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 媛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开场讲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些貌似毫无关联的名言警句，随着人们对文化认同的深度认识，才使我们从中看到一些端倪，即这些状况的发生，都是文化认同的离散陷阱作用的结果。心齐，意味着特定国家、民族、团体有着以共同价值观为导向的文化认同，因而聚合多种社会力量，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可移动泰山；反之，则出现人心涣散，甚至导致共同体的解体。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化认同的离散陷阱，意指特定共同体中以某种价值选择为基础而形成的文化认同如同一个网罩，具有影响或左右系统中群体实践活动的功能，使之不能从中脱离，顺此认同者“昌”，逆之者则“亡”。在本文中，我们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在价值论的视阈中对文化认同中的离散陷阱，从冲突性、稳定性、疏离性和超越性等四个方面理性地分析特征与内涵，探寻驾驭它的策略，形成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文化认同理念。

一、社会冲突滋生多样性的离散陷阱

“离散”是一个科学概念，常用于数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中，意指当系统中各个物理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不能用连续函数描述，而只在离散的瞬间才能给出数值；汉语大词典指出，陷阱是指人们“为捕获野兽或擒敌而挖的坑，上面浮盖伪装物，踩在上面就掉到坑里。常比喻陷害人的罗网、圈套”。［1］1049辞源对陷阱的解释是“捕获或擒敌的坑坎。喻陷害人的罗网。”［2］1787我们这里使用离散陷阱这个词，用来指称因社会冲突而引发的用传统形式逻辑不能给出正确解释的特定社会共同体中以某种价值选择为基础而形成的文化认同现象。

人是社会的存在，也是实践的存在。人的社会实践影响着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文化要素之间的连结，这样，在理念或实践层面的冲突就产生了。社会冲突或矛盾是事物矛盾性的反映。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3］301-305具有普遍性，影响着人的社会行为和选择判断。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568。“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4］567可以看出，社会冲突之所以产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物质的和社会的各种同质的与异质的要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社会的存在状况，还是人的实践活动，都具有稳定性和持存性，社会结构中各个存在要素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具有耦合效应，一般的社会冲突并不能起到颠覆性的作用。当冲突的规模、力度以及连结的扩展，在一系列物质的或理念的转换中超过某个度的时候，稳固的存在状态就有可能被异质的文化力量所打破，从而使社会跃迁到新的结构存在状态，这表明异质性文化从此起到主导作用，就像多重要素的耦合实现了某种潜在的目的一样。社会实践中的冲突现象，是先前已经存在于社会系统中的各种离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就如同千万只手牵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从而保持着系统原先的存在状态，新的因素因此被抑制。这就构成了一个陷阱，一个在一般冲突范围中难以被打破或超越的陷阱，如同在四壁竖起了高高的墙，不但阻挡了身处壁中的人的视线，同样也限制了他的行为。这种因社会离散而引发的陷阱即离散陷阱，其典型案例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等。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日常文化生活中，无论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无论器物文化还是制度文化，都有离散陷阱存在，只不过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存在而已，对它的作用机制更是了解甚少。

人的社会活动是实践的过程，具有特定的目标指向和利益诉求，因此，实践活动总是自我的，为了特殊的群体、民族或国家。正是这种自我性，使人的实践行为处在一个内敛的状态，这种状态既是积极推动实践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一种抵抗力，使人在具体活动过程中不得不适应它，从而表现出推动、抵抗与适应的紧密关联，表现出社会冲突的一般特征。冲突是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总体标记，它蕴涵着丰富的内涵，构造了一幅不可预期的、多样性的转换图景，包括差异、竞争、抵抗甚至斗争，这些形式使得实践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使得各种可能性都交织在一起。作为动词的冲突表现为实践的行为和动机的存在，而作为名词的冲突则蕴含了一种人们对某种实践活动的期望和对结果的预期。前者体现着人们如何驾驭自己的行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后者体现着人们对实践活动的价值判断。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冲突，是指社会实践者之间实际发生的矛盾和斗争。虽然矛盾具有个别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认为个别中包含了一般，因此，冲突是个一般概念。冲突和矛盾之所以往往重叠在一起，是因为矛盾体现了各个社会系统的结构性构成中主要的“断裂带”，往往牵涉到不同集团或者人群（包括阶级，但不仅限于此）之间的利益分割。矛盾体现了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机会的分配。这些生活机会原本是就可能世界而言的，但现实世界却彰显出这些可能世界的自有的内在必然性。［5］306

