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广西合浦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 李文

进入新时代，各地的产业园区转型升级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之中。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的一个重点就是加强软实力建设，发掘地域历史文化特色，补文化建设短版。合浦工业园基于本地月饼产业特色，倾力打造“合浦月饼小镇”，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其中，我国首个“月饼博物馆”也已拔地而起，初显雄姿。在这些创新产业发展和产业园区转型升级过程中，园区管理者的学习探索精神十分重要。结合工作需要，边学边干、学以致用，十分有利于及时补上管理者的一些短板，并进而推动园区软实力建设。本期为此特刊发合浦工业园管委会一位干部的一篇特色产业文化研究心得，意在鼓励更多的一线人员，加强文化建设研究，补上软实力短板。 ——编者

先代留下的一封信、一首短诗都有其价值，都值得敬畏。现在阅读起来不但会得到审美的享受，其中隐藏的信息，或许还是我们借以揭橥古代社会生活原貌的宝贵线索。

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流放海南的苏东坡获赦北归，途经合浦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廉州镇，廉州在西汉时就是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地），写了《留别廉守》一诗。全诗如下：

编萑以苴猪，墐涂以涂之。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诗。好在真一酒，为我醉宗资。

这首诗记述了东坡量移合浦期间，尝到了当地一种叫“猪仔饼”的美味糕点。这种糕点造型独特，还用莞草编成笼子装着，与其他传统糕饼的样式差异非常大。这首诗的文学审美价值并不高，加上苏东坡在合浦的时间不长，所以流传不广。但它在食品界名气很大，凡研究中国传统糕饼的著作都会提到苏东坡这首诗。

全诗五言八句40个字，含有大量信息但少有人深入探究。苏东坡吃的“猪仔饼”是什么饼？为什么要做成猪的形状？为什么要用笼子来装？跟传统月饼有什么关系？中国有馅糕饼产生于何时？“饴”是什么东西？北宋时合浦是个什么样子？“真一酒”是什么酒？“宗资”是谁，苏东坡为什么仰慕他？等等。这些问题，已远远超出一块小饼的范畴；回答好这些问题，既有文化方面的价值，也有商业、科学方面的价值，对“一带一路”研究也有助益。

首先谈谈月饼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由于中国古籍对食品加工技艺并无系统的记载，苏轼这首诗竟成了迄今最早关于中国传统有馅糕饼的唯一书证。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儒家长期奉行“君子远庖厨”主张，造成古代饮食乏于文人记载。儒家的初衷是为了推行“仁政”，他们认为“仁政”发端于“不忍之心”， 不赞成“君子”（统治者）亲自操刀宰杀动物，甚至远离厨房，唯有不嗜杀才可以成就霸业。上风下渐的结果，意外造成“大丈夫下厨做饭没出息”成为社会共识。具有文字记录能力的士人耻于与柴米油盐沾边，导致唐宋以前没有饮食专著，南宋以降至有清一代，虽代有著述，但多为文人遣兴之作。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元忽思慧的《饮馔正要》、韩奕的《易牙遗意》、清袁枚的《随园食单》等，盖因非专业之作而记之不详。如钱钟书先生引博明《西斋偶得》言：“由古溯今，惟饮食、音乐二者，越数百年则全不可知。《周礼》《齐民要术》、唐人食谱，全不知何味；《东京梦华录》所记食料，大半不识其名。又见明人刻书内，有内蒙古、女真、畏吾儿、回族食物单，思之亦不能入口”。中国传统文化因各种意想不到的原因失传的例子很多，如传统音乐因记谱手段落后致古乐失传失真，而饮食无书可传的原因却令世人始料不及。

第二，传统糕饼的材料仅散见于各种史书中，卷帙浩繁不说，要从中抽丝剥茧十分困难。王学泰先生一本薄薄的《中国饮食文化简史》，所涉猎的史料不下百种，而要找到关于月饼源流的确证更是难上加难。《膳夫经手录》《梦粱录》《东京梦华录》被奉为考据宝典，《诗经》《礼记》《吕氏春秋》《史记》《汉书》《齐民要术》等典籍竟然成为古代饮食信息的重要来源，甚至《盐铁论》《千金要方》也赫然在列，可见搜寻之难。

