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下简称三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遭到失败的危急关头，采取的拯救中国革命的果敢行动，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对当时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如毛泽东所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48页)《党的六大决议案——政治决议案》指出：“南昌武装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秋收起义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致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秋收武装起义的影响。”“第六次大会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所指出的广州起义之世界的历史的意义。广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英勇的尝试，是为保持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川陕地区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重要区域，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紧邻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类矛盾十分尖锐。同时这里又是中国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核心区，中国革命运动的敏感区。但是，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对三大起义本身的研究比较多，而对于三大起义与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的关联性研究却比较少，尤其是三大起义与川陕地区革命运动的关联性研究就更少。事实上，三大起义的爆发，是与包括川陕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的艰难探索紧密联系的；三大起义创造的革命道路，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川陕地区的革命运动进程；三大起义创造的革命军队建设和根据地斗争经验，成为川陕地区革命根据地学习和遵循的原则。本文拟就三大起义与川陕地区革命运动的关联性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川陕地区革命运动尤其是武装斗争的宝贵尝试，对三大起义的发动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在事实上为三大起义的发动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一)泸顺起义是三大起义的预演

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领导和主导的泸顺起义，是中共领导武装斗争的大胆实践。

1926年7月，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左派)名义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相机举行“泸顺起义”——组织顺庆、泸州及合川的部分川军起义。这次行动的战略目标是，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易帜倒戈，配合北伐军的军事行动。这次起义尽管是在国民革命的旗号下举行的，但从计划的提出到实施，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完成的。这在之前的国民革命过程中是没有先例的。

1926年12月1日，泸州驻军赖心辉部陈兰亭、袁品文旅发动起义。3日，顺庆驻军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旅也发动了起义。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立即委派陈毅前去泸州、刘伯承赶赴顺庆掌握和指挥起义部队。刘伯承在合川发动黄慕颜部起义，并将队伍带到顺庆，与先期起义的秦汉三、杜伯乾部会合。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黄、秦、杜三人分别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一、二、三路司令职。

泸顺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为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调遣重兵将顺庆城团团围住，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1926年12月22日，起义部队被迫撤出顺庆，分批到达开江，经数月休整后，辗转到达鄂西，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6军。与此同时，泸州起义军内部开始发生变化，部分军官拒不执行北赴顺庆的命令。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刘伯承于1927年1月赶赴泸州指挥起义部队。无奈孤城泸州被围日久，起义部队外无援兵，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刘伯承被迫于5月16日率部撤出泸州。泸顺起义宣告失败。

在大革命年代，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对武装斗争认识不足，很少单独从事和领导军事活动。泸顺起义则是我党开始重视武装斗争后的一次重要的军事斗争实践，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开展军事斗争的一次英勇无畏的尝试，是一次具有全国影响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是我党全面领导发动武装斗争的先声。泸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直接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进程，有力地推动了四川乃至全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在当时的四川，“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民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参阅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用刘伯承元帅的话说：“泸顺起义经过了许多战斗和斗争，在抑留四川军队出川去威胁武汉和给四川革命以影响方面，是起了作用的。”*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第160页。事实上，泸顺起义对后来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萧克同志曾说，俄国二月革命是十月革命的预演，泸顺起义则是南昌起义的预演。*转引自李欣：《浅析北伐战争背景下泸顺起义的过程及意义》，《南充社科论坛》2017年第2期(纪念泸顺起义90周年专辑)，第63页。