一般而言，矛盾不一定会引发冲突，尤其是大的冲突，因为总有一些基本的社会规范无形地在起着化解作用。一旦社会主体在实际活动中明确意识到利益或诉求的一致性，社会群体就有能力和动机去掌控矛盾，保留那些符合群体利益的因素，排除那些不利因素。然而，从矛盾到冲突，再到对抗、斗争甚至使系统瓦解，具有规律性。这就是说，由于在实践过程中异质性因素的不可排除的存在，即离散因素的存在，从而使人们处在特定价值判断与离开这种判断的矛盾关系之中，亦即处在某种特殊的离散陷阱之中。

人掌控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般矛盾所秉持的价值判断可以表述为一种主体所拥有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认同，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基于社会认同的文化认同。由于“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6］4，因此，只有在特殊的认同范式中，才能形成共同的力量，一种社会的合力，一种规范人的戒律。这些戒律不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杠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就是社会生活本身，因为文化史是社会史的“中轴”，社会历史就是每一个社会个体依据所认同的文化行动的结果，所以，社会认同在狭义上就是一种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在微观实践上会表现为社会认同中的一种自我认同，其本质是社会的自我范畴化，即在任何给定的社会参照框架之中，符合下面条件的社会范畴将会成为显著的范畴，即那些与个体可获得的相关信息最“吻合”的社会范畴。换句话说，认同实质上是由主体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倾向所发动、导引、规约的选择行为，而“认知系统是在给定的背景中处理信息的，这样做是为了以尽可能简洁的方式解释相似性和差异，也就是说，它产生了一种能够解释最大数量变动的范畴化”［7］34。

依照社会冲突及其范畴化的认同解释，社会矛盾、群际竞争乃至阶级斗争，都是基于社会结构中以价值选择为导向的不同个体集合之间在认识上的差异和对立而产生的。由于以特定观念为基础的认同群体，在文化上和选择时的异质性，其所秉承的观念会进一步强化他们以自己的视角和理念看待他者，这样，范畴化的过程就会增强群际差异。“差异的增强是以偏好内群为前提的，因为个体正是从自身所归属的社会范畴那里获得社会认同的。由于有自我定义卷入其中，这就激活了一种获得或维持积极自我评价的需要，这种需要可以通过在社会比较中偏好于内群（因而也是自我）来实现。”［8］64范畴化了的认同表述了社会的离散性和聚合性的矛盾。不同认同的范畴化的表达，形成了诸多的既有交叉又各不相同的陷阱，那些被范畴化了的个人，就会被限制在不同的陷阱之中。

文化冲突是在范畴化的空间中进行的。当一个或一组群体与另一个群体或一组群体冲突或斗争的时候，团结、鼓励或支持的社会实践形式，正在这个他们所属的群体中发生着，这就体现出了身处陷阱中的人的行为的多样性。鲍曼说，随着各种手段的出现，冲突、团结、战斗、辩论或正义的治理，远远超出了人类眼手所及的范围。空间已经成为“过程化的、中心化的、组织化的、常规化的”，并且最先从人类身体自然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因此，从那时起，技术的能量、行动的速度和技术使用的成本就是“组织化的空间”。［8］30另一位著名学者卢克对这种情况则作了更加哲学化的概括：“传统社会的空间性主要是围绕无中介的常人身体能力组织起来的。”［9］123不同的人因其所属文化的社会归属，彼此之间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发生冲突，并因此而使自己处于离散的文化之中，固守自我或所属群体的文化特质，社会的合力因认同的差异受到了阻碍。

二、离散陷阱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保守力量

美国学者阿帕杜莱认为，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10］527确实，无论在文化系统还是文化认同系统，离散陷阱的产生都是由于在实践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出现了异质性因素的结果，这些异质性因素对系统运行的干扰，是以所谓文化扩展的形式起作用的。文化扩张是一个双向流动的控制过程，它要么把异质性因素转化为同质性的资料，要么使扩张的方向朝着有利于异质性的方向发展，至于最终会出现什么结局，则要依据同质性力量和异质性力量的博弈，正如植物生长是基于吸收到土壤中的水分和养料，使之转化为身体的营养，还是被那些过量的水分或营养所吞没。换句话说，文化的扩张是物质性的、观念性的以及心理性的因素，它是在实践系统的网络空间中真实冲突的结果，是在时间演化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功能起作用的表现，是人的知识、技能、行为、素养、利益等多种自我的或群体的吸纳与排斥异质因素的能力，在真实时间演化中综合作用的结果。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认同性的实践空间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在实践系统中处在紧密关联的相互作用之中，具有紧密结构，具有特殊的社会关系和运动范围，具有源自于共同价值选择的目标导向，因而，尽管系统存在异质性力量的扩展，但借助于离散陷阱的粘连，也会在相互作用中实现某种程度的稳定。离散陷阱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保守力量。

