,来自数十年后《四川日报》副刊记者采访著名作家萧军夫人王德芳。王德芳说,段文郁是她表哥,奥田喜久司的座机是由她表哥打下来的。在笔者看来,这种既不是由当时参战人员回忆,又不是来自原始档案(当时发生空战后,中国空军都要出战斗要报,台湾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主要就是根据当时保存的空军战斗要报编辑的——作者注)

记载,其说法不足为信。

1943年7月23日,邓从凯牺牲时离他最近的简阳机场,被国民政府命名为“邓从凯机场”。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击落奥田喜久司座机的中国飞行员不是同一天牺牲的段文郁,而是邓从凯。

第三,双方战损情况如何?

是日,驻防重庆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奉命在敌机群回航途中实施拦截。其中,从遂宁机场起飞的5架E-16战斗机(由第24中队队长李文庠带领),于11点40分在射洪上空附近与日机25架相遇。我机向敌发起攻击,连续攻击六七次后,但见至少有3架日机冒烟受伤。激战约20分钟左右,我机追击至盐亭之东始返航。

因此,对“11·4”成都空战双方战损情况的统计,还应包括这次在射洪上空发生的空战。

根据台湾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三)记载,“11·4”成都空战(含射洪空战),中国空军战损情况如下:阵亡两人(邓从凯、段文郁)、受伤一人(岑泽鎏);3架机毁、10机中弹、4机迫降受损。

在“11·4”成都空战中,中国空军究竟击落、击伤了多少架日机,却较难统计。根据不同著作记载,一说是2架;一说是3架;一说是4架。

查阅日方资料,也有两种说法。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撰的《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二)一书附录统计为:被击落2架,17名飞行员战死。但同样在该书中又称,“我方包括奥田司令官搭乘的指挥官在内的4架战机未能返回”。同一书中出现统计差异,也许是“被击落”是指当场被击落,“未能返回”是指虽然当场未被击落,重伤后在返航途中坠落。

由此推断,在“11·4”成都空战中,中国空军击落的日机应为4架。

是役,日机的主要目标为中苏空军在成都附近的基地。日机分别在凤凰山机场投弹百余枚,在温江机场投弹两百余枚。但我方早有防范,将飞机进行了疏散,日机只炸毁我方停在温江机场上的一架CB轻型轰炸机、轻伤2架教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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