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凌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于纽约市立大学商学院获MBA学位。近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翻译作品《普拉斯书信集》。现居美国。

一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混在中国内陆省份走出国门的大学生中，来到美国，首站是洛杉矶。之前，我这个四川达县人既没有坐过飞机，也没见过大海，到过离家最远的城市是北京，那时我是县里唯一一个考进北京念大学的。

美国到底是怎么个样子，我们谁都说不上来，坚信它是“一个金砖铺地的花花世界”，这是我们出国时的共识，但这句话到底是许诺，还是激励，或者仅仅是一个在老华侨和偷渡蛇头中流传的谣言？我无从判断。国航飞机抵达洛杉矶降落时，下面一半是太平洋，一半是沙漠，在红色的云蒸霞蔚中（后来知道那是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造成的雾霾），一个城市的平面缓缓露出，看到它时我想起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我必须学会游泳，仿佛洛杉矶是一个海洋。

关于离岸流的知识，缘起于我老婆红雨学开车。那时我已经在洛杉矶住了四年，与红雨结婚不到两年。红雨怀孕至六个月的时候，决定学开车。理由很充分，之前她学过开车，已经通过笔试，只等路考通过就可以拿驾照了。我也愿意教她。但是我知道她心里害怕开车。

红雨害怕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这是她过去几年放弃开车坐公交上下班的原因。按理说我们住在洛杉矶的西湖区，出门没几步就可以上高速，她来美国也四年了，并不是没见识过。但是，红雨对高速公路有恐惧心理。她个子本来就瘦小，坐在我们那辆本田车的方向盘后面，双手死死抓住黑色轮盘，那表情就像溺水的小兽。她一紧张，车速掉到六十英里以下，旁边的车一辆接一辆从左右两侧车道呼啸而过，这样一来她就更紧张，屏住呼吸，脸憋得通红。我怕她这样屏住呼吸时间长了，会当场在驾驶座上背过气去，那样我们恐怕会车毁人亡。

怀了孕，红雨说无论如何她得拿到合法驾驶的驾照，家里有什么急事，她可以开车出门，以后不走高速、多绕点路也行。“不走高速”是她自我镇定的救命稻草。她的心思我明白，无非是在我们当地的小街小巷里把车技练熟了，到时再上高速就不会怕成那样了。

这样，我们平时出门就开始绕小路。

去老费家做客后回来的路，也是这样绕行的。老费新购买的康斗（Condo）大屋坐落在洛杉矶的“上只角”，我们去给新屋“暖房”，结束时我喝醉了。当我一手推着从老费家取来的婴儿车座，一手拖着一个二手学步器，手臂上还挽着一大包老费的儿子费大卫用过的婴儿童装和没有用完的纸尿片时，红雨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果断决定：“我来开车。”她从我的裤子口袋里掏出车钥匙时，手指隔着口袋布碰到我的腿，我有点浮想联翩。她最近不喜歡我碰她。

坐进副驾驶座，我把车窗打开，让夜里的凉爽空气吹进来，帮我醒醒酒。夏天的晚上风是温的，但是很干燥，吹在皮肤上很快把汗吸干了，很舒服。红雨端坐在方向盘前，手臂呈水平状各执方向盘的两侧。她突然举起手臂紧了紧衣服，勾勒出胸和腰的曲线，再次让我浮想联翩。

车开过圣塔莫妮卡的时尚区时，我们都同时被街上的漂亮房子吸引了，忍不住回头看。红雨看一眼，就克制住，专心看路开车，我则可以随心地看：白色的泥灰涂面的西班牙式房子，红瓦铺顶；日式庭院，门前挂纸灯笼；墨西哥式带屋顶的宽走廊，深棕色的方木柱子，红方砖铺地，爬满墙的红影树；还有房前的沃尔沃车，宝马，奔驰敞篷车，雪佛兰科尔维特复古式跑车。然后我们都说住在这里离城多远啊，哪里有我们西湖区方便！但是我知道我们是住不起这些房子的。我毕业后找到这个程序师的工作才两年，第一年的薪水一半用来还读硕士时问亲戚借的学费了，余下的钱我攒着准备买一辆小跑车，那种叫银子弹的道奇跑车。红雨一直在餐馆打工、包外卖。她的钱除了寄回湖北的老家，其余的都存着，她想交学费读一个图书馆的学位。图书馆职员薪水不高，但是工作清闲，也没有那么多人来竞争。

