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武，郭艺术

（广东培正学院人文系，广东 广州510830）

一、文学经典性与作品的思想成就

目前学术界分析文学作品的经典性（canonicity）往往只重视作品的艺术品质，而忽视其思想意蕴的成就。笔者认为：首先，艺术成就是小说成为经典的第一前提；其次，思想上的成就也是它们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

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思想成就就是它们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荡寇志》这类作品即使艺术成就再高，它也不能成为经典，因为它是站在与下层人民相对立的立场上的。民国成之就说：“《荡寇志》组织之精密，材料之丰富，何遂逊于《水浒》？或且过之；然其价值终不逮者，理想之高尚不逮也。”［1］478的确如此，思想成就的高低也往往直接影响着经典被认可与否。如：《水浒传》里那种团结向上、平等亲和的思想是它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英雄好汉“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均贫富，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分贵贱”。英雄们彼此情同手足，和睦相处，犹如一家人。他们这种团结共奋斗、平等一家亲的思想自然也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同，得到一代代读者的喜爱，以致在不同时代获得了不同的阐释与共鸣。此外，《水浒传》还有强烈的反抗压迫的思想，倾注了对被压迫者处境的同情、对他们反抗行为的赞扬的感情态度。这些都是它能获得广大下层百姓感情共鸣的重要思想成就。

而《红楼梦》对传统社会官僚制度、宗法制度、家族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所做的全方位批判，也是它思想上令人瞩目的地方。它蕴含的尊重女性、同情女性命运的思想进步性也是前所未有的。贾宝玉所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就是作品思想成就的典型体现。鲁迅就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英国J.K.罗琳著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之所以能成为当今玄幻小说的经典，很大一个原因是贯注了两大爱，一是母爱，二是友爱。［2］可见思想上的巨大成就是不容忽视的；小说要想成为经典，其内在的高品质除了艺术上有巨大成就外，还要在思想上有巨大成就，或者说能获得高度评价的优秀思想。

《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也是如此。它成为经典，固然有很多艺术上的成就的原因，譬如：擅长战争叙事，巧设悬念，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叙事技巧，一张一弛的场景交替等，其实还与它有很多杰出的思想成就有关。沈伯俊就指出《三国》的“向往统一、歌颂忠义”的思想成就是使它长期这么红的重要原因。［3］

由此可见，思想成就是使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具有长久魅力、成为经典而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也使它在千秋万代能获得广大读者普遍的感情共鸣。

二、《三国演义》的成就与汉代“大一统”思想的关系

（一）《三国演义》思想上的成就：“大一统”思想

《三国》“向往统一”的思想，就是具有“大一统”思想。

《三国》向往统一、歌颂统一。其第一回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其第一百二十回的回目就是《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其结尾写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显然，作者是赞扬中国作为统一的整体的。学术界一些著名学者在探讨《三国》的主题时更是直接把向往统一作为其根本主题。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称：“《三国演义》的主旨是反分裂、求统一的思想。”［4］1025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前言》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5］前言可见，《三国》赞扬“一统天下”的“大一统”思想是肯定存在的。

从接受的角度看，作家只有创作出平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其小说才会很容易流传开来。《三国》作者则抓住了平民大众易接受、较喜好的心理和思想：华夏民族“大一统”思想。相对其他民族而言，华夏民族更愿意接受“大一统”的思想。“似乎大一统了，其人心就安定了；一天不一统，一天就心神不定”。故凡不遵从“大一统”的就为错误，成为天下共弃甚至鄙夷的对象。《三国》蕴含向往一统天下的“大一统”思想则能把无比广阔的中华民族读者从心理上统一起来。可以说，具备“大一统”思想是《三国演义》实现经典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成就。该思想合乎主流意识形态和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理追求，尤其是合乎不同时代华夏民族的主流意识和思想。与百姓心理相吻合，这使得百姓从心理上不反感其思想精神，而愿意传播它。

（二）《三国演义》“向往统一”的思想成就与汉代哲学史学“大一统”思想的关系

从文化源头上说，《三国》“向往统一”、赞扬一统天下的思想与汉代思想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紧密相承。

