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

《温柔之歌》特别适合中国读者，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阅读环境。在二0一七年，有两则新闻让中国所有家长忧心难过。一则是北京某幼儿园虐童事件，一则是杭州女保姆纵火烧死主人一家三口案件。《温柔之歌》的故事像极了杭州保姆案，一个在外人眼里完美得像天使一样的保姆，一个和雇主家庭一起出国旅游的保姆，最后竟然杀死了她所看护的两个孩子后自杀。除了简单的悲伤之外，这个案子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人性漏洞，需要新闻媒体、心理医生以及作家进行深入的挖掘，才能让读者知道事件的真相，也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现实主义写作，这些年来一直是世界写作的风潮及走向。不论是虚构类作品还是非虚构作品，对现实中的问题发言，又或者通过现实问题对人性进行讽刺一直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指向，同时也是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各大文学奖项的评奖标准。米兰·昆德拉获不了奖，是因为他过于追求自我，而莫言以及阿列克谢耶维奇等人获奖，则与他们一直持续进行现实主义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过于靠近现实，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是非常吃亏的。这些年来成功的影视作品，也可以作为例证，比如新近崛起的韩国电影，不论是前些年的《辩护人》，还是二0一七年度的《出租车司机》，都是经过了四十年的时间跨度，等一代人渐渐老去，远距离观望那一段历史，仿佛才有了足够清晰的思考空间。而同样是现实主义作品的中国电影《天注定》则因为和现实关系过于紧密，使得读者缺少审美距离，即使是长于文学创作的贾樟柯也无法改变写作者与现实的紧张关系。

《温柔之歌》这部反映现实题材保姆杀人案的长篇小说，也带来这样的阅读体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蕾拉·斯利玛尼说出了《温柔之歌》的写作来源，是一则美国的社会新闻。甚至，那个新闻中杀死孩子的保姆路易丝，被她在小说中直接用了原名。

作为一位移民作家，蕾拉的成长史和中国大多数乡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一样，有着认知的束缚。十七岁那年，她到法国读书，从此，有了看待世界的新视角。看得出，经历过文明的启蒙，她便再也回不去自己的故乡。在自己的祖国摩洛哥工作几年以后，她还是移民到了法国。蕾拉是一个幸运的写作者，生于一九八一年的她，《温柔之歌》是其第二部作品，甫一问世便获得了二0一六年度龚古尔奖。不少法国的作家前辈都认为，蕾拉的出现让法国文学有了希望。

然而读完《温柔之歌》，我却相当失望。这部探讨人性暗黑的小说，除了拼贴叙述以及语言的舒适，作者没有能力沉潜到人性的深处。如果只是把保姆路易丝的日常生活拼贴出来，那么，资深的记者便可以做到。而一个小说家则一定要找到人性的答案。蕾拉努力打捞保姆的人生碎片，她甚至找到路易丝的人生账单，以及疾病治疗卡片。但是，蕾拉却没有建立杀人的逻辑。她作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所讲的内容不过是报纸报道过的碎片的整合，她没有找到答案。

《温柔之歌》给我们呈现的是当下的法国日常，一对法国底层夫妻的生活现场。丈夫保罗在一家唱片公司工作，妻子米莉亚姆经过长时间的全职主妇生活之后，决定到同学开的律师事务所重操旧业。两个孩子，并不宽裕的住处，甚至保罗的劳力士手表都是二手的。这种种细节呈现的是一个法国普通青年的生活困境。他们连中产阶级都算不上。

然而，因为妻子米莉亚姆要上班，所以，他们招聘一名保姆照顾两个孩子，路易丝便进入了他们的家庭。

他们对路易丝进行过调查，包括打电话到她的前任雇主那里去。是的，路易丝的前任雇主给她的评价甚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蕾拉这样写那个雇主的评语：“她简直就像是我两个儿子的第二个母亲。我们不得不和她分离的时候伤心极了。这么和您说吧，那会儿，我甚至想要再生第三个孩子，好留住她。”

路易丝就是以这样的人品积分进入了保罗和米莉亚姆的家庭。果然，她很快便得到了两个孩子的喜欢，最重要的是，她有上好的烹饪手艺。好到保罗和米莉亚姆开始请自己的朋友到家里来聚餐，以分享路易丝的美好厨艺。

《温柔之歌》采用多线索叙事，从结构上来说，是一部精巧且干净的小说。语言上，对女性内心的描述，都是可信的。蕾拉动用了她观察女性的全部经验，用于建立一个女保姆的形象。对于一个生过孩子且有着良好家庭生活的女性，这不是有难度的事情。

在小说中，保姆路易丝有着自己的人生困境，她离世的丈夫给她留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务。这是她现实生活困窘的原因。而她的女儿则彻底离开了她的生活，杳无音信。这是她精神孤独的另一个源頭。

路易丝的现实是，她十分投入地进入她所服务的家庭，比如，她有时候会用自己的生活习惯来改变主人家的生活习惯。这是一种观念的碰撞。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自以为是了。这种以为对别人是好的便做了，是底层人的一种过度的善意。就像是一个唆完筷子头又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的女人一样，她觉得自己是善意的，哪知对方是在意的。

路易丝的账单因为没有及时偿还，所以，寄到了她所服务的保罗家里。米莉亚姆看到以后，对路易丝说了一些质疑的话。这让路易丝很尴尬，她不知道该如何轻松地解释她前夫欠下的外债。她装作轻松，但又缺少解释的经验，对保罗说得颠三倒四，让米莉亚姆很是怀疑。