(二)泸顺起义为三大起义积累了宝贵经验，锻炼了干部

泸顺起义，为我党后来组织包括三大起义在内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是为组织大的军事行动成立党的专门的机构，这在泸顺起义前是很罕见的。1926年7月，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立，是共产党地方组织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宝贵尝试。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刘伯承、朱德为委员。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委，是我党成立最早的省级军委之一。为领导一个地区的武装斗争而专设省级军委，这是开我党历史之先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参阅李源渊、郭全：《朱德从泸顺起义到南昌起义武装斗争思想与实践初探》，南充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会：《南昌起义研究——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内部资料，1987年印，第73页。而在以后我党组织的武装斗争中，组织专门的党的领导机构——军委或前委，成为了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如南昌起义前，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秋收起义前，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广州起义前，也成立了以张太雷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二是选择城市作为武装斗争的发动地，也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宝贵探索。尽管后来证明此路不通，但一定程度上讲，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选择，就是通过对当年城市武装斗争失败教训的总结得来的。泸州和顺庆，在当时的四川各城市中，属于较为重要的城市，有足够的经济活力和军队的供养能力，同时也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也正因此，城市起义就特别容易招致反动派的疯狂反扑，失败的可能性也比其他地方(如农村)要大得多。南昌起义爆发于江西省会南昌，广州起义爆发于广东省会广州，而秋收起义开始也是准备在湖南省会长沙发动的。这也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发动地点选择的普遍认识。

三是在利用军阀部队作为武装起义的骨干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泸顺起义中，骨干队伍是驻扎在泸州和顺庆的军阀部队。在南昌起义中，骨干队伍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北伐军队；在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其骨干队伍里也不乏旧式军队的影子。以后其他地方的许多武装起义中，我们都能看到党利用和改造的军阀部队参加起义的事例。*参阅宗成康：《土地革命初期的军队起义》，《苏区研究》2017年第4期，第60-75页。

四是加强政治宣传和教育，开办军事政治学校，注重革命骨干的培养和革命军队的建设。刘伯承在泸州期间就举办了培养中下级军官的“泸纳军团军事政治学校”。朱德在南昌起义前举办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就成为了南昌起义的骨干部队。广州起义的骨干部队，也是由原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的教导团。举办学校、培训班和教导团，是训练和培养军队革命骨干的有效方法。

五是借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发动起义。泸顺起义中，召开军事会议是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左派)的名义；起义部队也是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参阅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后来的南昌起义也曾使用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参阅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此外，泸顺起义还为南昌起义锻炼了干部。参加过泸顺起义领导工作的刘伯承、陈毅、朱德等成为了南昌起义领导骨干。1927年7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指令，对泸顺起义部队进行嘉奖。7月中旬，周恩来在汉口召集朱德、吴玉章、刘伯承、黄慕颜等人开会，总结经验教训，讨论泸顺起义军的善后问题。朱德、刘伯承在会上认为，目前在四川、武汉等地发展革命都很困难。朱德还明确提出可以在江西发展革命力量。*参阅李源渊、郭全：《朱德从泸顺起义到南昌起义武装斗争思想与实践初探》，第82页。随后，泸顺起义的领导人朱德、吴玉章、刘伯承等转赴江西，参加并领导南昌起义。刘伯承后来回忆说：“顺泸起义最后在四川、贵州两省军阀持久围攻之下失败了。我从陕西到武汉见了吴老，并且分别向党中央军委和国民政府作了报告。随之就是‘七一五’国共分裂，党中央即派吴老和我到南昌去，参加八一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第160页。刘伯承由于既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沙场征战的经历，又有组织泸顺起义的经验，即在南昌起义中被委以军事参谋长之要职。朱德根据组织泸顺起义的经验，在南昌起义前夕充分利用朱培德部队中自己故交的关系，详细掌握了南昌地区驻军的装备、战斗力、指挥官情况等大量军事情报，为利用旧军队起义作出了杰出贡献。*参阅《朱德在南昌的历史功绩述略》，吕星斗主编：《朱德和他的事业研究选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三)党组织在陕西地区组织武装力量的宝贵尝试，客观上为三大起义作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陕西地区，党也开始了组织武装力量的有益尝试。这些尝试反映了在遥远的中国西部，地方党组织已经开始主动作为，积极应对不断变化的、十分复杂的革命形势。这些尝试，在客观上为三大起义的组织积累了经验。