当然，笔者又为何不强调说，这种大一统思想是春秋战国时就有的呢？譬如历史书《春秋》就有“大一统”思想。汉代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6］2523（《汉书·董仲舒传》）《春秋》第一条的记载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隐公元年》认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7］232（《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此处的“大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孔子维护周天子，实际是维护周文王所开创的大一统。

虽然处在“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也保持着一定的大一统观念。如当大国争霸时，往往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后来，秦朝也初步改变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任用官史的传统，以“贤贤”取代“亲亲”，建立了以丞相和将军为文武百官之长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然而，尽管秦帝国完成了封建政治与经济的大一统，但却没有完成与其政治经济相适应的大一统文化的选择，而封建大一统文化的真正建立，是由汉帝国来完成的。加上春秋战国离《三国》所反映的时代与生活隔得太久远，且《三国》反映的主要是汉末史事，自然以汉代“大一统”思想来解释，就更贴切。

1．汉代哲学理论中的“大一统”思想

汉代大一统思想，首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大一统”思想文化。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主张损抑诸侯，一切统一于汉天子，以汉皇为中心，使四海之内皆为“来臣”。他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已受之于天也。”［7］232董仲舒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2523（《汉书·董仲舒传》）这体现了他的“大一统”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一种文化专制，它不同于秦帝国野蛮的文化专制。它虽提出罢黜百家，但不是剥夺百家之学的生存权，而只想排斥、压抑百家之学，让儒学居于垄断、正统、主导的地位，允许诸子的经典充于秘府，在阐释儒学时，吸收、采纳其他诸子可利用的思想资源。［8］53西汉董仲舒在文化上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对后代中国人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2．汉代历史名著中的“大一统”思想

汉代两部煌煌历史巨著《史记》与《汉书》也同样鲜明地具有华夏“大一统”思想。这两部书既是史书，又是文学著作，都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书宏大的整体结构，雄伟的气势，引人入胜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透射出“大汉气象”和气质，以及“民族大一统”思想观念，这是春秋战国史著所不具备的。

孔子所删订的《尚书》记述始于尧，司马迁所著《史记》却从中华民族的起源说起，建立了五帝、夏、商、周、秦、楚、汉的正统序列，由此说明：中华民族多民族同源的观念在汉代已明确并定型。

《史记》52万字，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全新纪传体例，记载了上起黄帝、下止汉武帝的中华民族3 000多年历史，凡与中华民族发展有关的人物、地域、事件，无不囊括其中，体现了汉代人“大一统”政治观。《史记》以《大宛列传》《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写少数民族，但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传记附在处于中心的大汉（本纪、世家）之后。这就是司马迁新的大一统思想，他梳理了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关系史，以坚实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华夏“大一统”观念，即各民族都祖于黄帝。

《史记》颂扬帝王君主的一统事业。天下一统的汉家王朝，政治中心只有一个，没有任何人敢于和皇帝分庭抗礼、分享权力，在大一统君主制度下，天下安定，四海臣服，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司马迁对秦始皇的暴政十分厌恶，但对其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司马迁对汉史的基本态度是肯定汉代的大一统，反对分裂。东汉班固著有80多万字的史书大作《汉书》，其思想上有明显的“美汉”倾向。他把本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排挤出来，列入“传”中；也不承认王莽政权，故不把他列入“纪”中，而只是列在“传”的末尾。而且，《汉书》舍弃了《史记》的“世家”体，仅保留了帝王的“纪”，显然，其“大一统”思想进一步加强了。

以上可见，汉代哲学文化、历史文化贯注着一种“大汉气象”为标号的博大、昂然向上的时代精神，渗透着华夏“大一统”的重要思想。

通过这些汉代哲学、史学著作，后代中国人的“大一统”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故说汉代史哲文化反映出来的“大一统”思想文化一直传承下来，严重浸染到《三国》作者身上也是比较说得通的。或者说，追根溯源，从文化源头上看，汉代“大一统”思想文化就是《三国》“赞扬一统天下”思想的重要根源。而《三国》蕴含了汉代突出的“大一统”思想文化，向往一统天下，这或许是其被广泛接受与传播、成为经典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

