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在我心目中很神圣，上大学更是被许多人梦寐以求。

壹

我曾經是一个胆小听话的女孩，在小学我得到的最大收获都与文化课无关。因为就近入学，我上了一所建于清朝的北京市重点小学，府学胡同小学。那时，大多数人对孩子上哪所小学不很在意，虽然我们学校有一些非就近入学的名人子弟，但更多的是附近胡同里的孩子。今非昔比，如今不住在学区的孩子要找到门路，然后再交数万人民币才能有幸上我们的小学。我无法理解人们一掷千金的理由，因为我觉得在小学所受的教育是否良好取决于老师而不取决于学校。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我遇到了在小学教了我六年的班主任王老师，她对我有着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王老师是大跃进时从机关下放到小学当老师的，为人非常传统，处世平和，不慕虚荣。我后来随父母去干校，王老师和我通信，托人给我带来书籍、字帖、乒乓球拍；我初到美国，王老师正在华盛顿陪她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丈夫，他们夫妇是我背井离乡时的强大后盾；王老师退休以后，每次返校都要去看望我年迈的外婆；如今，他们夫妇和我的儿子又有着忘年之交。

又是由于就近入学，我进入了一所历史悠久的北京市重点中学，北京五中。入中学两个月后，我便随父母去了五七干校，那年我13岁。在五七干校，我去河南太康县逊母口中学上学，班上绝大多数同学是农民的孩子，女生远远少于男生，上学要自己带着板凳，教室没有一块玻璃，学校在农忙时三天两头地放假，而老师则从同一所学校的初中毕业。我在农村接受了两年半初中教育，这教育是深刻的，也是珍贵的，我看到了中国农村落后的现实，使我在后来的学习中有了更多的动力。

两年半匆匆过去了，我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如果有朝一日父母被分配到一个只有两年初中的地方，我就没学可上了。要是在父母分配前回北京，则至少还可以再上一年初中。当然，回北京上学可能意味着从此离开家。我们很悲壮地选择了离开父母，15岁的我和13岁的妹妹独自回到了北京。

离开家独自面临许多困难，但五中有那么多好的老师，那么好的实验室，我很兴奋。回到北京恰逢期末考试，老师们精彩的复习课提纲挈领，一下子就让我补上了除了俄语以外的所有课程，我对老师们充满了敬佩。在五中，每一节物理课和化学课都有演示，而我在农村学过一年化学和两年物理却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实验。

初三很快过去了，北京刚刚开始恢复高中，我们那一届有20%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我当初从没有梦想过上大学，上高中则是我的最高目标，以为有了高中的训练，就可以自学成才。即使在初三毕业的六门考试中取得了599分的成绩，我仍然有些担心家庭出身不够好会成为自己上高中的障碍。当我得到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时，真的是喜出望外。

学校给这些“择优录取”的高中班配备了最佳师资。我的高中班主任和数学老师邓老师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他的数学素养在五中的数学老师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和他的为人一样，他的教学不很活泼，却非常严谨。邓老师在学生面前不苟言笑，也很少大声训斥。平日找学生谈话，总是讲一番道理让我们自己去觉悟。他鼓励我思考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我直至今日仍然藏不住锋芒，与邓老师的鼓励分不开。

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李老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李老师在每个学期的前两周给我们讲《对毛主席诗词的一点蠡测》，让我们学到一些古诗词的知识。在每个学期的最后两周讲评法批儒，让我们学到一些中国文学史，他以最大的努力向我们传授知识。

我们的俄语老师乔老师是从马列著作编译局下放来五中的。乔老师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其实，她教我时才四十多岁，比我现在年轻。我很快就喜欢上她的俄语课。在乔老师的帮助下，我在回到北京后很短的时间里就赶上了同学们的俄语学习进程。

高一教我们物理的吴老师不但课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还给我们刻印了大量“文化大革命”前的高中物理习题，极大地激发了我学习物理的热情。运动学和动力学是中学所有课程中我最喜欢的。二十几年后，当我听说吴老师成为北京市特级教师时，由衷地为他高兴。高二教我们物理的高老师则是另一种风格，他讲电学和热学时总是娓娓道来，一丝不苟，上了他的课，我学会了装万用表和半导体收音机。在我准备高考时，高老师有天专门找到我，只是因为突然想到要提醒我，在电表测试时要正接正，负接负，而常有学生在考场上突然犹豫不决。每当想到这一幕，我都会感动。

教过我两年化学的李老师是我曾经最崇拜的老师。李老师1953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却没有去上，国家要求一批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先教两年中学，再去大学学习。两年后，李老师选择了中学教师作为终身职业，并且成为北京有名的特级教师。听李老师的化学课是一种享受，我仍然能记得他上课时的许多原话。

