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中志 霍金

近日重读民革中央郑建邦副主席担任主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侯杰教授担任执行主编的图文集《长城与抗战》一书，再次受到心灵震撼。对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浴血抗战，偾张民族血脉，书写抗战史诗的艰苦历程有了更加丰富和真切的体认。

自1933年初，长城沿线守军谱写的抗日篇章，凝聚了民族精神。面对蓄谋已久，意在侵占中国的强敌，前线将士以血肉之躯诠释了长城作为中华民族国防要津与精神家园之屏障的重要地位。在长城抗战第一枪——榆关抗战中，守军将领何柱国发布《告士兵书》，慷慨陈词道：

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弯头，长城窟里，为人类伸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血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

这是一种捶胸哭天的苍凉，又是一种国难共赴的悲壮；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刚烈，又是一种壮士扼腕的豪情；是一种惊天泣鬼的神勇，又是一种众志成城的顽强。正如郑建邦所指出的那样，长城抗战，是中国军队自甲午战争以来首次大规模的以武力抵抗外来侵略的军事斗争，宋哲元提出的“宁作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极大地激励了二十九军将士保家卫国的决心。长城抗战中涌现出来的宋哲元、赵登禹等大批壮士豪杰，顽强战斗，以身许国，是真正的抗战先驱。

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书籍方称佳作，《长城与抗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大量第一手的史料扎实、生动地重现出长城抗战的历史情境及画面，其中包括1932至1945年发生于长城沿线的历次中国军队抗日战役的资料，涵盖中日双方的档案、电报、战报、报刊、参战者回忆录以及文史资料等，仅报刊一项就包括了《申报》《大公报》《益世报》《中央日报》《华北日报》等当时全国性的以及华北地区的主要报纸，有效地集中再现长城抗战爆发后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应、动态。同时辅以数百幅历史照片，还原历史场景，图文并茂。所拟定的具体条目也经过大量细心的甄别、挑选和删节，精干明了，主旨突出。

全书首先用简短适当的篇幅爬梳长城修建历史及其重要关隘，赞美了长城对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自成一章，设计巧妙。其后以1933年的长城各关口抗战和1937年的晋察绥抗战为主体内容，按时间顺序排比史料，纲举目张，线索清晰，史实具体准确，形成以下三大特点。

通过史料的编年排比叙述战事发展

“七七事变”前，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先后在榆关（即今山海关）、喜峰口、冷口、古北口及滦东与日寇展开斗争，该书选取各个战役中重要的军方往来电报，包括守军方面的军事报告、南京的命令以及构筑战事状况。根据《“中华民国”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长城抗战资料选辑》，长城抗战爆发前，张学良曾多次致电蒋介石、宋子文、罗文干等人，详述日军动向及敌我接触情况，国民政府则不断有指示向其传达，这些电文直接反映了长城抗战爆发前后中国高层的应对情况。

日军增兵锦州，攻陷热河之后，夺占平津的野心昭然若揭，1933年1月，蒋介石在“指示张学良对敌攻平津之处置电”中以最高司令部及指挥官之安全为由“劝解”张学良率军移驻保定或张家口，并要求于各国公使运动成熟，于前方各军说明利害，切忌因误会而招崩溃，引中外讥评。可见国民党高层仍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政外交大战略，试图拖延战事的全面爆发。然而另据《大公报》的同时期报道，榆关战事爆发前，日方寻衅竟迫我让出榆城，我军已奋勇抵御。日军开始向我军第一防线正式进攻之后，我军已无忍无可忍，正当自卫，予以反击。双方接触约一小时，互有伤亡。

不同于宏观的局势阐发，亦不同于归纳的史实叙述，《长城与抗战》以一次战役作为一节，在节首总叙该战役大致过程，其后主体部分则直接将一手史料排比并列，一段或数段史料拟定标题，简洁明了，主旨鲜明，不仅事件来龙去脉清晰连贯，更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历史真相。榆关抗战前的战斗历史正是由于这样的编写方式才得以展示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幅可观、可感、可视、可见的历史情境。与官方电报相补充，《申报》《京报》《庸报》等彼时重要报刊的评论、记录则描绘了社会大眾对态势的关注情况。这对理解抗战前全国舆论导向、社会思潮以及国家政策的形成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官方与民间材料互补，体现事件详实细节

在史料的选取上亦有可圈可点之处。众多战役，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如何全面而准确地抓住重要史料是一项关键而又具有难度的工作，该书编辑人员广泛搜罗，多头撒网，将最能体现战争特点，最具历史真相阐释价值的史料截取摘录出来。

如第二章第六节是古北口战役专题。首先以《申报》1933年3月8日报文叙述战役打响：“敌大批飞机轰炸古北口……汽车道前线复有日骑兵数百人向我阵地猛冲。”其后则以《申报》《益世报》为眼媚叙述战事发展况状，3月10日、11日、16日、26日、27日、29日，4月25至29日，5月1日、16日，计十数日战况均由报纸之报道加以叙述，其中包括“我生力军接防古北口”“古北口方面步哨战已开始”“古北口外敌军受包围”“昨有炮战敌正补充增援”等条目，读之犹如读今日之报纸，置身其中，不似后人观史，读者反倒是民国之人了。

除据报刊的描述，该节还节录了大量核心史料，主要是军方往来电报，如3月11日《关麟征致北平军分会电》、12日《关麟征报告在古北口作战情形致蒋介石电》、13日《何应钦报告古北口战况致蒋介石电》、21日国民党中执委杨杰《报告古北口战况及作战要领致蒋介石电》以及4月24日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报告古北口南天门战况致蒋介石电》等。在与以报刊为代表的社会消息相参照的同时，将战争背后的运作情况呈现出来。作为长城抗战历史上最为慷慨悲歌的一次战役，该节还收录了战争亲历者杜律明、郑洞国等将领的回忆录，其中对古北口之战、南天门之战等悲壮的斗争作了详实且满怀深情的追忆。

两岸共用史料，为共写史书奠定基础

《长城与抗战》本身的编写过程同样令人回味，在民革中央联络部的召集下，两岸各地博物馆、档案馆、文史馆以及战争亲历者后人通力配合，真正诠释了中华民族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东西，全民抗战的理念。在长城这个共同精神纽带的联系之下，在抗战这个全民族团结奋进方才收获胜利的沉重话题之中，《长城与抗战》不仅全面、客观地回顾了长城与抗战之间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其本身亦彰显了历史学是爱国主义的源泉，历史教育是发育民族主义精神的沃土，根本于此，才使得历史学者肩上的责任如此重大，才使得史书的撰写成为一项庄严的事业。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