1926年，中共陕甘区委在关于农民运动的指示中，专门谈到了农民武装问题——要求对已有的民团组织，“当设法使真正农民操其权柄”；要掌握秘密武装，公开的时机要把握好；要“设法购造武器”等。*参阅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三)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内部资料，1985年印，第54页。1927年2月，共产党员许权中受党组织委派，协助史可轩、李林等创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培养军事干部。军校招收学员500多人，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建立起了一支由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这支部队后来成为“渭华起义”的骨干。*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撰委员会编：《英烈传选》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294页。另外，当时党组织还在陕西掌握了“石谦旅”等部队。“石谦旅”后来成为“清涧起义”的主要力量。*参阅阎稚新：《李大钊和冯玉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246页。

三大起义时，我党已经通过参加办军校或在旧军队中发展党组织，将一些部队改造为革命的骨干队伍，如叶挺领导的部队等。正是在包括陕西、四川在内的许多地方党组织从事军运工作和武装斗争的探索与实践，才推动了党中央对军事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和重视，才使得我党在三大起义发动之时，有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作为冲锋陷阵的骨干。据宗成康统计，土地革命初期，成建制的军队发动或参与武装起义的有16起。*参阅宗成康：《土地革命初期的军队起义》，《苏区研究》2017年第4期，第60-75页。

中国共产党人在川陕地区的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为三大起义及土地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组织党的专门的军事斗争领导机构——军事委员会或前委；十分重视对旧军队的整编与改造；起义过程中的英勇顽强与不怕牺牲；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组织决定和服从党组织的领导等等。当然，这一系列探索中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党对军队的领导薄弱，党组织在下层官兵中组织发展不够；民众运动与军事工作配合脱节等等。正是三大起义前包括川陕地区在内的各地共产党人的宝贵探索，才有可能使三大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得以成功发动。

二

三大起义开创的革命道路，对川陕地区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三大起义的成功举行，极大鼓舞了川陕地区人民的革命斗志和热情，催生了川陕地区一系列武装起义

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受三大起义的鼓舞，陕西的共产党人组织了一系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9月26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及其指示之决议案》等九项决议案。会议决定：“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的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参阅房成祥：《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据当时从事兵运工作的阎红彦回忆，“陕西省委秘密派来担任军委工作的唐澍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国内局势，讲了蒋、汪叛变革命和南昌起义等情况，大家都很激动，感到只有武装起义才是对付敌人的最好办法，也开始意识到要保证革命胜利，就必须有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阎红彦等：《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陕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7页。

“九二六”会议后，陕西各地党组织和旧军队中的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和“九二六”会议精神，领导农民暴动和士兵武装起义。关中大地到处都燃烧着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熊熊烈火。1927-1932年间，共发动武装起义20余次，见表1*郭润宇：《陕西民国战争史(中)共产党人在陕西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争》，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表1　1927-1932年间关中地区武装起义统计

栒邑起义1928.05栒邑淳化起义1928.05淳化长安、咸阳暴动1928.05长安、咸阳永寿起义1928.05永寿澄城起义1928.05澄城蓝田暴动1928秋蓝田盩厔、鄠县、兴平起义1928.10盩厔、鄠县、兴平神木兵变1930春神木麟游兵变1931.12麟游两当兵变1932.05两当靖远兵变1932.05靖远西华池兵变1932.07西华池嵩店兵变1932.09嵩店商南兵变1932.10商南巉口兵变1932.秋巉口邠县兵变1932-1935邠县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起义主要有：

清涧起义。1927年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后，决定举行清涧武装起义。共产党掌握的石谦旅李象九营是起义部队的骨干力量。为加强起义工作的领导，特成立唐澍任书记的陕北军事委员会。10月12日，驻清涧的石谦旅部在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等人的领导下成功举行起义。起义部队摧毁了国民党清涧县政府，接着按计划南进，途经延川，并顺利攻占了宜川县城。起义部队发展到近千人，长短枪千余支，辎重弹药三百驮，部队编为一个旅。但起义部队未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下惨遭失败。清涧起义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为以后在陕北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参阅房成祥：《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页。