车开进好莱坞大道的时候，风景大变，变得热闹了。这时已经晚上十一点了，下城的夜生活正式开始，沿路一溜儿站满流浪汉和娼妓，也有去夜店的华丽族——明星、富翁，奇装异服，鹤立鸡群。我把车窗摇上去，红雨一声不响地紧握方向盘，目不斜视。路灯和酒吧的彩灯跳动着，映在红雨的脸上，跟她苗族人特有的高颧骨和无辜的眼神很搭。曾经不止一次，有洋人问过红雨是不是波利尼西亚人。

车窗外的人行道越来越挤，挤满各种肤色的大胸、胖瘦不一的腿、空洞发呆的眼睛。这景象让我想起红雨打工的餐馆在唐人街，经常有这些做皮相生意的人来买外卖，看到她这个孕妇，小费还会给得很多，还有人要求摸一下她的肚子，求好运气。

“你真给他们摸过肚子？！”我很奇怪，她居然不害怕。

“没有啦！但是他们见到我还是很高兴，这些老外多奇怪啊！见到孕妇又有什么可高兴的！我妈说的，见到孕妇和怀崽的母猪都得往地上吐唾沫，消灾……”红雨没有觉得她话里有对自己的不尊重。她的老家在湖北的恩施，来美国之前她是中央民族学院苗文专业的留校青年教师，通过商务签证来到美国。

我第一次见到红雨的时候，是在老费那个旧家的派对上。一群人中间，一个小姑娘眉清目秀的，漆黑的长发梳成马尾巴，穿着国内裁缝做的改良式旗袍，正斩钉截铁地说着：“打光火药，但这家伙没死透，倒在地上抽搐，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了一枪托，砸得脑浆子都出来了。脑浆子你们见过吗？……”这个彪悍女就是红雨。

“谁的脑子？”座中有人问了我想问的。

红雨说：“野猪的脑子，比人脑子大……”

那时正好是一九九二年洛杉矶黑人暴乱后，好多韩国人买枪保卫自己的店，怕被再次抢劫，洛杉矶的华人社区也怕抢，见面都在商量购买武器的事。大家都没有摸过枪，不知道底细。唯一用过武器的人是红雨，她不厌其烦地解释在恩施用猎枪打野猪的事。

你打野猪都不怕，怎么还怕高速公路上开车？这是我不止一次问红雨的话。她总是回答，湖北没有那么宽的路，一上高速看到六排车道头就晕。

穿过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我们的车从好莱坞转向佛芒特大街，我也松了一口气，这条大路一直开下去，没多远就能拐进西湖区了。酒精的后劲开始上头。我昏昏然觉得很放松，把车座放倒，想小睡一会儿……

一声巨响，车狠狠地往前踉跄一下，几乎要飞起来，然后又重重地摔回地上。我的身体像坐过山车，被惯性猛地抛到前车窗上，旋即又被身上捆的安全带拉扯回来。我彻底醒了，扭头看红雨，她的头撞到方向盘，右脸被狠磕了一下，已经红肿起来。她双目圆睁，脸色煞白，伸手拉我，说：“小刚你没事吧？没事吧？我还好，就是脸上磕疼了……”

我摸摸脑门，把车座放回直立状态，说：“我没事的，车子撞哪儿了？红雨你还好吧，除了脸别的地方疼吗？下车走几步看看……”

我们各自打开车门，起身出来，红雨除了脸上挂花，其他看着都还好，她一边走一边整理自己的连衣裙，脚步平稳，我松了一口气。我们转到车的后部查看，发现整个保险杠掉在地上，后备厢已经被撞得缩进车体里。我倒没有多么心疼这辆小本田，反正这车也老得不行了，应该换新的了。

在我们低头查看损坏的车尾时，并没有注意那辆撞我们的白色中型货车。只听见身后那辆货车引擎熄火，车前灯随之暗了，车门推开，几个人跳了出来。我和红雨光顾着察看彼此的伤，一抬头，我们周围已经围了几个人。其中一个高个儿穿着连帽运动衣，因为背着光，他的大半张脸都缩在连衣帽的阴影里，看不清他的脸。他转身吼：“别熄火啊！你他妈的蠢啊！”随即货车的大灯随着引擎启动的轰鸣声又亮了起来。

他的骂声在夜里显得粗重刺耳，大灯照得人像在接受审讯。另外两个围上来的黑人好像很紧张，低头看着我们的脚底下。接着另一个人从车里钻出来，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shit”。等他来到我们面前，我见他一头金发，穿着无袖的篮球背心，阔短裤，上身和腿上露出的部分布满刺青，包括他拿枪的手。枪对着我们。他看到红雨隆起的肚子，有点吃惊，把手里的枪本能地朝我这边晃晃。在货车灯光的照耀下，黑洞洞的枪口好像电影特写镜头。