第三，月饼作为食品的一种在大众消费食谱中已经式微，缺乏研究的动力。国内有多家大学开设食品工程专业，大部分高职都开设烘焙专业，均以西点制作技术教研为主。经询江浙、北京、西安、河南等地的教学研究机构，与月饼有关的史料几乎没有积累，也没有列入重要研究对象或类似方面的安排。清以后虽然人们逐渐认识到饮食文化的重要性，各种专著记述颇丰。如清代大型食谱《调鼎集》，收录了两千多道菜点，涉及范围包括江浙、安徽、广东、河南、陕西、东北、西北等地。近代《中国面点史》《中国烹饪百科全书》《中国菜肴史》《华夏饮食文化》可谓洋洋大观。但有关月饼流变方面的资料则少得可怜。

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几乎所有的观点都认为月饼的前身就是“胡饼”（类似“馕”）。“胡”是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称呼。“胡饼”何时传入中国已不可考，最早的文字记载见《续汉书》，中有“灵帝好胡饼”之述。传说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引进芝麻、胡桃，为月饼的制作增添了辅料，出现了以胡桃仁、芝麻为馅的圆形饼，故名曰“胡饼”或“胡麻饼”。

胡饼是如何改称月饼的？

据说唐高祖年间，大将军李靖征讨匈奴得胜，八月十五凯旋，吐鲁番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高祖李渊接受并笑指空中明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说明唐初仍称胡饼。

又说有一年，唐玄宗和杨贵妃中秋之夜赏月吃胡饼时，唐玄宗嫌“胡饼”名字不好听，杨贵妃仰望皎洁的明月，随口说出“月饼”，从此“月饼”的名称便在民间逐渐流传开。

以上都是传说。据民俗学的经验看，传说有时也靠谱，不能全苛求信史。

真正可考的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月饼于南宋时出现，制作技术完善于元朝，变成中秋节的代表食品始于明朝。天津收藏家王来华，所收藏的传统糕饼模具国内最全，年代最远的模具止于明朝。

东坡吃的糕饼是月饼的源头，形状与现代月饼差异很大，但原料材质和工艺大率相同。

（图为猪仔饼。今仅见于合浦、湛江一带。）

月饼是如何发展而成的？

我在整理合浦月饼文化展示馆展陈材料时也采信了“月饼就是从胡饼发展而来”的观点。虽心存疑虑，但苦于缺乏相关的材料故未予深究。

通过王学泰先生著作的指引，读到张良皋先生的《匠学七学》，得以开启茅塞。这是一本考察古代建筑文化演变的专著，同时也发掘和解答了许多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例如本书第一章“说延席”，中国唐代以前上溯到“三代”（指夏商周）都是“席居”，从“席居”出发，不仅考察了它对建筑制度的影响，还得出了“上堂脱屦，登席脱袜”的习惯不可能产生于黄河流域，更不可能始于寒带的判断，作者认为只能产生于南方。这对“华夏中心说”和中华文明“西北源说”是个挑战。作者从文字学、建筑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独抒己见，论证周严，指出：“百越民族是一个富于开拓性、极好远游的族群”，“中华民族绝不是从黄土高原窑中钻出来的大陆民族，而从来是一个大无畏的海洋民族”。廓清了建筑学、历史学上多个悬而未解的概念，开拓了中华文明史研究的新思路。

《匠学七学》于2002年出版，是一本有鲜明学术个性的著作，其可读性及创见价值绝非一般应景之作可比。如果说，张先生的著作为一带一路研究提供了学术支撑，那么，合浦就是一个重要支点。

历来衣食住行同根同源，密切相关。循张氏的思路，有关中国传统食品发展的诸多问题也得到了合理解释。中国地形复杂，南北气候差异大，北方以麦面为主流，南方以稻米为主食，形成了北派南派糕点的形制特点。麦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于夏商时期开始种植，周以后已经普及，《诗经》里已有很多以麦为背景的诗歌。稻产生稍晚，于周代上升为五谷之一，时间相差不大。在此之前，古代人食谱非常杂，没有主副食之分。麦和稻的广泛种植，很快改变了古人的食物结构，“饼”的出现，很快与粥、饭平分秋色，形成北方主要食面、南方主要吃饭的食俗。饼当初并不是指点心，“汤饼”是用煮的面，即面条。随着主副食分野，才逐渐变成“点心”的概念。点心的源头是干粮，其发展轨迹，体现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实用到奢侈的过程。