路易丝的故事和中国杭州保姆案的故事有大量重复的生活细节。比如路易丝是因为丈夫去世后给她留下了大量的债务，而杭州保姆案是因为自己赌博欠下了不少的债务。路易丝为了能让雇主相信自己不得不假装轻松编造理由，而杭州保姆也是如此，为了还赌债，她向雇主编了故事，并成功借了一笔钱。

在写作《温柔之歌》时，蕾拉搬出了保罗和米莉亚姆的女邻居露丝·格林伯格，她曾经在路易丝杀害两个孩子之前见到过路易丝的无助。路易丝向露丝·格林伯格求助，说她需要挣钱，问格林伯格夫人需要小时工吗，当时格林伯格夫人被路易丝突然伸过来抓住她胳膊的手吓着了，她没有答应路易丝的要求。

这是作家对路易丝经济危机的描述。

当然，经济危机击溃了一个保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由此就让保姆杀人，且杀害两个和自己的经济危机无因果关系的孩子，这显然没有建立起合理的逻辑。

因为，报复总需要一个完整的链条。比如，保罗和米莉亚姆欠路易丝的工资不给，又或者有意克扣她的工资。这些都会让保姆心生怨恨。然而，这些都没有，不但没有这样的事情，保罗夫妇还带着路易丝到国外旅行，甚至在对朋友们介绍的时候，会说：路易丝是一个仙女。

故事到这里，作家已经开始失职。因为，只是分镜头地描述保姆路易丝的人生切片，并不能解决人性暗处的恶来自哪里。那么，小说与现实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而且小说的意义也会减半。

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我个人觉得，逻辑、人性以及细节都要经得起读者的推敲和还原。是的，小说所表达的主旨可以远远地高于生活本身，但是，其细节以及人性的逻辑应该是现实社会的一根绳索，既可将作者的生活串在一起，也需要将故事中人物的命运串在一起。这根绳索是带着读者辨认小说走向的重要信物。它一定要显眼、合理，甚至结实。

而《温柔之歌》中人性逻辑的绳索是断裂的。路易丝只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出现了经济危机，便将自己看护的孩子当作了发泄的对象，这显然不符合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因为路易丝并没有任何人格的障碍，她爱孩子，她投入地照顾孩子。虽然有时候会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些观念的冲突，那也只是“如何对孩子更好”的经验冲突，而不是恶意的冲突。八0后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缺少的是深入到人物身体内部，将人物性格洞穴挖开来，细细地用手电筒照亮，标出坐标，找到人性恶的来源的能力。这才是小说家的高明之处。而显然，在《温柔之歌》中，除了现实主义的描述，蕾拉的叙事绳索被她自己主观剪断，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浅度现实主义作品。

蕾拉《温柔之歌》的最大缺陷在于她没有找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张力。蕾拉没有采访到路易丝工作以外的朋友、亲人，也没有了解到她童年时所受到的伤害以及她潜在的人格障碍。一个看似仙女一样的善良保姆，如何会杀人？这是一个既打击读者想象力又挑战读者想象力的故事，然而，看完小说之后，我们发现，写作者与读者的水平相当。整个故事低于生活真实，读者甚至有些失望，在故事表象之外，作者没有帮读者找到杀人者内心的河流流向。

從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我个人觉得，《温柔之歌》不如杭州保姆纵火杀人案更有典型意义。杭州保姆一开始并不想杀人的。她只是想制造一个假象，来毁灭她偷窃的证据。没想到火势得不到控制而杀人。这便是一个愚蠢的人用自己的逻辑杀人。大量的新闻报道了她的既往史，她偷窃是因为她爱赌博且常常输钱。在这简单的描述里，逻辑链条完备，保姆人性的弱点毕露。

小说家只需要解决一个女人在放火的那一瞬间究竟在想些什么，便是最为动人的想象力练习。

而《温柔之歌》呢，蕾拉缺少逻辑的搜寻。根据警察、房东以及邻居的口述，给出的答案是，路易丝经济遇到了危机，她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最为不可理喻的是，蕾拉让路易丝产生这样的念头，随着亚当的长大，她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所以，她想杀掉这两个孩子，让保罗和米莉亚姆再生一个孩子，这样她才可以长久地在他们家里做下去。这是一个逻辑上的败笔，怎么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何还要自杀？那应该更加用心地做一场灾难，自己活下来才好啊。

基于这种逻辑上的疏漏，因此，我对龚古尔奖颁给了《温柔之歌》这部作品有了怀疑。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不只是中国的写作者面对现实会失语，法国的小说家也是一样。

当然，面对现实主义的魔幻冲击，小说家有时很难跟得上现实世界的荒诞。但是，既然选择了一个现实主义的题材，就一定要将现实主义作品叙事的绳索捆绑结实，让小说中的人物在叙事中缓缓落地，而不是被逻辑的刀子割破，让小说人物坠落身亡。

小说可以揭示真相，传递常识，也可以单纯地呈现故事，直抵人性。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小说书写，作者都要解决掉叙事逻辑问题。如果将叙事逻辑比喻成为一条捆绑小说人物的绳索，在《温柔之歌》中，蕾拉的绳子断了。这听起来真是一首悲伤之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