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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刘敬的和亲思想

2018-04-25王妍

山东青年 2017年12期
关键词:西汉匈奴

王妍

摘 要:刘敬的和亲思想是当时西汉初期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西汉前期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对缓和匈奴南下骚扰、保证边境地区安宁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和亲思想衍化为一种和亲政策成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待少数民族政权的主要政治和外交手段之一。下面主要从刘敬和亲思想的产生过程、内容、原因、影响等方面作简单梳理。

关键词:刘敬;和亲思想;西汉;匈奴

刘敬,本名娄敬,后因刘邦赐姓改名刘敬,西汉初齐国卢人。时刘敬作为齐国的戍卒,正被发往陇西戍边,同乡虞将军引荐他见刘邦,力陈都城不宜建在洛阳而应在关中。刘邦疑而未决,张良明言以建都关中为便,遂定都长安。赐姓刘,拜为郎中,号奉春君。

汉高祖七年,刘敬出使匈奴,认为不可击匈奴,刘邦非但不听,反将他押在广武。刘邦先到平城,主力未至,冒顿单于倾全国之兵,乘刘邦巡视白登之际,将刘邦团团围住。陈平解白登之围后,高祖复归至广武,特赦刘敬,当面认错,乃封刘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后针对匈奴问题,刘敬建议与匈奴和亲。

《史记》中详细记载了刘敬提出的和亲思想: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彊,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柰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①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刘敬的和亲思想十分具有针对性。首先,汉代初年,匈奴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在冒顿单于带领下,“西击走月氏,南并娄烦、白羊河南王”②,“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③,“尽服北夷,而南于中国为敌”④,成为匈奴疆域最广大的时期,时为汉朝最强劲的对手,和亲思想有利于对抗强大的北方匈奴。其次,汉初国内经济凋敝,加上连年战争造成国力亏损,不宜进行大规模征战,且汉族属农业民族,与匈奴相比,对土地的约束性大,时值汉朝实行无为而治的修养生息政策,和亲思想适应了当时西汉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

刘敬和亲思想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遣公主、岁奉匈奴、谕以礼节几个方面。第一,“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⑤,即把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并且配以丰厚的嫁妆,这样匈奴单于“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原因是匈奴贪图汉朝的丰厚财礼。汉朝这样做正是迎合了匈奴贪图财物的心理;第二,“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将一年四季汉朝多余而匈奴少有的东西多次抚问赠送,这样做可以安抚匈奴,避免双方发生大规模战事,一定程度上缓解匈奴因物资匮乏而侵扰边境的问题;第三,“使辩士风谕以礼节”,与匈奴赠送财物时,顺便派能言善辩之人用汉朝礼节加以开导他们,冒顿在位时自然是汉朝的女婿,等到他死后,他的儿子汉朝外孙就是继任单于,哪里听说过外孙敢同外祖父分庭抗礼的呢?如此种种,便可“兵可无战以渐臣也”⑥。

劉敬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⑦。只有与匈奴和亲,才能“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⑧。第一,美人计不仅可以解围,还可以安边。⑨汉初刚平定天下,国力不够强大,以武力制服匈奴不可行,而冒顿单于凭借武力树立起威势,是不能用仁义道德说服的;第二,和亲可以收到“无战以渐臣”的效果。⑩把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并且配以丰厚的嫁妆,派能言善辩之人用汉朝礼节加以开导他们,这样一来,“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而外孙是不会与外祖父为敌的;第三,以“和亲协定”约束双方。公元前199年,汉匈缔结“和亲协定”,主要包括五项条款:一是汉朝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二是汉与匈奴划疆立界: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归匈奴单于,长城以内的土地仍归汉朝所有,约定双方互补侵扰,匈奴不准进到长城以内,汉朝居民也不得到长城以北;三是“汉与匈奴约为兄弟”,双方成为兄弟之国,享有平等地位;四是汉朝“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而匈奴不再侵扰汉朝边境;五是双方进行一些“通关市”的活动。此后通过和亲,双方确实保持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说明“和亲协定”对双方的确实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刘敬的和亲思想是当时西汉初期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来自匈奴的威胁。第一,从汉初到汉武帝时匈奴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时期。匈奴自秦末汉初以来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三朝执政期间,征服了东胡、丁零、月氏、乌孙等诸部,统一了北方草原。强大的匈奴成为汉朝西北边境的重要威胁。第二,匈奴当时处于比西汉落后的社会形态,需要的是肥沃的牧场和众多的奴隶。匈奴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其主要生产经营方式是游牧和狩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大,很多东西无法自给,而西汉的物质文明水平远高于匈奴,再加上匈奴“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天性和“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的机动性,决定了西汉王朝不能以武力解决汉匈关系,只能采取相对缓和的和亲政策。

内部因素主要取决于西汉王朝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第一,西汉初期,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朝无力抵御强大的匈奴,和亲政策可以缓和与匈奴的矛盾,换取暂时的和平;第二,西汉地方割据势力的反动与挑拨,对匈奴不断侵扰汉朝边境起了激化作用。西汉初期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各地大大小小的诸侯王国有二十多个。各诸侯王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容易各自为政,造成藩镇割据,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离心因素。更有甚者,与匈奴勾结进行颠覆活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把韩王信改派到代地,建都马邑城。匈奴大规模进攻马邑,韩王信转而投降了匈奴。刘邦听说“信与匈奴欲共击汉”,大怒,亲自领兵前去迎击匈奴,以致被围困平城,后来利用陈平的“美人计”才得以脱困。第三,刘敬作为一届谋臣,善于审时度势,他深受儒家传统的“夷夏观”的影响,又加上不久前“白登之围”的解除,启发了刘敬,才产生了通过“遣公主、岁奉匈奴、谕以礼节”等方式达到“兵可无战以渐臣”的和亲思想。其中,“谕以礼节”还包含了“以夷变夷”的观念,这也成为了此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之一。

对刘敬的和亲思想演化为一种针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自汉高祖刘邦之后,惠、文、景至汉武帝初期,一直沿袭了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和亲政策也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第一,和亲期间,尽管匈奴仍时常袭扰侵掠西汉边境,但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边疆秩序基本安定,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匈奴的侵扰,客观上为西汉发展经济、增强实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西汉得以休养生息,形成了“文景之治”的封建盛世,为汉朝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和亲政策促进了西汉与匈奴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亲公主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对匈奴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和亲政策中的互通关市加强了汉匈双方的经济交流。这种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而且客观上在我国整体民族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

总之,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是在汉朝与匈奴力量对比不平衡的状态下,权衡利弊而选择的合理的外交手段,也是当时汉匈关系的重要方面。西汉前期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对缓和匈奴南下骚扰、保证边境地区安宁起到了积极作用。和亲作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有效方式之一,后来逐渐成为我国各民族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较为常用的政策。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19页。

②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0页。

③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3页。

④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0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19页。

⑥ 司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19页。

⑦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19页。

⑧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19页。

⑨ 崔明德:《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⑩ 崔明德:《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19页。

崔明德:《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5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5页。

崔明德:《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崔明德:《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崔明德:《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19页。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19页。

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有关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4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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