糕和饼是最有代表性的副食。胡饼原是游牧民族的干粮，大块头，且干硬，更方便携带。南方点细小松软易散。

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南方糕点的灵感来自胡饼，一来南方没有游牧民族的需求，二来胡饼传入时南派糕饼已经产生。如《齐民要术》所记的“䊦”（音夜，合浦民间也记作“籺”），现时北方人也不知为何物，显见是南方特产。据考，“䊦”就是糕的雏形。

但来自游牧民族的影响不可忽视。如游牧民族南侵，因穿马靴的习惯改变了中原席居制度（现时只有朝鲜、日本还保留着席居习惯，显然是中国古代席居制度的遗存），其饮食习惯也必然对中土习俗带来影响。

南北融合是渐进式的。张骞通西域加快缩小了南北饮食的差异。一是制作原料如芝麻、核桃、葡萄、无花果等中土没有，二是制作技术的输入。如发酵技术，共同影响了南北糕点制作。

南北是相互影响，而非单向影响。游牧民族改变了中原的部分习俗，但更多的是中原习俗改变了外夷习俗。以传统糕饼为例，时下广式、京式、晋式、秦式、徽式、越式形制及制作工艺已俨然为大中华独有，到海外已是“传播”。

月饼模具是研究传统糕饼的唯一可靠参考。从纹饰看，大多以寓意吉祥的事物，如鱼、鹊、梅、兰之属及嫦娥、玉兔、月宫、八仙等，都是汉文化的独特符号。个别仍可见少数民族的特征，但大部分已被大汉文化同化。

月饼演变历史的大致脉络如下：

战国至秦：“饼”开始出现。刘熙《释名》说：“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意为用水将面和在一起做出的食品都叫饼。饼的发明关键在于磨的出现。洛阳战国墓、秦国栎阳遗址都发现了磨。

两汉时期：“胡饼”（类似“馕”）据信为月饼的前身。“胡”是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称号。“胡饼”最早的文字记载见《续汉书》，有“灵帝好胡饼”之述，传说是张骞通西域后传入，饼上有芝麻、胡桃等。东汉末发酵法用于制饼，出现蒸饼、馒头和有馅包子。

隋唐时期：副食点心形成并逐渐精细化。“月饼”的名称开始流传，但与八月中秋节没有关系。唐代皇室制作“红绫饼”，是唐昭宗赏赐新科进士的，据考证就是唐时的月饼。

两宋时期：流行的仍是胡饼，“月饼”一词以文字形式首次出现在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开封胡饼店的盛况，制作上日益精细化，饼面上设计了各式各样图案，出现了“荷叶”“金花”“芙蓉”等雅称，形状当与现代月饼相近。北宋宫廷流行一种“宫饼”，流传到民间，俗称“小饼”和“月团”。诗人苏东坡有诗称赞说，“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在口感上与现代的月饼已经接近了。

元代：中亚技师大量进入中原，“起酥”和“提浆”技术更加成熟并得到推广，推动了月饼的普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记录了数十种饼的制作方法，与汉唐以来胡饼的制作方法相类，区别只在于馅料的不同，和现代月饼已经颇为相似。从元代开始，极少有关于胡饼的记载，“胡饼”这个称谓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明代月饼制作更加精进，类目更加繁多。明代养生达人高濂所著《遵生八笺》，其中《饮馔服食笺》下卷“甜食类”载有“松子饼方”“椒盐饼方”“酥饼方”“肉油饼方”“素油饼方”等，五花八门、馅料各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熙朝乐事》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义。是夕，人家有赏月之宴。”沈榜的《宛署杂记》也有类似的记述。明朝官方中秋节放假。说明月饼在全国范围内作为中秋节的节日食品，是从明代开始的。

清代：月饼的制作工艺有了较大提高，品种也不断增加，口味开始分流派。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记载了北京中秋祭月与吃月饼的习俗，当时的月饼上就有月宫、蟾蜍和兔子的纹样，最大的月饼直径竟达二尺。苏州人顾禄所著《清嘉录》卷八《月饼》条，也记录了清代江南中秋节偕瓜果祭月与互相馈贻月饼的习俗。而美食家袁枚的《随园食单》和清代厨师经验集大成之烹饪著作《调鼎集》，都记载了多种月饼的制作方法。