处在离散陷阱中的人们所秉持的认同理念，其暗含的价值指向就是社会实践的多重目标。在这多重目标的共同作用下，实际上构造了引导社会实践的固定模板。作为现存的文化形式，它预设着人类的实践方式，包括实践动机、使用的工具、操作的方式方法等。引导社会实践的固定模板或许不是完全封闭式，但它的开放是有限的，也不会轻易改变。它以自身的不可轻易改变性为实践的特定阶段构造目标，决定了文化扩展的方向。一旦社会实践的目标从真实的时间演进过程中展现出来，其遏制力就不可排除，它会限制人的实践动机，限定人的着力方向，把认同力量稳定在一个区间内，使各种相互作用服从于特定的目标。

对于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性来说，如果现存的离散性被遏制，或者表面上看被遏制，它就会突现出强大的力量，使人们借助于多种多样的方式，捕获那些进入陷阱中的物质因素，使其转化为有利于目标实现的物质力量，通过这样反复的调节过程，认同群体的实践行为就越来越趋近他的目标。同样，处在陷阱中的他也就会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想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文化扩张所具有的调节作用，事实上是可以转换社会实践的目标的。理性的人们绝不会固定在一个活动目标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改变这种目标。当社会实践中现有的目标成为阻碍人发展的锁链时，各种抗争的意愿、计划和想法等等，就会产生出来，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修正先前的目标，突破陷阱制约，寻找机会去实现新的目标。然而，在真实的时间演化中的人类实践，很难突破原有的种种制约，这就导致进一步的冲突与竞争。尽管如此，离散陷阱的保守作用还是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引导社会实践的固定模板中，也包括着对社会实践方式的指导。社会实践总是具体化的行为方式，离不开劳动工具、劳动方式、工作场所以及劳动技能的使用。社会实践作为一种具有操作性特征的活动，总会在行动中看到其效果，体现出人的力量与物质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人的欲望与能力转化为从野性自然到人工自然的过程。劳动者或实践者在特定历史发展状况和特殊能力的驱使下，要把自己的需求转变为满足和从对象世界中获得，他必须借助于操作系统来控制和捕获物质力量，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赢得人工自然的活动中，人的力量与物的力量，总是处在对立的状态，总是以不同的作用机制表现出来，它们在实践的时间性中彼此确定，相互影响。

影响人实践能力发挥的基本力量性因素是认同，因为一种认同意味着基于人们所具有的知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技术手段以及社会制度等特性。正是认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世界观等）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告知实践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及如何做。对实践者而言，已经形成的现存的认同，构成了实践活动系统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调节人的力量与物的力量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变量，不仅调节着实践者的行为，也调节着实践者的动机。认同的稳定性意味着行为活动的稳定性，意味着实践方式的稳定性，意味着深陷陷阱中的人的价值判断的稳定性。如果没有这种稳定性，社会行为就会走向紊乱，社会就会失序。文化认同也是一种承诺，是聚焦人的实践活动的粘合剂。作为一种承诺来说，它告知在这种认同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们，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为实践者提供了一个发挥自己能力的心理安全的条件。每种文化认同都包含诸多内容，并不仅局限于某个关注点、知识领域或生产生活方面。作为承诺，其实包含了广泛的领域和多维度的视角，拓展了实践者的想象空间，提示出不同的操作方案、行动路径和认识视角。正如鲍曼所说，我们所提倡的视角部分地提出了对在其他分析框架中所获得的大量发现进行一种重新分配的问题，但它也部分地需要一项完全新的研究设计，其第一个维度就是显示出“文化密度”的概念；第二个维度给出了警示标志，即文化项目记号所产生的物质多样性以及这个媒介与这些项目标记和生产活动中社会文化差异的关系问题；第三个维度则表明，在一个整体内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一种单一的文化。换句话说，文化认同作为承诺，首先在于它提示实践者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特定文化的内涵，与“文化密度”关联越深，合理性就越高。同时，它作为警示，使实践者在面对物质多样性和社会文化差异时，做出有利于文化认同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在特殊文化认同的空间中，要隐藏消弭文化的差异性，使人们即使面对差异，也需要把它看作是包含在单一文化之中的差异。不难看出，承诺是一种保证。