我上高中时，正逢评法批儒。五中被分配到的任务是评明朝法家李贽。三位男老师组成的小组，要有两个女学生参加。有点儿意外，老师们把这个机会给了文科并不出色的我。每天下午别人政治学习时，跟着老师们去图书馆钻故纸堆，让我多受了一点儿中国文化的熏陶，也让我认识了我们的教导主任金老师，一个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朝鲜人。金老师平日常常向别人夸奖我有能力，却在我即将上大学时告诉我，根据他曾经在北京重点女中当教导主任的多年经验，女生念书就是不如男生。为什么！他怕我上了清华以后不自量力？还是怕我日后有太多失落？不得而知。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我的老师们在我长大成人的那些年里教我读书，教我做人，使我受益终身。我常常想，人们所说的“生命延续”不应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当我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时，老师们的生命也在我这里得到了延续。

贰

改革开放后，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当我得知能有机会考大学时，不像许多人那么激动。当命运把进大学的敲门砖交到我手里时，我紧张了，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我能和众多的强者竞争吗？老师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匪夷所思，在高考中我得到了数理化几乎满分和总分371.5分的成绩，它带给我的是短暂的快乐和长久的众目睽睽之下的压力。尊父母之命，我上了清华大学数学专业。

1978年3月，我和另外39个来自北京、河北、江苏和上海的年轻人聚集到清华大学数学班成为了同学。我们的年龄悬殊，最年长的31岁，最年轻的才16岁。我们的人生经历不同，我们中间有工人、下乡知青、教师。我们班有很大比例的同学上大学前是中学的在校生，北京在七七级高校招生中录取的三百名在校高中生中有十个在我们班。1977年，北大数学系没有招生，让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有了更好的生源，据当时《北京日报》报道，我们班在北京地区录取的25名同学，在北京地区平均总分最高，平均年龄最小。

终于得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甚至不敢梦想的上大学的机会，在强手如林的集体，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学习，要把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除了作业，大家试图去做能找到的每一道好题，去读能找到的好教材。入学初期，学校有通宵开放的阶梯教室，许多同学是那里的常客。学校实施每晚强制熄灯后，同学们自备手电，不耽误晚上宿舍熄灯后学习。

清华大学很多年没有招收过数学专业的学生，不但学校给我们配备了最好的师资，孙先生和陈老师还走出清华为我们请科学院数学所的戴新生老师教高等代数、请著名代数学家曾肯成教授教抽象代数，请著名数理统计学家陈希孺教授教概率论，请科学院系统所和应用数学所的老师来教数理统计、随机过程并且辅导毕业论文，请北大力学系的老师教弹性力学和连续介质力学，请社科院英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教我们英语、读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我们学到了知识，更开阔了眼界。

我们班第一任班主任陈效中老师，任期只有半年，但是在我们四年半的大学生活中，在我们毕业后的三十多年里都一直在关心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以我们为骄傲。陈老师始终把让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放在首位，他对每一个同学的关心都非常细致，默默地为我们做了许多，却从不张扬，不求回报。陈老师对我们总是和风细雨，教育我们时很少讲大道理，却总是发自内心，语重心长，循循善诱，让我们心悦诚服。

孙念增教授是对我们有很多影响的前辈。许多人知道孙先生，因为他是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的译者。我们班不少同学入学报到时遇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孙先生，一个平易近人，慈眉善目的老者，没有一点知名教授的架子。孙先生教了我们两年数学分析，他讲课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却字字珠玑，我们经常发现孙先生课上的寥寥数语精辟地覆盖了书上很多内容。孙先生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不仅包括数学，更有许多做人的基本准则。我们把他当成了无话不谈的长者。

刘晓遇老师是我们的第二任班主任，也是我们数学分析的辅导老师。无论给我们上课，还是找我们谈心，刘老师总是充满热情。胡金德老师教解析几何，他在课堂上“信手拈来”，画在黑板上的立体解析几何曲面准确、直观、漂亮，令人赞叹。

我们的高等代数课是在第一学期中开始的，在科学院数学所工作的戴新生博士从报纸上看到关于我们班的报道，到清华要求教授我们的高等代数课。戴新生老师早年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在美国著名的大学西北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后于70年代初回到大陆工作。戴老师在一年多里教给我们超出了课本的代数知识，常以法国布尔巴基数学家们的故事鼓励我们在学习中多交流，多讨论，共同进步，让我们不断有机会接触国外来访的数学家，向我们介绍国外数学的新动向，帮一些同学联系去美国留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看到世界的窗子。

余正光老师辅导高等代数，余老师不但学问好，课也讲得好，而且总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高等代数课刚刚开始时我们有些不适应，而且找不到适合的教材。每次课后，余老师把戴老师讲的内容再深入浅出地讲解一遍，让我们逐渐地适应戴老师的教学方式。余老师经常在考前跟我聊聊天，给精神紧张的我打针“强心剂”。