渭华起义。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于1928年3月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等5个县为陕东暴动区，“造成陕东的民众割据局面”。5月1-5日，在渭华地区陆续爆发了群众暴动。5月11日，共产党掌握的部队许中权旅到达华县，正式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和军事委员会，刘景桂(志丹)任主席，唐澍任总司令。部队下辖4个大队。在渭华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土豪，分财物，成立苏维埃政权。前后共建立区、村苏维埃政权48个，处决劣绅60余人。后来起义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遭受失败。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新军阀的反动统治，锻炼了陕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是我党继南昌、秋收、广州暴动后的又一次大暴动。”*习仲勋语。参阅《渭华起义革命精神永放光芒》，《光明日报》2017年12月5日，第9版。为陕西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武装斗争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参阅房成祥：《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第19-25页。

在四川，1927年7月成立了中共临时省委。10月，四川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成立了省军委会，具体负责组织全川的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随后拟定的《四川军事运动计划》《四川暴动计划》明确提出，做好农运、军运等工作，以保证四川武装斗争的顺利开展。1928年，党中央将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李鸣珂、参加过广州起义的穆青等同志派回四川工作，直接推动了武装斗争的开展。*参阅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党史人物传编辑组编：《四川党史人物传(第1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第212页。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四川党组织在1928-1932年间，先后领导了近40次武装起义。见表2*参阅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上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表2　1928-1932年间四川地区武装起义统计

涪陵罗云坝起义1930.04涪陵遂宁吉祥寺起义1930.06遂宁渠达虎南农民暴动1930.07梁山合川兵变1930.08合川荣县农暴1930.08荣县江津兵变1930.09江津铜梁农暴1930.10铜梁广汉兵变1930.10广汉彭山公义农暴1930.11彭山川东游击军1931梁山、宣汉、达县等华蓥山武装起义1931岳池、广安等南江平民军1932南江德阳孝泉兵变1932德阳南部升保起义1932.11南部

其中，特别具有影响的起义有：

南溪农民暴动。1928年初，中共川南特委根据《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决定组织宜、南联合暴动。4月7日，南溪农民暴动爆发。在4月7-10日间，农民暴动席卷整个南溪，数千农民揭竿而起。在“川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指引下，杀贪官，诛恶霸，农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南溪农民暴动引起了敌人极大恐慌，革命农民与反动派展开了生死大搏杀。在经历了牟坪、李庄和宋家等地的战斗之后，暴动农民终于失败。这次暴动，是我党在四川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农民革命斗争，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播下了川南武装斗争的火种。

万源固军坝起义。1929年4月27日，四川党组织在万源县固军坝发动武装起义，成立红军川东游击军第1路，李家俊同志任司令。后来游击根据地发展到方圆150余里，游击队伍扩大到2000余人，李家俊将其改称“城万红军”。1930年6月，“城万红军”在军阀刘存厚的重兵围剿下失败，李家俊等领导人先后牺牲。

遂蓬旷继勋起义。1929年6月29日，共产党员旷继勋带领川军第七混成旅2000余官兵举行起义，在蓬溪县大石桥乡牛角沟树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旗帜。起义部队随即攻占蓬溪县城，以“四川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名义贴出布告，宣布成立四川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蓬溪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先后转战西充、营山、渠县、达县、梁山(今梁平)等地，还在新政(今仪陇县城)成立了四川省第二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后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

涪陵罗云坝起义。1930年春，驻防涪陵的国民党第20军两个连举行起义，组成川东游击军第2路,原连长赵启明任司令，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任前委书记。接着，游击军转战丰都、石柱等县交界地区，后遭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伏击而失败。

四川梁达边界农民起义。1930年7月下旬,中共四川党组织在梁山、达县边界的虎城、南岳地区发动农民武装起义，成立四川红军第3路，李光华、王维舟任正、副司令，共1000余人。后部队奉命向武汉前进，进至石柱县境被军阀刘湘部打散，余部撤至梁山、达县交界地区坚持斗争。1931年夏，川东游击军重新组建，王维舟任总指挥，辖3个支队。随后,在梁山、宣汉、达县等县内建立了数块游击根据地。