民国时期：各地的糕饼铺如雨后春笋，月饼的口味也渐渐分了流派，比如有京式月饼、苏式月饼、广式月饼和滇式月饼等。其中上海杏花楼、北京稻香村及类似的老字号月饼，从民国至今一直广受欢迎。中秋节月饼制作之考究精良，可以从模具的雕工看出来。月饼模除了有传统的梨木、楠木等木制材料外，还有罕见的澄泥砚、铜等材质。

解放初期：物资相对紧缺，在农村或城市的供销合作社点才供应的月饼，且品种单一，多以“丰收”“国庆”“福”等制作的五仁饼、什锦饼为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秋节的活动越来越丰富，月饼种类越来越多，除了传统月饼伍仁月饼、莲蓉月饼等，还有新式的巧克力月饼、水果月饼、冰皮月饼、奶黄月饼等。

古代合浦经济状况如何？

与中原糕饼相比，合浦猪仔饼的纹饰和形状十分另类，这似乎也告诉后人，合浦原是个另类的所在。

从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看出，到宋时，整个广西西南仍然是远离中原文明的化外之地：“广西地带蛮夷，人物稀少，事力微薄，一郡不当浙郡一县”。可见是非常贫困落后的地方。北宋时钦州号称“天涯”，廉州是为“海角”。直至元时也还有此称谓。元代海南海北肃正廉访使范椁《重修海角亭记》云：“钦廉僻在百粤，距中国万里而远。郡南皆岸大洋，而廉又居其折，故曰海角也。”

但从史料看，合浦并不贫穷落后，可以说是整个岭南地区的一朵奇葩。

第一，周去非《岭外代答》对钦廉州一带的记述远比他州为多，全书二十门，所记岭南风物，门门皆有涉及。可证钦廉物产之丰富。

第二，汉时合浦种植业相当发达。1975年在合浦堂排汉墓出土一件铜锅，内装荔枝，果壳果核完好，是目前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荔枝标本（《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三辅黄图》载：“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破南越，建扶荔宫，以植年得奇草异木……山姜十本，甘蔗十二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其实（指荔枝）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汉武建扶荔宫和始设合浦郡都在同一年，奇草异木及岁贡方物当来自合浦。

第三，犯官流放合浦，带来的财富和中原技术直接带动合浦繁荣。这是合浦郡治所在地迅即从徐闻内迁廉州的主要原因。

第四，合浦作为流放地时间很短。古代对犯人流放地的选择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三大区域：一是今鄂西北的房陵（今房县）、上庸（今竹山）地区。秦灭赵国之后就把赵王流放到房陵；两汉时仍把这里作为囚禁有罪废黜的诸侯王的地点。二是岭南地区，主要集中在合浦、日南、九真。三是西北边疆地区主要包括河西走廊、河套平原地区。其中，一、二两个地区都在南方古人所谓的“烟瘴之地”，开发比较晚，最早被用来作为惩罚犯人的场所。而西北的苦寒绝域，自从纳入版图以后随即便成为历代统治者理想的流放场所。我们从《资治通鉴》等史籍中获知，新莽之后已无人犯流放到合浦，而周边地区如八步、滕县、北流、甚至钦州都有，合浦已从官方流放地名单中剔除。

小吃点心是商业繁荣的标志。从史料看，合浦市井发达、商人贾贩队伍庞大，点心是他们的最爱。盖因点心是成品，随来随吃，携带方便。

这些都是合浦早于岭南其他地方脱离蛮荒落后的有力证据。到唐宋以后，合浦已相当发达，完全具备生产精美小食品的条件。

苏东坡在合浦吃到的猪仔饼，未必是唯一的糕点，但一定是最好的糕点。他的这首诗，说明有馅糕饼在北宋时已经非常成熟，给中国传统糕饼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为什么做成猪的形状？

