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编辑部：

看到《博览群书》新一年第一期，开卷第一篇文章竟然就是拙文，真是感愧交并，“受宠若惊”。拙文原题“读书最乐”四字，是来新夏先生给我的题词。吾辈读书人在世，读书其乐，确实无以逾之。

新年伊始《博览群书》发表这样一组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与《中华读书报》等每年年底发布专家评选出的一年优秀图书榜一样，都带有回顾和总结的意义。不过，我想谈一点久蓄于心的想法。我看到有的报纸年底评选出的书，总是没有10月以后出版的。其原因我一想就得：专家评审得花时间，报社须提前约请，而一本书从出版到上书店柜台，或到图书馆登记好了出借，更需要一段时间，因此10月以后出版的书基本上就进入不了评选者的法眼了。而且，有的书部头很大，再有本事的专家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认真读完，那么只看看作者名字和书名就评选，也是未必有什么道理的。这样一想，我以前常常为某本不怎么样的书为何能上榜、某本非常好的书为何没评上而耿耿于怀，其实也是没多少意思的。但一想到10月后出版的书，在翌年的每年好书榜上也不可能出现，这样，就约有五分之一的书连被评的资格也失去了，未免代它们感到“委屈”，很希望有关报纸能设法做得更完善一点。记得国家教育部每隔几年评选全国高等院校优秀著作奖，都规定必须是出版两年的书才能申报，这样就科学合理得多。事实告诉我们，一本一出来甚或未出来前就被大声吆喝的书，未必就是好书，而且不少恰恰正是令人失望的。而现在有的书评报刊，居然声称或规定只发表最近出版的书的书评，这也是毫无道理的。一本书问世了多年还有人要写书评，不更表明这本书的吸引力吗？当然，一本书是不是优秀，有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归根结底毕竟是由广大的读者和学者来评定的，其实不在乎有没有什么书评和奖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本好书不也是如此吗？

杂志的编辑出版周期自然较报纸要更长。在《博览群书》邀我写写一年读书情况时，2017年还有一个多月没过呢。因此，当我得知拙文发表后联系董山峰主编时，便说到在拙文寄发后我又读到几本很重要的书而拙文没能写上，觉得有点遗憾。不料主编竟非常爽朗地说，那就再写吧，关键看写什么。遇到这样大气的主编，真是作者的福气！

我首先就想到，就在拙稿发出后，我便收到了中华书局老总徐俊兄寄赠的两册大著《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徐兄是中华古籍研究出版的领军人物之一，这部书汇总了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成果。我对此是外行，但其中如论述敦煌“学郎诗”的论文早就拜读过，文章纠正了郭沫若先生的疏误，真写得精彩绝伦。读此书时我常想，敦煌学曾经是我们的一部伤心史，但如今那一页早就翻过去了。

随后，我又收到上海市殷商甲骨文研究院院长濮茅左兄寄赠的巨著《新出土战国楚竹书研究》。这是研究比敦煌文书更久远得多的古文献的专著，我当然更是外行，不过濮兄是我40多年的老友，我早就知道他是世上该研究领域第一流专家，而书中论述的上古佚书早就引起国际学界轰动。濮兄原是上海博物館研究员，大著的书名不用“上博简”这一大家知道的名称，我认为有深意，虽然濮兄对此并没说明。近年来，与“上博简”类似的“清华简”“北大简”等的研究成果震惊世界，吾国学人无不为华夏古代文明的伟大而感到骄傲。然而，这种前所未有的文物命名十分奇特，实属无奈。因为谁都知道，这些古简并非出土于上博或北大、清华校园之地下，也不是上博或北大、清华的专家发掘和发现的。无须讳言，出现这样的简名，就已经说明发生了无可挽回的文物考古的重大损失！这样无奈命名实际就是一种耻辱，一种百年中国考古史上未曾有的新的耻辱！出现这种情形，上对不起祖先，下无法向后代交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濮兄和清华、北大的专家的研究，其实也是尽可能地减少文物考古的损失。

好像有点扯远了。再回到年末我收到的赠书。

有一位不认识的山东朋友金友博先生（宁波大学退休教师），给我寄来了他的论文集《枝丫集》两册。内容多为先秦文献史实的考辨商榷，拜读了几篇就很有收获。我的专业并不在先秦，金先生热情赠书予我，我想无非就因为自己也常写一些文史考据文章。但由于发表这类文章，我在大学读书时曾被一些不学有术人物嘲讽排斥而吃尽苦头，不过却也因此而交上不少有学问的朋友。想想也不禁莞尔，更对金先生非常感激。

还有一位原先不认识的女研究生祝力新，特地找到我工作单位，送我一本她写的《〈满洲评论〉及其时代》。《满洲评论》是我国东北沦陷为伪满洲国时日本人办的一份周刊，极少有人研究。这本意义独特的书立即引起我的兴趣。作者是吉林大学我的好友靳丛林兄的博士弟子。

上次拙文忘了写到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老总房向东兄，年内曾送我他们出版的好几部书。而在年末，我从报上又看到该社将推出一部大书《闽派诗歌》，大概是从古到今的福建人写的诗都选收的丛书。我对所谓新诗本“不感冒”（据说这是个新词，意思是不感兴趣），但看到先出版的《闽派诗歌·散文诗卷》的目录首选就是郑振铎，顿时觉得编选者很有历史眼光。于是给该社林滨副总写信说了我的看法，不久就收到林兄寄来厚厚的一本《散文诗卷》。散文诗是我很“感冒”（据说并没有这个新词）的。

去年年末我还收到了一部大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译文学序跋集》前四大册。这部书一共将有13册之多（编选将至1949年止），正是研究晚清以来的文学史、文论史和翻译史的人们多年来一直希望能有的工具书。而且其编选方法非常合理，不仅译序译跋，而且还收有译者写的原作者评传等，因此非常实用。主编李今曾是我的师妹同学，她序中感谢的杨义、严家炎、朱金顺、孙郁等人都是我熟悉的师友，所以看此书时备感亲切。

2017年末我本来应该收到的最厚重而且最翘首以盼的书，应该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古籍丛编》。仅从这一丛书名看，就可知那收入的是多么重要而为我们生疏的古籍。丛书主编就是我极为钦佩的兄长陈庆元教授，正是承蒙他提携，把我也忝列为编委，所以我才能幸运地得到一部。

年末我还参加了两次与书有关的会。一次是上海大学出版社和上海归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老总即民间出版家黄曙辉兄）联合召开的有关《明吴勉学精刻白文十三经》影印出版的座谈会。这部丛书的特点即在“精”和“白”两字上。吴氏为明代有名学者和藏书家，该书经其精心校勘，刻字又极精美。而白文也就是没有注疏文字，只有经书正文。对程度较高的研究者和只需诵读的孩童来说，这样的白文本就更喜欢。一套售价近5000的丛书由他们慨然送我，其喜可知！我参加的另一次会，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唐金海教授的书法展览座谈会，虽是有关书法的会，但也得到了一部复旦大学出版社刚出版的非常漂亮的《唐金海自创诗联书法集》。

2017年我的生活还算比较充实。我想，如果没有这样的好书相伴，如果没有这样的因书而交往的师友相伴，生活将会多么地无趣。

陈福康（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