升保起义。1932年11月，在中共南充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升保”起义。起义武装成立了游击队(后改名为川北工农红军)，队长张有明，政委覃文，军事指挥罗敏(罗南辉)。起义规模最大时，参加群众达数万之众。后在敌人重兵围剿下，于12月初失败，部分领导人转移到川陕交界地区继续斗争。

(二)三大起义创建的人民军队，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八一南昌起义后，部队一度曾仍然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1927年9月12日，在《中共中央两湖暴动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本书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10月15日，我党准备广州起义的联席会议决定，工农武装不再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斧头镰刀为标志的红旗。1928年4月13日，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决定，将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21页、23页。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张廷贵、袁伟：《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红四方面军诞生于鄂豫皖边界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又在这里领导了多次起义。从起义中诞生的工农武装，就是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1927年“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拟定了《秋收暴动计划》。同年11月，成功举行了黄麻起义，建立了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7月，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创建过程中，党中央选派了徐向前、曾中生、蔡申熙、陈赓等一批参加过三大起义的优秀干部来鄂豫皖地区工作，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红四方面军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很快就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

1932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向西转移，同年12月由陕南进占川北地区的通江县。12月29日，以旷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在通江成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建立。1933年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攻占巴中县城，2月1日解放南江。2月中旬，在通江城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2月至6月，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根据地迅速扩大。8月至l0月，红四方面军取得了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宣(汉)达(县)战役的胜利。以后，“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八座县城，建立了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由此，形成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鼎盛局面，是方面军发展的新高峰”。*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36-337页。在徐向前的另一份回忆中，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兵力是6万人。参见徐向前：《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星火燎原》1984年第1期。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迅猛发展，使蒋介石大为震惊。1933年7月，国民党组织川军各路人马，对以通南巴为核心区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从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历经十个月的艰苦奋战，红军在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援下，彻底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展至嘉陵江沿岸。

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川陕会剿”，红四方面军曾试图实施“川陕甘”计划，“依托老区，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与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徐向前：《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星火燎原》1984年第1期。并于1935年一二月份发动了广昭和陕南战役。1935年3月底，发起嘉陵江战役，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之后撤出川陕苏区，进行长征。1935年7月，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被中共川康省委和川康省革命委员会所取代，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旗帜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对川陕苏区存在的时间，特别是结束时间，学界有不同的说法，笔者认为辖区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变更，应该成为根据地存在和消失的主要标志。

全盛时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中心，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多达54县(区)4市，共58个。*李健、张喜庆：《川陕革命根据地县级苏维埃政权刍议》，《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在三大起义的鼓舞下，包括川陕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掀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巨大浪潮。这其中既有三大起义的直接影响，也有三大起义的间接影响，同时也包括了若干地区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立探索。大致上说，三大起义开创的革命道路，才最终成为了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功之路。

三

三大起义开创的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成为包括川陕地区在内的革命根据地学习和遵循的原则。

(一)根据地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武装斗争和红军的建设

在大革命年代，我党逐渐认识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在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而进行的三大起义过程中，我党成功践行和验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以后我党的许多重要文件中，都反复强调了武装斗争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建设，高度依赖于武装斗争和红军的客观实际。

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前，川陕边地区虽具备革命形势却缺乏内生革命力量，处于缺乏党组织有效领导的状态。无论是党组织的力量，还是对群众的发动都比较薄弱。故而当红四方面军大规模进入后，不仅党建工作依靠红军起步，甚至整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群众工作的展开都只能由红军来担任。用徐向前的话讲，就是“发动群众的力量，只能是红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260页。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具备政治信念坚定、战斗力强、组织严密、为人民服务等特点，最终决定了红军成为开创和壮大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主力军。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岁月里，残酷的对敌作战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参阅李健、张喜庆：《论川陕苏区创建的艰巨性》，《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徐向前同志指出：“川陕苏区是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根据地的历史，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取决于军事斗争的胜利。”*徐向前：《〈巴山烽火〉序》，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正是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才使得这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成为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当时中国革命的最重要区域。