三、《三国演义》的成就与汉代“仁忠义”文化的关系

毫无疑问，《三国》典型地反映了仁忠义文化。如：刘备在《三国》中可谓是仁德之化身。第四十一回写刘备偕同新野、樊城两县百姓一起逃难，并哭泣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这典型地体现了刘备作为王者，具有仁厚的品格。刘备在《三国》中，是明君贤主的代表。不仅刘备本人是仁德之化身，就连他的文臣武将也往往是仁义之士。如关羽的义薄云天，身在曹营心在汉，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只为忠诚于异姓兄长刘备；诸葛亮对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竭尽所能为刘备出谋划策，创功立业，还谨遵其临终托孤，在其死之后坚持辅佐扶不起的其子阿斗刘禅，不生二心；其他，如张飞的义不顾死，赵云的忠贞不二，都成为后世的道德佳话。可以说，是仁忠义使《三国》具有了经典的热议话题，是仁忠义成就了《三国》文化的经典内涵和经典性。而这一切，笔者认为，从渊源上探寻，要归于汉代儒家独尊儒术的仁忠义文化。

关于《三国》的主旨与儒家思想的联系，早有人论述。如有学者说：“《三国演义》之为文大旨，在于传达崇仁义、扬忠信以及重谋略的观念。将是否宽仁爱民，是否以诚信待臣下，作为理想君主的标准，反映出以仁政为核心的儒家治国方略。”［9］与他们略微不同的是，笔者更强调汉代这个阶段的儒家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因为汉代基本形成了中国后来的思想格局，即以儒家思想为正统，重视仁义道德的价值观。

的确，《三国》总体思想上是以儒家为根本要旨和精神支柱，类似西汉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实际上并不是纯粹地只独尊儒家一家思想，而是夹杂了其他如法家、阴阳家等思想。《三国》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根本，注重宣扬儒家的德政思想，表现为：总会贬抑曹操、弘扬刘备，既着力刻画刘备宽厚仁慈的仁义之君，又典型突出诸葛亮、关张赵等胆肝相照的忠义之臣。故汉代仁忠义文化是《三国》实现成就和文学经典的经典化路径。

也许有人会说，《三国》不是常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第一百五回）的话吗？这不是《论语·八佾》中的原话、代表的是原始儒家思想吗？怎么要理解为汉代思想文化呢？原因有二：

第一，因为先秦原始儒家只算是诸子中一家，是子学，没有独尊，而汉代儒家却是经学，被奉为经典必学必读，被官方独尊和强化，两者地位不一样。尽管《三国》援引先秦原始儒家中的话，那并不表明其完全只信奉先秦原始儒家，因为先秦儒家是排外的，是不掺杂道家、佛家、阴阳家思想的。而汉代儒家不一样，尽管它也遵奉先秦原始儒家，但杂糅道家、佛家、阴阳家、法家等思想。《三国》也是如此，有较多的道家、佛家、阴阳家、法家等思想元素。如第一回所写到的青蛇见御座上、雌鸡化雄等汉末灾异现象，还有小说所引述的谶纬、童谣现象，都飘逸着阴阳家的影子。而庞统、诸葛亮力主采取不仁的手段夺取西川、荆州等地，具有浓郁的法家思想。故笔者认为，《三国》奉行的不是先秦原始儒家思想，而是独尊儒术又夹杂其他各家思想的汉代儒家思想。至于《三国》引用“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等先秦原始儒家中的话，或可理解为：引用经典名著或名人名言，更方便读者记忆与理解君臣之义。而且，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有许多承接关系和共通之处，引用先秦儒家之语，也是作品《三国》符合汉代儒家精神的体现。因为《三国》符合先秦儒家只是表象，而正如前文所说，符合汉代儒家面貌才是本质；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第二，《三国》的经典化获得成功来自于广大的大众读者。而大众读者与专业学者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三国》的儒家思想不会深入剥离，譬如剥离出其儒家思想究竟是孔孟原始儒家，还是汉代董仲舒所讲的儒家，抑或宋明儒学。一般的大众读者只会笼统地把儒家看成一家。故《三国》引用“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一语，并非说只表达原始儒家的“忠君”观念，而是可以涵盖后来儒家所讲臣子对君王尽忠的“忠”。因为汉代董仲舒所讲儒家文化构成后来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基本格局，其君臣纲的“忠”涵义也可涵盖宋元以来的“忠君”观念，如岳飞的“精忠报国”之“忠君”，陆游与爱国紧密相连的“忠君”。也就是说，《三国》明显地、深刻地体现了儒家仁忠义文化。其理想人物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主要是以儒家人格为理论渊源和精神支柱的，其理论框架基本局限在“三纲五常”之类的伦理道德之内。而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构成了汉代人伦纲常的核心，成为汉代文化的精髓。他以儒家仁忠义为核心，杂以阴阳家的五行说，阐释出“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有意志，天人相通，借天意使封建统治神圣化。人伦由天定，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也按照阳尊阴卑的逻辑来安排。人伦依天意尊君卑臣、尊父卑子、尊夫卑妇，形成著名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10］373-374（班固《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他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7］434（《基义》）董仲舒又指出“仁之为言人也”［7］306（《仁义法》），“夫孝，天之经、地之义”［7］379，“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7］382（《五行对》）他说：“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之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7］387（《为人者天》）而且，汉代人讲的“忠君”也没宋明理学所讲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那么狭隘。