文化认同亦是一种规训，它告知实践者做什么是对的，以及做什么是错的。规训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具有规范力量，这是任何社会、任何组织或群体都拥有的基本规则，如对于学校来说，不同类型的学校有不同的规则来规范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且这些规则是群体中的人都认可和必须遵守的，教师不可以随意调课、停课、缺课，这是教师必须遵守的，体现为责任与义务。对于医院来说，也同样如此。著名哲学家福柯就曾以学校和医院为对象，深入讨论了规训问题。文化认同中的规训意蕴具有强制性，尽管那些规则并非从来如此，它也是在群体的实践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受人操控，但它一旦形成并嵌入文化的表征链中，强制性就凸显出来了。

规训是社会冲突的产物，是人在实际的行为过程中千百次地抵抗和适应的结果，是在各种异质文化介入既成文化的渗透过程中被范畴化的东西，包括物质的、理念的和习惯性的因素，是很稳定的。人们可能对认同系统中的规训存有疑虑，对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甚至会试图推倒重建，但它的一般性特征是很难改变的，在未发生改变以前，认同群体不会因个别人的意愿而容忍这种不协调的想法和行为。

社会实践系统中必然包含无数的冲突和异质因子，但在通常情况下，它们都会被规训所压制，把冲突限制在不使系统行为失序的范围内。当一个系统中的规训在不知不觉中转变为个体实践者的自主规训的时候，行为主体就能自我辨识自己行为的对错，群体的组织机制也会以规训强制个人主体的行为，抑制实践系统本身的离散属性。这样，一方面是规训的稳定作用直接表征在个体的行为中，另一方面是离散陷阱的保守力量遏制着个体的创造行为，当这个作为核心价值观的规训被越来越多的单个个体所突破，社会实践显示出整体变化时，表明社会变迁的实践蕴含在行为系统的离散状态中，而实践的离散对于理性个体来讲又源于文化认同的离散。

三、离散陷阱蕴含社会变革的跃迁因子

社会实践是在既定的网状空间中完成的，受文化认同的限制与约束，这样的空间通常必然处在相对孤立或封闭的状态。在这样的空间中，实践主体与客体的功能、位置及其相互作用方式都相对确定，因此，实践者对异质性因素的输入并不十分敏感，会在无意识状态中忽视其存在。对于实践者来说，一般的冲突并不会影响其实际行为。然而，社会冲突并不总是和风细雨，有时也会引发巨大的反冲力量，甚至使实践系统瓦解。这是因为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对于异质性的存在视而不见，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实践者的主体意识也不会允许让自己一直停留在某个特殊的发展点上停滞不前。在一个全球化的现实时代，人的欲望和需求也总是时刻变化着。异质性在文化认同空间中迟早要起到激活系统的作用，会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刺激主体的欲望和需求，更不用说实践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未来的追求了。这就是说，尽管人们在实际的实践活动中受到认同意识的稳定性的限制，但追求从离散陷阱中逃逸出来，是不可避免的。

处在离散陷阱中的那些异质性因子，在稳定的认同空间中会被视为同质性要素，与其他要素共同参与作用，这一点可以从概念和现象两个方面做出解释。同质性是文化认同的吸引因子，异质性是排斥因子，文化认同空间表现为杂和性。社会实践是在同质性与异质性交叉的文化空间运动的，那些来自于不同特征的要素之间的交叉总是导致建构的或解构的状况的发生、链接或联合。如果异质性的链接、联合起到主导作用，并把这种作用传导到整个实践系统，现存秩序的解构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并占据主导地位，系统就会突现出新的运行轨迹，原本意义上的共生共长的状况就难以维系，实践系统就会被摧毁。

由此不难看出，冲突过程与实践者链接的系统网络，不只是整合了各种空间因素，使主客体力量在同一时间共同为早先确立的文化认同理念的贯彻贡献力量，而且也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共同为废止早先确立的文化认同理念做出贡献，从而瓦解或摧毁系统。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实践系统瓦解的激发因子既可能是外在的，也可能是内在的，但瓦解过程本身必然是通过系统自身的运行活动实现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离散陷阱本身就包含了推进其变革的跃迁因子，文化冲突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退缩，“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6］7。人们做不到完全排除它，只能理性地控制它，使之朝向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社会实践以自然的方式来建造系统，也导引我们自己的社会实践。