(二)根据地建设中红军党组织必须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

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后，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在负责军事斗争的同时也负责地方党的领导工作，红军政治机关成为川陕地方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工作部门。可以说，川陕苏区的大部分党组织就是由红四方面军建立的。这正如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所指出的那样，“在红四方面军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在中共中央直接指示下领导着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行动以来，发动了川陕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因而产生了川陕省共产党的组织”。*《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李健、蔡东洲等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

红军成立专门的工作队，负责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工作。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后，为迅速发展党的力量，从部队中选调出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工作队分赴各地。这些工作队成员大多经过选拔，并有较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有的工作队员还接受过短期集训。为了有效地开展地方工作，红军政治机关还规定每个红军工作队员必须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守纪律，尊重群众风俗习惯，学习使用当地语言。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工作。“在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实践中，物色考查建党对象，条件成熟便立即发展入党”。*巴中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川陕苏区巴中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表3　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红军工作队承担的地方党组织发展任务*据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页)的资料整理。

川陕地区的大多数党组织最初都是由红军组建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方式也与党组织的建立类似。“开初，各级苏维埃干部，特别是区、乡、村的基层干部，均由红军工作队，宣传队(主要是政治部民运工作队)的同志，从实际斗争中物色和选拔积极分子。确定干部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征求意见，区级干部要报县委批准”。“苏维埃政权干部的产生，先是召开群众大会，由部队的人主持会议，大家提名推荐，最后用举手表决通过。根据每个乡、村干部的配备多少，举手表决以票数多的当选。然后进行干部分工，再向群众公布”。“在乡、村一级，也有由知识分子自发组织的，但也得请示红军”。*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研究室：《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三)根据地建设中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这一原则是在“三大起义”过程中开始形成，并且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日益完善的。1927年9月底，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秋收起义部队时就作出规定，红军在班或排建立党小组，在连建立党支部，以上建立党委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防止个人包办；同时规定，党代表兼任同级党委(支部)书记。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军委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后来中共中央又规定，在红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政治委员应即为党的代表”，负责“监督军官，并负责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对“兵士群众的政治教育”，同时“负责改良红军兵士生活，办理体育娱乐事项”。军队中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与党代表、政治委员制度的实施，既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又巩固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81页。

为了充分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井冈山时期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队党组织系统——前委、军委、纵委、营委、支部、小组，士委会设党团。鄂豫皖红军31师建立不久，即成立了师党委，大队部设支部，排设小组；鄂西红军第6军组成后，即在前委之下，“各纵队成立纵委，纵委以下为支部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80页。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根据地群众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属于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的过程中，红军是最核心因素。军队为谁服务，为谁而战，取决于军队的性质。《共产党·苏维埃·红军》中开明宗义讲到：“红军是工农群众的武装队伍，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维护苏维埃政权，消灭压迫阶级的武装和政权而斗争。”*《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李健、蔡东洲等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766页。

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与军事教育，以其十六字军训训词——“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参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为目标，正如《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党政工作大会的总结》中所言：为实现向敌人全线进攻的战斗任务，必须深入党内教育，“立即进行广大的政治动员，战前保障运动，深入宣传教育，保障政治上的坚定与军事上的‘必胜’，实践红四方面军的‘军训’。”*《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党政工作大会的总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第317页。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及提高战斗力的有效手段。《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草案)》指出，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充分启发一般战斗员的阶级自觉，巩固其勇敢牺牲的决心，严肃的军纪，来锻炼其必胜的意志，发动群众力量来充实配合，这样来保障这战争的胜利，在任何战争上、物质上、精神上的困难环境下都能克服一切困难。最要紧是要在战场上战胜敌人。”*《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草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6页。正是因为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使得红四方面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