养猪是农耕民族的标志，大约7000多年前中国已有家猪驯养。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有关猪选种和繁育的经验已十分成熟。汉代合浦农业、畜禽饲养业发达，猪饲养尤为普遍，从汉墓出土的陶屋模型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猪圈，圈栏内的猪小则一二头多则四五头；有肉猪，也有带仔的母猪，姿态有静卧的有吃食的还有喂奶的形象逼真……合浦望牛岭一号汉墓陶屋，猪圈内有肥猪5头。”（《海上丝绸之路史》）

从现存糕饼模具看，已鲜有猪的纹饰，恰恰说明猪仔饼形成的年代非常久远。明清时期的动物纹饰，已附丽了强烈的文人色彩，与带有粗鄙意味的事物产生距离，说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发生了较大变化，已从最原始的祈盼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图为猪仔饼。今仅见于合浦、湛江一带。）

为什么装在笼里？

这与古代中国聚财、藏财的观念有关。古代肉食的来源靠狩猎，虽然商周时期畜牧业已十分发达，但仍缺少大规模的养殖，故肉食显得十分珍贵。《礼记·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家畜不在野外圈养而在家里，说明畜与人的地位相当。对野猪的驯化始于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其野性也非现代家猪可比，随时都可能越墙而逃，这也是圈地必须牢固的原因。周秦两汉时期，狗为六畜之一，狗肉比猪、羊肉更受欢迎。春秋时期吴越交战，越国出台奖励生育政策，生男奖励狗两条，生女孩奖励猪一头。国家急需男丁作战，自然生男奖励级别更高。但由于狗性难驯，生性好斗，无法大规模饲养，地位最终被猪取代。

粤区“猪笼入水”的祝语，意为八方来财、快速致富的意思，当是古代“猪即财富”观念的延续。

“饴”是蔗糖还是麦芽糖？

对苏诗“中有酥与饴”之“饴”意见比较一致，都认为是麦芽糖。事实果真如此吗？

调料的发现与发明使烹饪进化为烹调。对美味的追求，促进了调料的发展变化。“仪狄始作酒醪，辨五味”（《世本》）。五味指酸、苦、辛、咸、甘。周秦两汉时期调和五味的原料和后世不完全相同，辣椒、蔗糖还没有传入，调和辛味靠姜，甜味靠饴蜜，即麦芽糖和蜂蜜。

调料中最重要的甜味原料――糖。东汉《异物志》载，战国的时候楚人（岭南人）已懂得从压榨的甘蔗浆中获取甜味，时人把这种如冰片一样的硬块糖称为石蜜。

《糖史》是季羡林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季先生从一张敦煌残卷上发现“煞割令”一词并通过这个词破解了卷子内藏的奥秘，据此写成了30多万字的《糖史》。结论为：中国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技术，取得经验回来后，中国造的糖“色味愈西域远甚”，意思就是唐时中国人制出来的砂糖在颜色和口味方面远远超过了印度，最后返销印度。

南宋初年王灼《糖霜谱》详细介绍了糖的由来，从中可知，唐宋时期蔗糖技术成熟，价格低廉，已广泛用于烹调，而两汉以前用于调味的麦芽糖、蜂蜜则大多仅用于羹汤。

可见，涂在猪仔饼表面的“饴”，应该不是麦芽糖。之所以称之为饴，是习惯使然，我们实在不必胶柱鼓瑟。

“真一酒”是什么酒？

苏东坡自己酿的酒。但不是一般的酒。在苏东坡的眼里，酒是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并非酒徒买醉的杯中物那么简单。

他有《浊酒有妙理赋》中说：“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于凝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杳冥冥其似道，经得天真。”意为喝酒不怕浊，但与人交往要选“醇”的。喝酒可忘忧，从而使人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使人“达道”和恢复自己天真的本性。

东坡好酒不能饮，但喜欢看人饮酒。他在《书东皋子传后》中说：“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看别人饮酒爽过自己饮酒，此中真意，亦非一般酒徒所能解。

苏轼更好酿酒。为什么好酿酒？他在《饮酒说》中说：“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遂不免闭户自酝。”在黄州曾酿蜜酒，作《蜜酒歌》。在惠州曾酿桂酒，作《新酿桂酒》文。撰有《东坡酒经》，系统总结他的酿酒经验。

