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欲伟大，先世俗；欲崇高，先庸常。这是小说的一个特性，也许是小说和诗歌、音乐、美术等文艺作品的一个不同之处。就小说而言，总括起来，一定逃离不开那样一句话：伟大和崇高，必然要世俗和庸常。

这么小就去思考俱往矣，未免太早了，童年有梦想，少年有野心，青年有莽撞，中年有静思，老年看世界，一切都可淡然一笑而了之，这才是人之生意哦。

今天，中国文坛到了一个被误导误读的时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今天都非常清楚，社会要求作家和文学必须承担起太阳、月亮的功能，而文学恰恰又没有这个功能。文学是非常寒冷的，作家也是非常寂静的，他只是希望在太阳下边晒晒暖，在月光下边交谈交谈，散散步而已。

有一次，博尔赫斯在美国讲学，学生向他说：“我觉得哈姆雷特是不真实的，不可思议的。”博尔赫斯对那学生道：“哈姆雷特比你、我的存在都真实。有一天我们都不存在了，哈姆雷特一定还活着。”这件事情说的是人物的真实和生命，也说的是作品的永久性。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探讨的是作品和作品中的内部时间。作家从他的自然生命之河中派生出作品的生命河流。而从作品的生命河流中，又派生出作品内部的时间和生命。作品无法逃离开时间而存在。故事其实就是时间更为繁复的结构。换言之，时间也就是小说中故事的命脉。故事无法脱离开时间而在文字中存在。时间在文字中以故事的方式呈现，是小说的特权之一。

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说的是鲁迅、托尔斯泰、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我们写的是村上春树，是卡佛，是弗兰森。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说的是另外一些伟大的人，但我们写的是另外一条河流另外一种文学，这是我们文学今天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你去谈论文学，每一个人谈论的都是上面说的伟大的作家及其创作的伟大的经典，但写的文学和那些基本没什么关系。小说形式上，当代作家说的都是要创作要创造，但实践上恰恰是在后撤。

一个作家之所以要继续写作，源源不断，除了生存的需求，从根本上说，他还是相信，或者侥幸自己可以写出好的乃至伟大的作品来。

博尔赫斯的写作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写作的空间，就是梦的空间。他给我们提供了第三空间，就是小说可以不在想象中间，也可以不在生活中间，完全不在现实和想象中，就在梦里。他给我们提供了第三种展示故事的平台。有时候我们讲，谁能创造出一个新的展示故事的平台，那谁就是世界上伟大的作家。我们永远把我们的故事固定在现实和想象这两个平台，但我们没有想到生活中间有第三个平台，第四个平台，第五个平台，博尔赫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性。

我的写作，并不是如大家想的那样，要从内容开始，“写什么”是起笔之源。而恰恰相反，“怎么写”才是我最大的困扰，是我的起笔之始。而在“怎么写”中，结构是难中之难。在这难中之难里，时间的重新被条理化，可谓是结构的开端。所以，我说：“时间就是结构，是小说的生命。”

我用小说中的时间去支撑我的作品。用作品的生命去丰富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样式和意义。反转过来，在自然生命中写作，在写作中赋予作品存世、呼吸的可能，而在这些作品内部虚设的时间中，让时间成为故事的生命，这就是一个作家关于时间与死亡的三条河流。

生命的自然时间派生出作品的存世时间；作品中的虚设时间获得生命后反作用于作品的生命；而作品的生命，最后才可能让一个作家在年迈之后，面对夕阳，站立高处，可以喃喃自语道：“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边城》中那来自生活底层的世相之美，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已经荡然无存。然而这种不复存在的人情世事，却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想念那隅遥远的边城之地和《边城》中的细微描绘。这是直到今天仍然使写作者与读者对《边城》怀想的原因之一。当然，更为不可小觑的是，《边城》那汉语本身的美和诗意。不为了故事和人物，仅仅是随手翻开的半页几行，它的行文之字词，就给人带来一种深巷老酒的享受，这是沈从文和《边城》独有的魅力。

与此可同论同说的，还有汪曾祺的写作，几乎是以三二短篇立足天下，受到的宠戴让他同代和后代的作家们望尘莫及，不免会使许多人心生妒意。这都证明中国读者和研究者对世相小说之世相真实的偏爱，但这有一难以达到的前提，那就是这类小说必须有准确、真实的世相描写和精美独立的语言文字。

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从世相描绘到世相真实的努力，都与《边城》一样，放弃对生命真实进一步逼进的可能，为世相世俗真实而不惜文墨，并都乐此不疲，不遗余力。但这也正说明一点，在中国的文學传统中，批评家的大度与读者无边的宽容，昭示并证明着世相真实的世相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不比生命真实的生命现实主义趋矮趋弱，同样可以不朽。因为我们不仅有《红楼梦》那生命真实的生命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也有《金瓶梅》世相真实的世相现实主义这脉文化传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文化中由来已久的控构真实的控构现实主义的存在与旺茂，使得世相真实对控构的虚幻真实有了反动的力量，从而也使世相现实主义有了别样的意义和生命力。

世相现实主义的另一代表作品是钱钟书的《围城》，它的受宠也同样得力于对控构现实主义写作的反动之力。但《围城》里的世相和张爱玲、沈从文小说中的世相不同。张爱玲的写作，成就了都市世相小说，而《边城》是典型的民间世相经典，《围城》则大抵属于社会世相范畴。

民间世相有独立而相对封闭的文学地域，村舍里弄的坊间是故事与人物的舞台。而社会世相小说则有无限开放的文学环境，整个社会、民族、世界都可以是它人物活动的无边疆域。民间世相以民间文化为底色去描绘个人和地域的人生相貌；社会世相以社会背景和社会文化为底色，去描绘社会人和个人在社会激荡中的命运和相貌。而析同存异，它们根本上又都是世相现实主义的一脉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