红雨尖叫起来：“别开枪，求求你们别开枪！求求你们！把车拿走！”她说着湖北口音的英语，声音又高又尖，像是锉刀划在玻璃上，听得我一瞬间觉得五脏六腑都在战栗。

“把车钥匙给我们！你他妈的快点拿出车钥匙！”高个子呵斥着。

红雨弯下腰，把车钥匙往前抛在高个子脚前的地上，车灯光打在她赤裸的手臂上，特别白，地上几块碎玻璃闪着寒光。她颤抖着说：“车钥匙给你，拿去吧，我们没有钱。”

“我来我来。”我听见自己说，说着往后裤兜里掏钱包，一切都是慢镜头里的动作一般，我有种缺氧的感觉。我平静地掏出钱包，把里面的钞票掏出来伸直手臂递过去。高个子一把抓过我手里的票子，转身就往货车奔，其他两个跟在后面。我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注意到那黑洞洞的槍口还在对着我们，没有挪开的意思。金发小个子的眼睛里闪着疯狂的光。车灯下，我注意到他头上的金发是一个假发套，鬓角上有黑色的发茬从假发下支棱出来，使得他脸上的疯狂表情看起来更加恐怖。

这时我突然清醒了，路上所有的嘈杂声重新蜂拥进我的耳膜；我听见高个子和金发仔的叫骂声，以及子弹在空气中擦肩而过的啸叫，货车上的人拼命踩油门，引擎挣扎几下复又启动的声音。在这一片嘈杂中，我听到红雨在一旁啜泣，我用手臂罩住她的肩膀，往路边的草丛中退过去，蹲下，努力在乱晃的车灯中把身体缩小。金发仔坐进我们的车里，一只手还拿着枪，另一手捏着车钥匙，他离我们这么近，脸上的粉刺被汗水打湿，清清楚楚。

随后，汽车排气管里冲出热浪，热浪中满是废气的味道。在汽车启动的同时，我拉着红雨转身撒腿狂奔，马路隔离带的刺划破我的脚，我们拼命跑着，跑进一条更黑的小巷，跑过已经打烊的小店，直到我发现牵着红雨的手空了，才意识到把她弄丢了，复又跑回去找。她倒在不远的路边，在一辆路边停着的车旁，赤裸的双腿上血迹斑斑，连衣裙的下摆已经撕破，高跟凉鞋只剩下一只。我以为红雨被枪击中，等我抱起她察看，才发现血是从她两腿之间流下来的。她还有气，活着。

我叫来救护车，把红雨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已经听不到胎音了。医生给了红雨引产的药，我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等。医生跟我说，为防止子宫大出血，要尽快引产——红雨没有被枪击中，但胎盘出了问题。引产前，妇产医生听我结结巴巴地说了车被撞，然后被抢劫的事。他叹了一口气，问这是不是红雨第一次怀孕。

医生安静地听我讲完，然后说：“第一次怀孕可能会出现各种复杂情况，包括流产。车祸和惊吓是一个因素，但不一定是流产的决定因素。”说完他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你们还年轻，以后还会有很多次机会。”

我唯一的念头是红雨活下来，别出事。

引产很顺利，医生问我要不要见一见胎儿。我迟疑了一下，医生见我害怕，解释说胎儿很完整，就是很小，做父母的最后见一次是一个了结。我于是同意了。我被带进一间单人房间，类似于会客室，有沙发，有咖啡桌，沿墙的柜子上放了咖啡机，和一排整齐的茶叶盒子，但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一种是布景的感觉，一切都是临时的布置似的。

我在房间中站了一会儿，前面有一个落地窗，里面透出光亮。我走过去拉开窗帘，才发现窗帘后面只有一张一米半见方的大照片，不是窗户，这个房间根本没有窗户。大照片后有灯光设置，外面装了落地窗帘。窗帘拉上以后隐隐透出来的光线像天光一样，其实是大照片背后的打光。我在那张大照片前看了一会儿，那是从洛杉矶天文馆方向拍的城市鸟瞰，那处风景我非常熟悉，是我跟红雨约会时喜欢去的地方，没想到在这里看到。这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护士长推着小推车进来，她从小车上抱起平绒毛巾包的胎儿，递给我，告诉我不需要着急，想待多久待多久，没有人会打搅。

我从她手里接过小白布包，胎儿只有儿童足球那么大，皮肤呈蓝紫色，很光洁，皮肤还有弹性，不像皱巴巴的新生婴儿的脸，双目微合，表情很安详。他靠近眉心处的眼槽微微凹下去，像红雨，苗族人的长相，一眼就能认出。然后我就不害怕了。我慢慢打开绒布包，看到他的全身，是一个男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