(四)根据地(苏区)建设中必须坚持苏维埃这一工农革命政府的组织形式

将苏维埃作为工农革命政府的组织形式，最系统的实践是在广州起义的过程中。1927年12月11日爆发了广州起义，成立了第一个我党领导下的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苏维埃宣言》指出：“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的手里”，“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亚细亚洲也是第一次。工人群众夺取政权，组织了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在中共广东省委对于广州暴动的通告中，明确宣布没收资本家财产，工人监督生产，武装工农成立红军，没收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兵士，消灭军阀战争，联合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参阅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第133页。

最终广州起义失败了，广州苏维埃政权被扼杀了，但广州起义的意义和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因为广州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工农联合夺取了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第一次用他们的血，将全中国一切劳动民众的愿望写在红旗上面。”广州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将成为中国工农革命的明灯，将成为建立全中国苏维埃的斗争之向导。”*参阅《广州苏维埃失败了，全中国的苏维埃胜利万岁！》，《布尔塞维克》第13期，转引自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苏联《真理报》当时载文指出：“广州起义的力量在于：劳动群众具有与中国人民的压迫者、掠夺者和刽子手斗争到底的革命热情和决心。与此同时，只有对中国人民进行正确领导，才应当而且能够确保起义的胜利。也只有在一系列胜利和失败中与工农群众休戚与共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保障对红色广州面临的困难斗争实行正确的领导。”*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第143页。当时党中央也认为：“这是工农兵士群众第一次革命暴动的胜利。”*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第149页。广州起义中散发的传单明确以苏维埃革命号召群众：“工人要饭食，农民要田耕，大家要太平，谁给与我们，唯有工农兵苏维埃！”*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第127页。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发表的《苏维埃政权万岁》文章称：“这次广州暴动，从实际上，已经将中国究竟应采用何种政权形式为革命政权这一问题，完全解决了。我们现在能够肯定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适用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万岁！》，《布尔塞维克》第11期。转引自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第147页。广州起义实践了的革命政权组织形式，也成为了土地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遵循的样板。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完全遵循了苏维埃政府组织形式，并且在有的方面发展和丰富了这一组织形式的内容。《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总则规定：“川陕省苏维埃，是川陕省工农兵的代表会议。这一政权，属于全川陕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领导之下，坚决执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和指示，保护工农劳苦群众利益，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扩大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川陕的首先胜利。”*李健、蔡东洲等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143-144页。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不到3年时间中(1932年12月—1935年7月)，就建立了58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参阅李健、张喜庆：《川陕革命根据地县级苏维埃政权刍议》。村级苏维埃的建设是有特色的，“十户代表”制度则更是这一区域所独有(相当于今天的村民小组)。*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维埃是村、乡、区、县、特区(道)、省，均没有“十户代表”这样的机构。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了解苏维埃政权的职能和运行机制，群众的诉求渠道畅通，政府能最大限度满足群众需要。各阶层、各行业群众对根据地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管理的参与度非常高，充分体现了人民政权由人民自己做主的基本特质。广州起义实践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成功运用，并且成为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最有效的政权组织形式。

三大起义的影响和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它们既是我党过去革命斗争探索的集大成者，也是后来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引领者。同时，包括川陕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也是三大起义爆发的推动者和殉道者。正因为有了当时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组织的革命运动，才有可能在后面形成中国革命的高潮——三大起义；正是全国各地武装斗争和军事运动的曲折实践与流血牺牲，才成就了我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和胜利。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包括川陕地区在内的革命运动，也成为了三大起义的积极追随者和参与者，并且在三大起义开创的革命道路上书写着不一样的辉煌。在三大起义的鼓舞下，川陕地区爆发了一系列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军事行动；三大起义后形成的创建根据地的基本经验，成为川陕地区革命运动的指导原则。尤其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基本经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展。川陕地区的革命运动与革命探索，再次证明了三大起义意义的光辉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