对于离散陷阱在文化认同变革以及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这种制约的和推进的作用，按照传统的、非突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析方式进行解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可能仅仅以人的主观意志、欲望或需求为原则给出科学的认识，换句话说，尽管文化认同具有主观性，它的形成看上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真实的情况是，客观的因素起到了更根本的作用。因此，唯物主义的解释必然是一条根本性原则。同时，如果我们仅仅落在客观性上看文化认同，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必然要犯绝对主义的错误。人类中心主义是错误的，但人的作用也不可贬低。例如，在离散陷阱包含瓦解或摧毁原有认同系统或实践系统的异质性因素的分析中，技术进步或创新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异质因素，但对技术的分析、对物的分析，不可能成为惟一决定的因素，它实际上关注的是人，是社会关系把人们连接在一起或者分离开来的社会主体。技术的基础作用不可忽视，社会的存在形式和结构、人的能动性、社会传统、价值理念等等，也必须要考虑进去，这就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辩证法。“一个复杂、承载价值的社会结构，必然与不同个体的价值心理活动相互作用”［11］19，在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我们只相信某个要素的决定作用，并以此来塑造我们自身或他者，我们就会丢失已经是不证自明的真理。

从一般系统理论的观点看，离散陷阱所蕴含的具有瓦解或摧毁实践系统的跃迁因子，很难用“好”与“坏”的政治准则加以评判。正如格罗塞所说，政治是旨在控制、管理、引导集体的现在和未来的权力和力量的集合。这样的定义将人们引向权力位置认同的问题，这个词永远不应当与这样一个问题分开：“谁拥有权力，又在何时、又如何作用于何人？”同样，这也涉及承受权力实施的群体或多个群体的认同问题。身份认同需要同时确定边界。身份认同同时寻找赋予每个集体最低限度的同质性内涵。［12］3当实践系统中的某些跃迁因子发展到系统自身不能控制、管理和引导集体行为的时候，实际出现的情况是身份认同以及系统原本具有的多种认同内涵的格局被打破，同质性正在被消解，系统将处在失序状态，从而有可能推进系统进入新的秩序状态。

对此，我们可以用“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例子简略说明。对于前者来说，一旦发展中国家陷入所谓发展瓶颈的状态，就会出现身份以及其他认同内涵出现紊乱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异质性的活跃因子就会被激活和起到关键作用，其结果要么是推进实践系统跨越到所谓发达国家的状态；要么是使系统退回到更紊乱的状态。对于后者来说，一旦某个后发展国家发展到足以挑战先前的超级大国的地步，大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其结果要么是使先前的超级大国退到次要位置，超级权力被剥夺，被取代；要么是后发展起来的大国被摧毁，失去自主能力。因此，系统自身的评判标准似乎是中性的。所谓社会冲突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退宿，其实质表明是从哪一个角度去做出评判而已。

然而，真实存在的社会实践系统是不会容忍让系统自生自灭的，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必然要发挥作用，政治的力量必然要展现出来。人们总是要积极行动起来，从进步的视角或观点去看那些跃迁因子，尽最大努力去发展那些被认为有利于人和社会发展的“好”因子，抑制或消灭那些“坏”因子。对于这一点，马克思的观点很能说明问题。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前言”中，勾勒了一种社会变迁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是特定社会类型中生产力的扩张。当社会现存制度无法再容纳这种扩张时，就会导致革命过程，而革命过后，上述的过程又会重复发生。所以，我们才要在阶级社会的趋势特征中寻找变迁的根源，因为这些特征包含了“社会自身变革的种子”。［5］342

按照吉登斯的说法，人类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通过认识来把握时间，而不仅仅是度过时间的。这一关键区别尽管已是老生常谈，但通常只有当进化论学者讨论是否在原人和智人之间存在显著的突变这个问题时，他们才考虑这一点。也就是说，这些主张进化论的学者仅仅将这种反思性看作是添加到既有进化过程中的某种新的因素，使自然选择过程变得更加复杂而已。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了任何打算通过一系列单一绝对的因果机制来解释社会变迁的做法。理解历史中发生的进程的努力不仅构成了历史内涵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改变历史的一种手段。［5］352显然，当人们面对离散陷阱带来的抑制甚至摧毁人的实践系统的时候，当离散陷阱使人的存在退回到先前的繁芜状态的时候，积极的抗争就必然发生，“有利原则”就会发挥作用。有压迫，就有反抗。无论这种压迫是来自自然，还是来自强盗。

