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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存高远的革命者

2018-04-27简奕

红岩春秋 2018年4期
关键词:吴玉章刘伯承团员

◇杨闇公的日记本

革命青年郝谦是在1924年夏秋之间结识杨闇公的,那时杨闇公刚刚结束赴上海的旅程,回重庆参加团地委的工作。

在郝谦最初的印象里,杨闇公仿佛一个“突然”闯入重庆革命阵营的陌生人。他回忆道:

突然见到一个陌生人。他,中等身材,体质虽不强壮,精神

却十分饱满,穿一身不太整洁的西装,偏偏的一顶很旧的呢博士帽子,看来不像重庆的中学教师,亦绝非洋行、公司的雇员。使我惊奇的是,我们无论举行什么样的会议和活动,他都来了。平民学社、学行励进会等群众团体的活动,成立非基督教大同盟和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的集会,都有这个新来的人在场。他总是含着一支香烟,徐徐地抽吸不停,双眼凝视着喷出的轻烟缭绕而上,一时又扬眉舒气,神态悠然自若。

我发现,此人能深思熟虑,不是一个平庸的人。

郝谦的感觉没有错。这个叫杨闇公的“陌生人”,不久就以卓越的才干迅速成为重庆团地委的灵魂人物,半年后更成为新任的重庆团地委书记,担负起领导重庆革命的重任。

◇四川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吴玉章(左一)、杨闇公(右一)、童庸生(左二)

一个富于鼓动性的演说家

杨闇公非常重视自己的演讲能力。1925年1月25日,他率领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团员赴重庆南岸真武山演讲,主题是“召集国民会议是孙中山主张、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的”。他把团员分4组,巡回各处,并且沿途散发传单。

杨闇公本人演讲了8次,第一次讲的理论太深,听众听不懂。杨闇公发现后,立即调整,侧重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带给百姓疾苦的角度切入,立即引起大家的共鸣。

杨闇公在日记中记道:

个个都在点头称是,有许多还在说:“国家大事,像这样做就好了啊!”

杨闇公提醒自己道:

普遍的宣传,宜避去术语和理论。

李嘉仲1925年8月从北京回重庆,在巴县国民师范做教务主任,由老朋友童庸生介绍,结识了杨闇公。初次见面,杨闇公演说家的风度就给李嘉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见面,他那精明能干的样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中等身材,戴着一副深度的眼镜,时时微笑,态度和蔼可亲。他说话非常有力,话不快不慢,也善于听完别人的讲话。

每次讲演时,他总是先把手放在背后,讲到关键的地方,就挥动手臂,加强语气;提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时,他激动得咬牙切齿;他的话雅而不俗,语句简短,很有表现力,听起来像是一段组织得很严密的文章;尤其是讲政治、时事问题,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说辞,更是十分富于鼓动性的!

在金钱的压迫中奋斗

1924年1月27日,杨闇公接到大哥来信,信中提出要根本解决家庭问题,应变卖200亩产业,拟卖二叔的产业。因为杨闇公过继给了二叔,因此征求其同意。

次日,杨闇公复信,赞同大哥意见,决不阻挠。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

唉!我何人斯,岂能因区区遗产变我初志?为父母的太不了解我的为人了。人若恃先人的遗产为生,只可名曰吃饭虫,失了人生的真义。我即不学无术,宁饿死亦不受遗产,何况我早有归宿点的目的和进行的方道,哪里把遗产的有无存于心中啊!嗟乎吾父,我非十七、十八世纪的人,乃现社会欲负责任而未达目的底人,谅解我吧!

◇位于潼南双江镇的杨闇公旧居一角(刘汪洋/摄)

其实,杨闇公一直缺钱,就在复信大哥的第二天,他还向朋友刘仲容借款,却无结果。他心里很难受,在日记中写道:

与仲容晤谈,借款事仍(无)结果。心弦为之动摇——彼有债权的即不来催促,我的良心上也着实的不安,何况他亦非此不能过年节。

4月3日,杨闇公的六弟为缴童子军服装费,向他要8元钱。此时杨闇公已很久没有收到家里汇来的钱,一个多月来都是依靠朋友的接济,可谓身无分文。他不得不如实告诉六弟实情,六弟一时泪如雨下。

杨闇公心中极其痛苦,在4月8日的日记中,述说了内心所受的折磨:自己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反复考虑如何指导群众开展工作,不过家里经济情况一日比一日差,如欲不伤害家人的感情,就不得不设法独立谋生,但自己主要学的是军事,决不愿成为军阀的狗。这般境况,他在日记中深深地叹了一句:“苦矣!”

不过,杨闇公不改初心,仍然全力从事革命工作。4月17日,他鼓励自己道:

精神的痛苦,无法驱除。左右的环境,又如潮的压迫而来,处此域中,惟有奋斗。此身不死,必见光明。

广邀同道踏征途

杨闇公作为志存高远的革命者,不仅具有强烈的求才之心,更有不凡的识才和育才之能。只要是同道中人,是可堪造就的“健者”——人才,他就会引为知己,与之结交。

1922年,杨闇公结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吴玉章比他大18岁,当时是一位有着崇高声望的老同盟会员。杨闇公与他并肩战斗,一起宣传马列主义,一起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发行《赤心评论》,一起在四川建立党组织,领导大革命运动,在革命的征途上此呼彼应,相互声援。

刘伯承是杨闇公着重交好、视为益友的对象。大约在1923年,他由吴玉章介绍,结识了刘伯承,旋即就被其才识所动。杨闇公在日记中评价道:

