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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与创意中国:资本与权力的再生产

2018-04-24谭宇静

中国图书评论 2018年3期

谭宇静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城市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路径所造就的东北、华北、中南以及西南地区的短促的都市化,并不是当代中国现代化故事的全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快速的区域经济社会建构与重构。20世纪80年代,各个地方政府进一步获得发展地方优势产业的权力,体制内工人、领导纷纷“下海”,开始了乡镇企业的地方化进程。有着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村户口所有者,成为乡镇企业的就近劳动力。[1]基于产业发展的地缘优势,东南沿海“边界”地带的乡镇企业成为急需大量劳动力的由外来资本主导的“三来一补”企业。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社会的建立,进一步拉大了沿海和内地的收入差距。这使得“流动性”成为亟待寻找出路和生活机会的人们的一种巨大追求。

1992年之后,由于国家发展政策的分散与对外政策的转变,东南沿海的农村土地慢慢被“工业化”为外向型的“三来一补”加工工业区。“到珠三角去”就是这场外向型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表征。在城乡对立的户籍制度依然严苛的20世纪90年代,农村户口持有者开始进入东南沿海的工业园区工作,成为人们眼里的“低技能农民工”。进入21世纪之后,与香港隔河相望的“边界”地带,被慢慢规划为连接香港的超大型“创意城市”经济综合体。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的消亡加大了人口跨区域的流动性。越来越多的人与资本涌入越来越“自由与开放”的边界地区。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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