从系统的自组织性角度看离散陷阱中的跃迁因子以及离散系统，我们宁愿把所谓瓦解或摧毁过程看作是系统的重组过程，是对系统中各个构成要素的新的排列和组合，在某种主体意识和价值选择的指引下，给社会实践系统注入新的积极要素。应该从开放性的角度看待系统的存在与发展，把重组的过程看作是开放式的终结过程。开放式终结过程是在社会实践与相应的理念完美结合中达到的。这就要求某种特殊的设计，如人为地增强某种行为、扩大边界条件、给系统注入新的因素、尝试调节相互作用的方式等，从而使新的理念、系统的知识与行为过程相协调。

在社会实践范围内，跃迁因素的发展以突现的方式在进行，从而构成两种对立形式，其一是边际条件决定论，即外部因素的决定，这意味着输入信号占据主导地位，表明特殊的转换指令在系统中的放大；其二是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论，即系统中的某种作用机制起到关键作用，从而对系统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以此发展来调节自身，并起到瓦解自身的作用。无论边际条件决定论还是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论，都是一种特殊式样的功能解释理论，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以内容决定形式的方式解决问题，核心是关注转换的特殊条件。但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冲突理论看来，任何因素都不应该成为决定系统的唯一条件，整体性认识更加重要，应该回到整体地看待多种冲突因子共同作用的最初的状况上来。无论如何，在离散陷阱中存在的那些跃迁因子，必须在开放系统的环境下有目的地给予控制，使其朝向帮助实践者走出陷阱困境的方向转化。

四、超越离散陷阱意味着“进步”

存在于文化认同系统中的跃迁因子既不是罪恶的种子，也不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既不是撒旦，也不是天使，它只是系统自身演进过程中存在的变革要素，是一种客观现实。关键在于控制，如果控制得当，其进步意义就会彰显出来。社会冲突并不可怕，离散陷阱的存在也不可怕，怕的是当我们的文化认同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主心骨，束手无策。面对困境，只有有效行动起来，才能摆脱离散陷阱的束缚。历史告诉人们，面对困境，只能有两种解决办法：创造与适应。创造就是寻求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适应就是依赖，就是顺应变化，在适应中创造，在创造中适应。创造性和适应性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两条基本路径，它们相互影响，同时也相互增强。

创造或创新必须依据客观事实和科学手段（包含科学知识、技术设备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因此，我们应该把创造视为基于科学手段开展社会实践与客观力量的持续斗争与利我原则的扩展。科学的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主体意识的不断自我超越，但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实践活动的有效手段和形成与共同体相符合的文化认同理念。从手段上讲，应该视各种设备、机器、工具为实践者如何与客观力量进行斗争的核心，也就是充分挖掘和发挥现有生产力的功能，同时聚焦并创造新的生产力，使实践者有能力同客观力量发生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变野性自然为人工自然，需要基于多种手段进行物化的工作，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的实践服务。

人利用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行为之所以具有超强的力量，是因为人的社会行为并不仅仅是单个个体在起作用，而是远远超越单纯的个体体力和脑力所能及的范围。个体行为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因为个体行为受到个人自我意识的影响，往往用个人的想象来代替现实，而一个人的想象的共同体，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政治的牢房。［10］528只有群体的行为方式才凸显出社会实践的本性，才能形成巨大的社会合力，即我们所说的文化认同。群体意义上的社会实践，也必然是以群体意识导引下的操作性或行动性为基础，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调动各种技能、各种力量、各种具体的手段，使变革、捕获、物化物质力量成为可能。换句话说，由于在群体的社会实践中，行动并不是个别地和相互独立地发生的，而是在一个复杂的行动场域中相互关联的（被派定的、依赖于它们不同的凝结的模式，比如群体、社区、组织、联合体、机构、国家、市场等等），［13］5因此，通过聚焦于这些互动场域的综合的文化性质，尤其是它们的整体机能，才能推进群体实践的良好发展。

