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

摘要：《我是范雨素》的作者是一位在北京打工的育儿嫂范雨素。她这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文章爆红网络正是因为大众文化的急骤繁荣，和其文章中自觉的自我身份认定和群体认同。人民日报评论：《我是范雨素》用文学对抗存在的荒芜，更是让这篇文章的走红成为一起标志性的事件。以此为例，这样的语言表达是否能够被界定为文学创作，“打工文学”在严肃文学或者说纯文学的艺术殿堂中的位置何在，这种个体性书写的价值和局限是什么等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值得深刻的剖析和思考。

关键词：身份认同；大众文化；底层写作；《我是范雨素》

《我是范雨素》是范雨素个人生活经历的记录和书写，首先展现的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她的书写行为和书写内容都能体现出个人主体性觉醒的萌芽，她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破碎不堪和生命的若有似无，于是才能写下“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的极为拙劣”，才能用细碎的语言和碎片化的叙事主动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范雨素的书写是一种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她提供的是个性化的道德境况，她展示的是触摸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况。这种个性化的生命体验能够迅速引起共鸣和争论的原因就是透过对“我是谁？”和“我该怎么办？”的追问激发每一个读者的道德反省和伦理感觉，范雨素个人的命运遭际能够使看到这篇文章的人明朗自己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清楚自己的生存信念，这些刻下纯然个体感受印记的语言会使经历过这种语言事件后的读者产生完全不同的伦理感觉。《我是范雨素》在内容上主要展示的仍然是最传统的家庭人伦关系——母女、兄妹和夫妻。她在三组关系的描述中建立了“强者”的母亲形象，“迂腐”的父兄形象和“畸形”的婚姻关系，在这些关系中范雨素完成了自我认同，她要做像母亲一样的“强者”，要为女儿撑起一片天；她要看书写作，要完成和实现“文学梦”；她要从破碎和畸形的婚姻关系中脱离出来，要保持独立、保留尊严。在自我身份认定之外，《我是范雨素》还能为打工群体发声，为底层人发声。其中对京郊皮村外来务工人员生存现状的描写、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境况的控诉和以及对农村征地补偿争端的揭露均完成了范雨素群体身份的认定。此时，她的书写就不仅仅是个体遭遇，更指向了社会问题，代表了一类群体的声音。知识分子群体对底层的书写在真实性和可能性会受到普通讀者的质疑，他们对底层苦难的描述更多的是从另一种身份出发的自我想象和隔岸观火，是一种带有虚假“人民性”的“美学脱身术”，所以说他们对现实的批判和质疑是有限的。而范雨素外来打工者的身份赋予了这些文字真实的温度与态度，即使她的言语逻辑和表达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却是真正有力量的文字。这也是“在写作中生存”和“在生存中写作”的区别。但是这种书写和表达还不成熟，并没有充分释放“底层”所内涵的文学写作的生机与可能性。她对现实的不满与控诉仍然停留在情感的表达上，并没有对产生这种不公的原因进行真正深入的剖析；她用活生生、血淋淋的真实场景呈现了被遮蔽和扭曲的现实，刺激到了麻木到观众，但对“病灶”的起底和治疗尚未进行。在我看来，《我是范雨素》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发声和对话。她们的出现虽然不能构成对精英文学的冲击，但也促使知识分子作家进行反思和改变。文学创作不能仅仅是坐在书斋中的个人想象，不能固步在艺术乌托邦的梦幻泡沫里，精英文学不应该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如何与通俗文学、打工文学、网络文学争夺市场，争夺话语权是知识分子作家群体应该思索和考虑的。

同时值得警惕的是，以《我是范雨素》为代表的书写是否在落笔之前就存在着意识形态的规训，在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这种背后的声音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阿尔杜塞看来，意识形态借助权力机制把个人“询唤”为主体，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倾向都会受到家庭、学校、媒介等权力机构的联合塑造。这种塑造和规训或许不是完全被诱导的顺从，却可能更多的表现为将主流意识形态以更加适合于个体的形式进行协调性的理解和认同。“范雨素们”个体化的生活经验、想象力化独特的书写模式不会在这一过程中完全丧失，但也对新语境下的读者群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我是范雨素》的走红依靠的是新媒体的兴起，微博和微信是其传播的主要工具。在新媒体的传播过程中，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使传播者和阅读者更注重情感的共鸣和宣泄、而忽略了对文章内蕴对深刻思考，所以，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要警惕霸权文化对主体意识的温柔消解，也要更加主动地甄别这些书写到底是对市场和读者的迎合取悦还是真正对群体生存现实的揭示和担忧。

参考文献：

[1]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J].文学评论，2005.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