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

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杨闇公为有这样的朋友而欣喜不已,“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他写道:

我已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十年来的友人,有才识而抱大志者,不过四人而已,今得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

1924年1月13日上午9时许,在成都的杨闇公前去拜访正在养伤的刘伯承。此时,杨闇公已然决心信奉马克思主义,并着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他专程前去与刘伯承谈话,希望他加入中国青年共产党。刘伯承坦率回答道:“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杨闇公听后,在日记中叹道:

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

此后,刘伯承用了一年的时间“极力深研”,直至1925年1月,他才最终确立了一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经吴玉章介绍,在北京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杨闇公收到刘伯承关于入团的来信后,非常高兴,在日记中记道:“此公已被玉章收入矣,可喜!”5月,刘伯承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恽代英是著名青年领袖,杨闇公对他非常推崇,说“此君谈话很有真理存在,他非常注重向民间去的工作,与我所主张的很相同”。

杨闇公关心爱护革命队伍里面的青年人才,注意引导和培养他们。

1922年,童庸生还是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杨闇公就与他相交,视他为佼佼者。1924年5月,杨闇公出川联系中共中央,路过重庆。当时童庸生在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教书,并参加了重庆团地委的领导工作。杨闇公去看他,两人都非常欢喜,促膝长谈,“不觉精神大振,心内的苦痛亦全忘矣。因我们的结合,乃精神上的真结合,不是由利害相结合而来,彼此都有共通的心志,故相见时不觉真精神、真友爱完全流露出来了”。他感到,与童庸生的交往,真是“到渝第一快事!”童庸生后来是四川大革命的重要领军人物、杨闇公非常信赖的革命战友。

著名革命烈士罗世文当年是重庆团地委的年轻骨干,杨闇公同他也很要好,称罗“是一位健者,很可造就的”,平时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经常给予其帮助。

李嘉仲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杨闇公对他的帮助和教育,“是那样热忱引导,具体指点,真是感人至深,至今难忘”。他回忆道:

自从我们认识后,杨闇公同志经常约我见面。1925年下半年,前后不下于十次。我们漫步在通远门至七星岗一带的乱坟坡上,他给我讲革命道理,讲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的性质。

李嘉仲清楚地记得,杨闇公最爱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铁的纪律”。杨闇公说:“无产阶级越有组织性,战斗力就越强,组织性要用铁的纪律来保证,有了铁的纪律,就会战无不胜。铁的纪律,是战胜一切困难的保证。”还说:“作为党员要服从组织,组织未做决定前可以发表个人意见,决定后就要服从。”又说:“要使个人服从团体,不要团体服从个人。”在杨闇公等人的启发和帮助下,李嘉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重庆地委的一名领导骨干。

1926年夏,任白戈在南充站不住脚,处境困难,拿着吴玉章事先写就的名片,到重庆投奔中法大学,当挂名学生,实际做共青团的工作。经过几次接触,杨闇公注意到了“这个比他小八岁,土气、朴实而富于朝气的青年学生”,多方考察后认为“有培养前途”,就有意识地给他压担子,让他加入重庆团地委,在工作中经受锻炼。任白戈在重庆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长;60年代初,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任白戈为西南局委员;1964年又被任命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想起杨闇公对他的细心培养,感叹“得益非浅”。

杨闇公识人育才,在其短暂辉煌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广邀同道中人、培养事业骨干、物色革命人才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且身体力行。

一个训练有素的组织

杨闇公非常重视提升革命队伍的整体素质。他在成为重庆团地委领导后,就把推动团员们读书,提升他们思考力作为育才的重要训练方法。

1924年11月2日,杨闇公对每位团员的读书工作提出要求:“力主读书都要取笔记方式。因这样做可以观察他们的程度和修养力。”这种做法看似简单,实质深刻。杨闇公在日记中解释道:

有思想的人们,决不会盲从的;有强有力的意志的,必须具有特殊的反抗性;除俯首于真理外,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势力之下的。

青年的人们呀!思考力要强,就非多读书不可;意志力要强,就非认识明晰不够。

每天最少都要读两个钟头的书,才能完成使命的呵!

这种训练方法,锤炼的不仅是青年团员的信仰,还有领导者的坚持和执着的态度。领导者一要提出要求,二要亲自督促,三是以身作则,杨闇公毫不介意这一辛苦,只在日记中淡淡地记录了一笔:“不过自己苦一点。”

在培养团员能力方面,杨闇公亦亲力亲为。1925年4月27日,杨闇公在致团中央的信中提及他训练团员的方法:每次开会,对于《向导》《中国青年》上的问题,“都要提一点来讨论(小组非讨论不可,大会时渐亦讨论之)”,并要求大家将讨论后的言论向群众作宣传、讲演。“弟处对于同志宣传的能力训练,是常用辩论的方式,并于出队讲演时(平时平社每周间都要外出讲演,各同学均须分头轮番出发讲演),弟处常率不能讲演的同学一路,告以讲演的程序,以身作则,促其讲演,成绩颇佳”。

◇中法学校旧址,位于渝中区,曾为中国和四川的大革命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刘汪洋/摄)

这番训练下来,重庆地方团的战斗力、影响力大增,例如:“旧历的正月初,作了三次的大讲演,并在电影场作了五夜的讲演。又开了一个代表欢送大会,集合了一万四千余人游行。”杨闇公极为高兴,他在日记中不无骄傲地写道: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的狠处在什么地方哟!就只有一个“干”字,加以有团结,有组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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