利用科学手段走出文化认同的离散陷阱，也必然要充分发展科学的认识，形成科学的知识，推进社会实践进程。科学认识不仅是理解客观对象，还在于对操作性过程进行描述和把握。社会实践中的科学认识，为实践提供科学的观念和认识的维度，克服行为的盲目性。在社会实践中，经验、事实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尤其需要用复杂的表征链，经由一层层抽象过程，才能使认识从未知王国上升到理性高度。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离散陷阱中的跃迁因子并不是那么易于辨识和控制，它们虽然“狡猾”，但并无恶意，要在绝非铁板一块的离散陷阱中辨识到真正的跃迁因子并理性地认识和控制它，需要用到多样的、完全不同的方式方法，要基于新的概念、模型和实践手段才可能把它从系统中提取出来，使它们在新的场景中彼此链接、彼此产生，在实践中实现开放式的终结性扩展，促其性质和功能进一步暴露。

对跃迁因子的科学认识是一个基于事实基础的理念形成过程，这一理念一旦形成则意味着构造了一个范畴化的认识模型，包括甄别、选择与整合等提取步骤。甄别就是要在系统整体中对与跃迁因子关联的那些要素加以分解，使之定位，分析其性质和功用；选择就是借助于实践者的科学素养、经验和系统知识，形成判断力。选择和判断力是人类的最典型特性，是主动介入的活动。整合则是规训的表现，是实践者借助于一整套专业的技术与手段，最终确立跃迁因子的特性，把规训力量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尝试对对象施以控制，变被动为主动的利我过程。可以看出，控制跃迁因子的理念形成过程是强制实践和自由判断的相互交织，在实践上显现出知识的力量与规训的作用。同时，自由判断与强制实践的交织也隐含着目的导向，引领实践者的实践方式和作用机制。甄别、选择与整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整体性的和系统性的行为，也是形成文化认同的过程。我们知道，跃迁因子的产生，既是系统中各个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冲突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引发冲突的根源；它们不但是次生级的，同时也是原生级的，体现为结构自身变化的特征。我们说离散陷阱是系统的结构性问题埋下的祸根，因此，对跃迁因子的认识，其实就是对它的结构性的认识。

摆脱跃迁因子对现存秩序系统的瓦解或颠覆作用的创造性实践活动，还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场景，适时地形成群体的文化共识，因为社会实践根本上是群体的实践，只有形成内在一致的文化共识并以此为价值选择的目的导向，真正的合力才能形成，才能借文化共识的形成过程和它的价值影响力，推进新的社会秩序的产生。在这一点上，鲍曼给出了一个值得肯定的答案，他说，“文化概念最主要的矛盾性反映了创造秩序观念的矛盾性，这种观念是所有现代存在的核心。没有人类自由的选择，没有人类超出现实的想象力，无法想象人为创建的秩序能够承受和排遣压力。与人为创建的秩序不可分割的观念是假定自由在建立一种无法抗拒的现实中终结，而且自由被用于取消对自身的服务中”［8］12。鲍曼所说的“创造秩序”其实是指控制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果在一个共同体中群体的看法、思想、欲望以及行为是一致的，那么，就会增加特定行为模式发生的概率，其他类型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文化认同的作用越强，克服离散陷阱的能力就会越强。

在鲍曼看来，“创新的观念，积极同化宇宙的观念，以及对混乱的世界强加人类智能行动的有秩序结构的观念——这些观念被永久地嵌入实践观念之中——只有被看做是共同体的属性、能够超越自然或自然化秩序以及创造新的不同秩序的能力时才确实是可理解的。”［8］219创新、创造确实是一种同化宇宙的过程，是人的目的和手段的共同施用，是人类自利原则的运用。对混乱的世界给予人的智能作用力量，就是人的一种实践行为，是认识见之于对象的作用方式。鲍曼把这一实践方式看作是创造“秩序结构”，是人类共同体的属性，是人类能够超越自然的能力，是在失序中打造秩序的活动。鲍曼的这些认识是赋有启发性的，对于人们突破离散陷阱对实践的制约作用，兼具引导理性认识和实际行为的意义。

事实上，人类共同体总在改变着自身文化认同的内涵，当外加的制约限制了人的自由活动，对人的生存构成威胁的时候，人总是要适时地改变这种状况，这就是与创造相勾连的适应性。适应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人类行为，而是具有主动性，没有主动的适应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可言。或许，某时、某刻或某地，人的适应具有消极性，但总体上，适应过程是积极的，是人发展的必然要求。适应就是理解基础上对对象的依赖，也是一种实践行为。在某个特殊时刻人们在适应中形成的认识与创造中形成的认识的耦合，构成新的文化认同理念或内涵。