东坡迷恋酒，跟他的思想心灵史有关。他任杭州通判时就特别推崇禅宗，在惠州酿“真一酒”，则是道家思想的体现。所谓真一即“众真归一”（《三元真一经》）。他的很多诗文都提到真一酒，可见此酒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第一，酒法来历不一般。《真一法酒寄建安徐得之》：“岭南不禁酒，近得一酿法，乃是神授。”

第二，酿造过程郑重其事。《东坡志林》：“绍圣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请罗浮道士邓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将奠，雨作，已而清风肃然，云气觧驳，月星皆见，魁标皆爽。彻奠，阴雨如初。谨拜手稽首而记其事。”

第三，美酒酿成洋洋自得。《真一酒诗并引》）云：“米、麦、水，三一而已，此东坡先生真一酒也。”诗云：“拨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里清。晓日着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又《真一酒歌并引》：“酿为真一和而庄，三杯俨如侍君王。”

那么，配得上“真一酒”的宗资究竟是什么人？

宗资是东汉官员。史传对他褒贬不一，原因跟另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范滂。范滂是与宗资同时代的名士，以学问气节深得时人敬重。《世说新语》：“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说的就是这个人。范滂为官，清廉正直，不惧权贵，铁面无私，是极有性格的人物。范滂的命运也非常有戏剧性，东汉时宦官弄权，政风败坏，建宁二年党锢之祸，被捕入狱。范滂本可以不死，县令郭揖愿意丢官同他一起逃亡，但被范滂拒绝。范滂鬼神不惧、超然脱俗，成为后世士人的榜样。

苏东坡的母亲程氏,教苏轼读《范滂传》时“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宋史·苏轼传》)。

可见，苏东坡心仪的是范滂，但为什么“醉”的却是宗资呢？

唐代人的儿童启蒙课本《蒙求》中说“宗资主诺”，说的是宗资在做汝南太守时，任范滂为功曹，宗资自己常常把事情委托给范滂去做，自己不理政务，只是在文书上签签字。“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的民谣，就是嘲讽宗资为官不办事的。

但另有史书说：“宗资任汝南太守，征召范滂为功曹，委任政事，功劳归于范滂，任用善士，朱紫区别，闻名海内。”

民间对宗资众议纷纭，褒贬代表不同的立场。东汉时期的国家权力格局十分怪异，分别掌握在皇家和门阀士族手里，皇权实际被外戚和宦官操纵，而外戚和宦官之间也是各种不服。到东汉末出现了地方豪强和中央权力倒置的情况。许倬云在《历史的分光镜》中说：“地方大族逐渐根深蒂固，形成新贵族，包办了察举，也把持了地方……黄巾一起，皇室威信已经荡然”。所谓党锢之祸，实质是来自皇室的权力集团借由消灭士族、打击地方豪强的事件。范滂在党锢事件中被牵连遇害。

范滂在汝南郡任功曹权力很大，除主管人事外，常能与闻一郡政务。有人说，“宗资画诺”表面上是表现地方官员风度娴雅，超脱俗务，事实上是权力已被范滂架空，上班只能在文件上签签字，恐怕也不无道理。

苏东坡生活时代的政治生态和东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故史称“垃圾宋”。朝中政治生活腐化，官僚体制冥顽不灵缺乏独立批判氛围，帮派林立，互相倾轧。苏东坡作为理性和弱势群体的代表，被强权政治碾压得遍体鳞伤。

历经劫难的苏东坡，看透了世态炎凉，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廉州待诏两个月，他尽情享受没有政务缠身、无官一身轻的快乐时光。

后记：

合浦是南珠古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深厚的文化底蕴助力经济发展。2017年4月，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首站就来到合浦，参观了汉郡博物馆，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找到实物佐证，带动了合浦旅游业发展，让合浦传统历史文化得以在更广泛的范围传播。合浦把握机遇规划建设月饼小镇，以大月饼产业为引爆点，大力发展全链条健康食品产业，取得了初步成效，引起了自治区层面的高度重视。我们期待着合浦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主要参考书目：

《苏东坡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苏东坡传》林语堂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东坡志林》苏轼著，北方联合出版传媒公司

《岭外代答》周去非著，中华书局

《中国饮食文化简史》王学泰著，中华书局

《华夏饮食文化》王学泰著，商务印书馆

《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匠学七说》张良皋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传统糕饼模》王来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