汉代文化中，其哲学以儒家的仁忠义伦理道德为特征，其文学以塑造正人君子的典型形象为目的，其史学《史记》也处处宣扬“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而儒家文化是汉代主体文化的灵魂。

汉代确立儒术独尊地位，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就是以家庭为出发点的。家庭伦理核心是孝，国家的伦理核心是忠，忠就是孝的提升。汉代确立了以孝忠为核心、以仁义礼智信为人生道德信条的道德。如汉人认为：“诗者，……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正义·毛诗序》）董仲舒又提出“五常”，即人所应该具备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常行之德。托名董仲舒、实乃班固所写的《天人三策》（但后人一般理解其为董仲舒思想，载于班固《汉书·董仲舒传》）还指出：“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6］2505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构成了汉代经学中伦理学说的完备体系。可以说，其建立的仁忠义道德观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

以上可见，汉代文化有很强的重视儒家德治的特征。其以“仁忠义”之礼作为道德价值核心，忠义是其最重要的价值体现，是封建社会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道德准绳，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约束力。“忠”是指臣下对君王的恭敬与服从，是形成良好君臣关系的精神约束力，即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义则指处理朋友、兄弟等关系的精神纽带。

董仲舒所谓的“三纲”在《三国》的关羽、诸葛亮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与之相对，不与君臣纲相吻合、常常凌驾于汉献帝之上的曹操则成了作者大加鞭挞的对象。《三国》作者笔下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分别是仁、忠、义的代表，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化身。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身上所集中体现的仁忠义文化，既有社会伦理中的朋友之仁忠义，又有政治伦理中的忠。而曹操身上的奸正好是对忠的反动。再有荀彧、荀攸、吉平、董承、伏完等身上所闪耀的忠于汉朝皇帝的忠君思想，他们的忠义主要体现了士大夫所传承的大传统文化，是政治伦理的忠。这些忠义文化是《三国》几百年来能够长期获得品头论足的思想内涵。所以我们说，《三国》的仁忠义文化其实就是汉代仁忠义德政思想的具化。正因于此，其在明清两朝能获得无数读者，甚至在当今，其伦理所讲究的仁忠义道德仍能极大地感染读者，获得情感共鸣。

总之，可以说，《三国》主要人物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的政治意识、人生理想、精神气质、行为方式，都由汉代文化孕育而成，并在时代的变革中有所发展创新。《三国》很好地为读者诠释了汉代“大一统”思想文化和仁忠义道德，相当于让读者接受了一次次道德的洗礼，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而这种成功与“独尊儒术”“大一统”又杂糅各家思想的汉代仁忠义道德观是分不开的。《三国》经典化的实现与汉代“大一统”和仁忠义等思想文化紧密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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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杨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