李克群教授教复变函数，附加一本英语课本，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英文原文课本。李先生要求我们在寒假中先阅读50页，遇到复变函数中的名词不要去查数学词典，而是要通过读课本上的定义、定理来弄懂它。

从科学院请来的著名数学家曾肯成先生用英文讲抽象代数。他的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曾先生讲课时非常忘我，常常忘记下课，我们去食堂时早已关门，可是没人抱怨过，曾先生对数学的热爱感染了我们。上课第一天曾先生告诉我们，只需认真上课，不必担心分数。抽象代数的考试是学期结束后在寒假中开卷完成的，曾先生人人都可以及格的承诺没有让任何人敷衍了事。

从中国科技大学请来的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理事长陈希孺教授教概率论也很与众不同。陈先生上课从来不看课本，从来没有讲义，只需要一根粉笔。陈先生讲课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把概率论的美妙展示给了我们。陈先生的概率课只有期末一次开卷考试，可以用整个上午的时间，可以带任何参考书。陈先生的试题出得漂亮，但却很难，这让许多同学刻骨铭心，至今仍然不能忘怀。

我们有幸跟物理专业的同学一起学习普通物理，享受李镇敌老师和夏学江老师的精彩教学。总能记得李镇敌老师讲转动惯量时模仿花样滑冰运动员的情景。

除了上课，系里请著名数学家关肇直先生、秦元勋先生给我们讲什么是应用数学，组织我们在暑假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数学教授项武义讲他的《微积分大意》，听清华校友、著名美籍应用数学家林家翘教授报告，在“文革”后第一届数学竞赛颁奖仪式上听华罗庚先生讲话，去科学会堂听丁石孙教授报告。

同学四年半，每天都在同一个小课堂上数学课，我们团结、互助、向上。我们班有良好的讨论风气，“超级大国”之间，“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 之间都能有效地交流。经常当全班同学数日为了一道题目冥思苦想不得其解时，某一个同学出其不意的解答让大家豁然开朗。每逢考试，我们请那门课学得最好的同学与大家分享他们的心得体会，这些精彩的复习课曾让不少辅导老师惊叹，让每个人都受益匪浅。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同学掉队。

很幸运，我没费多大劲就上了清华大学，在清华那里遇到一群非常出色的同学，遇到了几十年如一日关心我的班主任陈老师，遇到了教了我们两年数学分析并且处处关心我们的孙先生，遇到了主动到清华要求教我们高等代数的戴新生老师，还遇到了陈希儒、曾肯成这样的一流数学家。走进人类知识宝库的大门，眼界大开，我受到了多年以后才被我意识到的严格训练，学到了不畏艰险的精神。

也很不幸，无意之中以清华在北京的最高分走进了英雄的行列，我的学习不再一帆风顺，要面对的是历尽艰辛仍不能自如的烦恼。

我一生中最快乐和最不快乐的时光都是在清华的四年半。从清华我得到了常常被别人以为聪明能干的机会，但是在清华我也失去了许多许多自信，曾经以为不要再学数学。

叁

大学毕业三年，上学又成了一件被我向往的事，我来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数学系学习数理统计。有了在清华受到的训练和学到的韧性，又不再有众目睽睽的压力，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学习。坦率地说，这里的学生和我原来的同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教授们却个个武艺高强。他们并不一定很精于推导、计算，但是他们对于数理统计这个领域有着比较广泛和深刻的理解。我那时常常在课上指出教授的失误，或者帮助他们完成证明，教授们都有足够的自信和胸怀，非常平等地讨论问题，并因此而对我刮目相看。课堂内的开卷考试，既不用死记硬背，又没人可以抄袭，可以考察学生的真实水平。

我们当时的系主任是一個非常严厉的“老头儿”，但是在他严肃的外表内有一颗公正、善良的心。他的课质量极高，考试很难，选他的课能学到很多，但要有不怕得低分的勇气。

上研究生的这几年，我选修了几乎所有系里开设的统计专业课，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统计学家。而这几年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终于慢慢地喜欢数学，开始欣赏数学的美妙。

在我结束博士论文答辩，系主任和我握手的一刹那，我以为自己把这一生的学上完了。现在我想，有朝一日当上班对我不再必须时，我要去读一个医学或者心理学的学位，以实现我年轻时的梦想。到那时，这篇《上学》要比今天的长许多许多。

（作者简介：秦明谦，风险管理专家，生于1956年。1975年高中毕业。1977年参加高考，被清华大学数学专业录取。大学入学前曾在北京五中任教。1982年从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后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1985年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数学系学习，于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