人类历史表明，越是面临险境，人越有智慧勇敢地解决问题。从失序中创造秩序，是个人乃至人的共同体的本性。法国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说，作为认知整合的运作者，人们根据其自身的逻辑推动了那种对任意武断的秩序的社会整合，“社会秩序的维持在极大程度上是由……有关社会世界的各种知觉范畴的协调结合所保障的。由于这些知觉范畴是根据既定秩序的各种划分（从而也就是根据那些支配者的利益）作出调整的，并为所有按照这些结构而构成的心智所共有，所以它们把各种客观必要条件的表象加诸自身”［14］13。不难看出，促进跃迁因子的秩序化建构，既改变了文化认同的内涵，又现实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五、结 语

文化认同的长期灼热研究，似乎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学术的和历史的反思告诉我们，先前人们关于文化认同的理解，并没有捕捉到问题的实质。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来看这个问题，使我们认识到，文化认同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价值选择理念，而是内在地存在着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一场激烈的矛盾斗争，同质性因素是认同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或者说是主流价值观，它规范着共同体的行为和追求，是系统秩序的表征。然而，异质性的存在是不可排除的，它代表着系统冲突的另一方，具有离散的属性，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有时甚至代表着更加积极的方向。这个因社会冲突而生发的离散现象，其实很难排除或消解，它的存在犹如一个陷阱，一旦跌落其中很难自拔。当我们认识到这种离散陷阱确实存在，而且具有普遍性的时候，我们才能确定人们正在把握的文化认同的实质，甚至是社会实践的实质。

对于社会现实运行中离散效应的存在，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充分认识到，他的冲突思想事实上就是从对社会的离散现象入手开始分析的，在拙著《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中，就提出劳动分离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的表现，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冲突的思想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找到或体现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与实质。［15］267离散陷阱加大了社会发展的代价，今天引起我们极大关注和讨论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发展过程中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不仅有可能再退回到贫穷和落后的状态，甚至社会将更加混乱和无序。当然，我们今天深陷其中的陷阱远远不止这里提及的两个，如地缘政治陷阱、民粹主义陷阱、金融危机陷阱、全球化陷阱、生态危机陷阱等等。事实上，如果有那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都会引起系统严重不稳定，前面所提的人们给予高度重视的两个陷阱，只是我们明确意识到它们是陷阱而已，到了应该明确问题的时候了！

离散陷阱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辩证法问题。对于这类重大的具有辩证特性的事实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不能局限于受机械呆板的因素所驱使，而缺乏自觉的意图与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人类应该使自己存在的安全性最佳化，使自己发展的意义最优化。布尔迪厄说，如果我们仅仅受制于经济逻辑，除了这个经济，他就看不到其他。其实，实践活动还可以有其他的准则。因为实践经济的全貌涉及广泛多样的职能和目的。要是把丰富多彩的行为形式归结为机械的反应或是仅出于目的明确的行动，又怎么能够说清楚所有那些虽不是出于有根有据的意图，甚至也没有特意盘算过，但却也是合情合理的实践呢？”［14］149因此，在克服文化认同的离散陷阱时，“只有与线性思想决裂，才能以既统一又特定的方式解释实践的无限多样性，从而致力于重建表现在每个因素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而线性思想只知道直接决定性的有条理的简单结构”［16］178。对于那些秉持机械思维的人，恩格斯早已批评他们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尽管看到树木是一种进步，但还远远不够，只有既看到树木，也见到森林，才能在处理复杂性的社会实践系统面前立足和前行。我们必须把新的全球文化现象理解为一种复杂的秩序，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秩序，我们再也不能用现存的中心——外缘模式来理解这种秩序了，即使是那些主张多中心与多外缘的模式也无济于事。［10］528

辩证地看，人的社会实践，一方面依托于固有的文化展开和组织；另一方面，文化的更新发展又依存于社会实践，人的存在与认同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与共生性。文化认同的离散陷阱，就是社会实践的离散陷阱，因而也就是社会合力发展与社会整合的陷阱，必须辩证认识，科学引导，有效控制离散陷阱，才能使人类文化走向更有利于人的生存、生产和生活的美好社会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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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 瑛）